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键是个善于多方应付的圆滑角色，自他在湖南军政界崭露头角起，便秉持“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政治哲学，巧妙周旋于湘军各派之间。谭延闿、程潜不齿于唐生智，但对何键的印象都很好。

程潜自己的部队实力较弱，他对何键的部队相当重视，而何键也利用同乡和旧属关系，对程潜表示竭诚拥护。当时程潜已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在他的举荐下，何键得以出任清乡会办。

程潜本身还兼有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之责，经常要赴武汉处理政务。清乡督办署的事，他几无暇过问，基本上全部交给何键主持，这样何键在湖南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取得了部分实权。

程潜认为自己是兼管两湖的中央大员，可是新桂系却一如既往地认定两湖是他们打出的天下，好处不能让外人得，二者之间的矛盾很快便重新爆发出来。

此时白崇禧已到平汉路上指挥北伐，李宗仁来到武汉，他用以控制两湖的组织机构是武汉政治分会。

政治分会只是“临时性政治机关”，而并非中央政府以下真正的二级机关。新桂系联合西山派成立特委会时，曾下令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李白”西征讨唐，更指责唐生智“盗用武汉政治分会名义，窃据两湖”。

事过境迁，李宗仁不仅允许武汉政治分会继续存在，而且他也要靠这个名义来“窃据两湖”了。

通过控制湖北省府，新桂系已把湖北的税收全部装进了自个儿腰包，可是李宗仁又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一再口头或派人向程潜“疏通”，要求由政治分会财政处对湖南的烟、酒、盐等税收进行直接征收。

程潜当然不同意。此时李宗仁认为两湖地盘已经到手，程潜这个老招牌已无利用的必要，于是便趁对方来汉开会之际，将其予以扣留，另由鲁涤平主湘。

新桂系以拙劣的政治手法翻云覆雨，其旁若无人、不可一世的气焰必然引起各方侧目。蒋、汪曾经势同水火，但这时也决定联合起来。汪精卫自广东专程赴沪，与蒋介石作了一系列会谈，讨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可能性，以便打破当时新桂系专权的局面。

蒋、汪首先约集国民党在沪部分委员开了一个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并达成了一项重要决议，规定南京特委会在决定重大事项时，必须取得预备会议的同意。毫无疑问，这是对新桂系权力的一种限制，李宗仁、白崇禧立即发出通电表示反对，说四中全会必须到作为首都的南京去开，上海租界所开的预备会议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价值。

按照“李白”的真实想法，这四中全会最好永远都不要开，让他们控制的南京特委会和武汉政治分会一直维持下去。可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只能给政敌们出难题。

“李白”坚持要到南京开会，是因为当时南京只有新桂系的少量部队，他们预料蒋、汪必不敢冒险来开会。

“李白”自己的政治手段不高明，就以为人家也一样，殊不知蒋、汪特别是蒋，在这方面要比他们高出好几个段位。蒋介石探知南京卫戍司令贺耀祖正在津浦线上指挥北伐，便让贺耀祖的军校同学给他写信，约其赴沪商谈。

贺耀祖原来和蒋介石的关系并不深，但他对新桂系大肆揽权和扩张地盘的做法十分不满，接信后立即决定“拥蒋抑桂”。为谨慎起见，他分别探询了刘峙、顾祝同的态度。刘、顾都是第一军的核心将领，也都是蒋介石的铁杆亲信，二人对贺耀祖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并催促他迅速行动。

贺耀祖于是率领自己的部队返回南京，在打发新桂系留京的部队开赴汉口后，重新部署了卫戍事宜。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与蒋介石进行了秘密会谈。

根据会谈结果，贺耀祖在南京向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发表了一个通电，希望他们速来南京开会。“李白”狂妄自大，事先也想不到贺耀祖敢行此大事，等他们发现时，已无法阻止全会的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