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难容二虎，鲁涤平开始苦寻反制何键的办法。此时湘赣边区的红军力量正日益壮大，于是他向南京政府建议，由湘赣两省进行“会剿”。根据鲁涤平的提议，南京政府批准设立湘鄂“会剿”总指挥部，任命鲁涤平为湘赣“会剿”总指挥，何键为副总指挥。

鲁涤平一面致电南京政府，请辞总指挥职务，以何键代替；一面向省务会议提议裁撤清乡督办署，并将督办署的全部人员移至“会剿”总指挥部。

如此一来，何键不仅被剥夺了督办署的实权，而且在他带兵到江西“剿共”之后，也实际被赶出了湖南。

何键为人圆滑，尽管吃了这么大一个哑巴亏，他也没有立即与鲁涤平闹翻：你说撤督办署就撤督办署；你说让我去江西，就去江西。

背地里，何键与新桂系靠得愈加紧密。他除以报告湖南事项为名，到武汉面谒李宗仁外，还在胡宗铎的陪同下，到北京拜见白崇禧，以此得到了新桂系两位老大的首肯。

当“湖北派”表示要何键担负湖南全部责任时，他便趁势说道：“责任是愿负的，但职权有限，万一力不从心，为之奈何？”

“湖北派”马上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胡宗铎拍着胸脯说帮忙帮到底，还说：“鲁咏安（鲁涤平字咏安），由我与煦苍（夏威字煦苍）、翠微（叶琪字翠微）来共同对付他。芸兄（何键）可置身事外，暂作壁上观。不过湖南问题，需要你回湘后及早妥作安排。”

何键心领神会，遂安安心心地到江西萍乡就职，同时集中兵力，做好了应变倒鲁的准备。

编遣会议结束后，“李白”侦知，蒋介石已决定撤销各地的政治分会。自老蒋复出，新桂系就丧失了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他们所唯一能依赖的合法组织是武汉政治分会，一旦政治分会被撤销，用以罢免鲁涤平的工具就没有了。

正好蒋介石此时离开南京，回到了家乡浙江奉化。新桂系决定抓住时机，先发制人。李宗仁不再回武汉，而是来往于宁沪之间。除窥伺各方面的动静外，他主要还是为了装出一副好整以暇的态度，以便在事变后，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在减轻责任的同时，为自己预留说话的余地。白崇禧也跟冯玉祥学，装病住进了医院。

随后，在“湖北派”的邀约下，何键到岳阳与叶琪商量倒鲁的军事配合行动。1929年2月19日，武汉政治分会作出决议，撤免鲁涤平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改由何键继任。鲁涤平被免职的理由和以前给程潜的罪名大同小异，说他“把持税收，‘剿匪’不力，重征盐厘，有渎军纪”。

当天晚上，胡宗铎电告何键：“汉口之约，今日实现。”

第二天，叶琪、李明瑞、杨腾辉所部按计划分路南下。何键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跑回自己位于湖南醴陵的部队驻防地，坐等鲁涤平下台。

北有阎锡山，南有何键，都是善于多方应付的聪明人，对事也常常会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为了防止出现鲁桂交兵，相持不下的尴尬结果，他一边借口要竟“剿匪”全功，不肯贸然登台，一边特地打电话告诉鲁涤平：“鄂方有军车南开，请预为准备。”

对鲁涤平来说，何键的两面派式预警已为时太晚——因为桂军调动极其机密，连鲁涤平派驻武汉的联络参谋事先都被完全蒙在鼓里，未能提早向长沙发送电报。等桂军的军车越过汩罗江，接近鲁部防线时，鲁涤平才接到相应报告。

叶琪此前每次来长沙，鲁涤平都把他哄得跟个大爷似的，现在突然翻脸，自己也觉得不太近人情。行军途中，他给安插于鲁涤平身边的“内线”发去急电，要此人劝鲁涤平速离长沙。“内线”给鲁涤平一讲，鲁涤平大吃一惊，赶紧让他乘专车前去与叶琪接洽，并且说他愿意自动辞职，请桂军不要开入长沙。

“内线”马上在鲁涤平的宅邸打电话，向铁路局要车，得到的回答却是铁路上军车太多，专车已开不出去。

21日，见桂军兵临长沙，鲁涤平乘坐外国轮船，由九江转赴南京，跟蒋介石、谭延闿诉苦抹眼泪去了。

在鲁涤平的部队撤退时，何键还暗为掩护，让其从容撤离湖南，以此表示自己置身事外，同时给日后与鲁涤平见面留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