胡宗铎对李宗仁讲的那一套可谓心领神会。他马上致电南京政府，保荐他相中的张知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并主持所有湖北党务。

胡宗铎身为“李白”手下的一个军长，居然能保荐新的省主席，这令很多人惊骇不已。张知本原本只是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他自己认为能在新省府中当个民政厅长或高等法院院长就不错了，做梦也没想到因为和新桂系的关系，居然能得到省主席的高位。

“李白”随后保荐胡、陶分别担任湖北清乡督办、会办，另外还任命他们为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副司令。这样胡、陶拿张知本做挡箭牌，却得以在幕后操纵了湖北的一切军政要务。

胡、陶性情粗暴，特别是陶钧，更以杀人如麻著称，过去作战行军，遇有士兵落伍，他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枪，这让李宗仁都觉得有些不近人情。新桂系刚入武汉时，正逢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为声援纱厂女工进行游行，陶钧便派兵包围中山大学，抓捕了许多学生。当军法官拿着其中二十三名学生的名单送审时，陶钧看都没看，就在名单上画了个大圈，然后写上“一律枪决”。军法官提醒他，一次杀这么多的学生会失去人心，对还未在湖北站住脚跟的新桂系不利。陶钧想了想，又写上“二十岁以上均判处死刑”。九名学生就这样命丧黄泉。

武汉一度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聚集地，继汪精卫宣布“分共”之后，他们再次成为新桂系屠戮的重点。有一次军法官将一份包含有期徒刑的名单交给胡、陶审阅，陶钧批上“一律枪决，以免麻烦”八个字，然后大笔一挥，将名单上的所有名字都画入圈中，连军法官的名字也随手被圈了进去。军法官一看大惊失色，急忙提醒陶钧，陶钧便在名单上批道：“法官无罪，不杀”。

过去盛传，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句话其实不是蒋介石说的，而是陶钧的发明，原话是：“宁误杀一千，不跑落一个。”

新桂系占领湖北期间，汉口刑场、武昌刑场上男女被杀者，一次达到二三十个之多，其中除了党人和学生外，不乏一般无辜百姓。胡、陶也因草菅人命而被鄂人称为“屠户”。

在新桂系的极端残杀政策下，前湖北省政府成员亦在劫难逃，李汉俊、詹大悲均被逮捕。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曾与北方的李大钊齐名，为教育界知名人士，而且他早已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詹大悲则是辛亥首义元勋，他参加辛亥革命时，新桂系的一帮人都还不知道在哪里。

程潜闻讯急忙前去保释，但晚了一步，李汉俊、詹大悲在被逮捕后不经任何审讯，数小时内就被枪决了。

孔庚、李书城也被抓了起来，只是慑于二人年老资望高，还有利用价值，才没有被立即处死。

程潜为人比较拘谨，平时不大表示意见，但愤懑之下，也忍不住通过与记者谈话进行抨击：“今日之国民党，已臭不可闻也。”

程潜的锋芒所指，自然是新桂系，不过因为西征还没有结束，退入湖南的唐部尚未得到清除，才使得他与新桂系的矛盾没有全面爆发出来。

1928年1月，西征军分成两个纵队，由程潜和白崇禧分别率领，程潜担任名义上的统帅，经鄂南进攻湘北。

湘军本来在湘北还能抵挡几下，但将领们心不齐，其中何键私心最重，为保存实力，他把自己的部队由汉口一直开到湘西，并一路抢先撤退，避免与追兵接触。李品仙、刘兴独木难支，也被迫放弃长沙，撤往湘西、湘南。

湘西、湘南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兵马，粮饷很快发生了极大困难。唐生智对此倒也有过考虑，离开武汉之前，他曾把湖北榷运局长叫来，问对方局里有多少现款。

榷运局是民初官盐的专卖专运机构，通常也是军头们筹集军饷的主要来源地。被称为周老四的榷运局长在唐生智的逼问下，道出局里还有一百多万元现款。唐生智便要求他把这些现款全部交给退入湖南的部队做军费。

唐生智一走，周老四乘着兵荒马乱，跑到长沙买房子、讨姨太太去了，部队一个子也没能拿到手。

计穷之际，在何键的同意下，曾出使南京的叶琪与夏威取得联系，代表湘军向新桂系罢战求和。新桂系虽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湘军各部一直避战，老是跟他们兜圈子，因此之故，战事一时也看不到立即予以解决的希望。在此情况下，“李白”自然乐得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通过夏、叶做出保证：对于退入湘境的唐部三个军，都保留建制，不予编散。

唐部最终被扩编成四个军，军长分别是李品仙、叶琪、廖磊、何键。前面三位都是广西人，很容易就取得了新桂系的包容；何键虽不是广西人，但首倡向新桂系求和，又曾多方面对“李白”示好、靠拢，所以也给留下了一个位置。最倒霉的是刘兴，他被认为忠于唐生智而遭到排挤，被迫离开了部队。

改编后，李品仙、叶琪、廖磊三军随白崇禧参加北伐，只有何键得以留驻湖南，归程潜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