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了蒋介石的“人格担保”，李宗仁也坚持不让李济深去南京——你蒋介石不是要调解吗？可以，就在上海调解好了。

他对吴稚晖说：“中央如有诚意和平解决，则在上海谈判和在南京谈判，究竟有何区别？必要时，蒋先生自己也未尝不可屈尊来沪。至于蒋先生以人格担保一层，像蒋先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人格可言，你们又何必骗任潮去上当呢？”

吴稚晖对在上海谈判不予考虑：“只有任潮去南京，才可消弭兵祸。”

眼看蒋介石的信用得不到对方的承认，吴稚晖把自个儿都给撂上了桌：“如果蒋先生不顾人格，自食其言，我便当着蒋先生的面，在墙上碰死。”

李宗仁并不相让：“稚老，慢说你没有自杀的勇气，纵使你自杀了，战争还是免不了的。”

接下来，任吴稚晖说破了嘴，李宗仁只当是两片瓢，惹得吴稚晖暴跳如雷，跳着脚大喊：“我们不管了，我们不管了！你们有的是枪杆，你们去打好了！”

四老与二李的谈话足足持续了两天之久，第二天更是从上午十一点一直谈到半夜十二点，但结果都是不欢而散。让吴稚晖特别来气的是，李宗仁始终以李济深的保护人自居，一再阻止其赴京，这使得他真恨不能上前捶李宗仁两拳才好。

突破口还是在李济深自己身上。经常出入南京政府的钱昌照对二李有一个基本评价：李宗仁比较忠厚；李济深不仅比李宗仁更老实忠厚，而且心肠较软，容易因轻信于人而受骗上当。

李济深以前就因为相信汪精卫而吃过苦头，在吴稚晖的软硬兼施下，他的态度最后又软了下来。他告诉李宗仁：“我以国事为重，抱着跳火坑的精神，去京一行。”

李济深不顾李宗仁的劝告，从上海来到南京。最初，蒋介石倒没有像李宗仁所说的那样，立即翻脸不认人，李济深也得以与蔡元培一起，对鲁案提出调查报告。

李济深与新桂系形同一体，当然只会向着“李白”说话。这份由他主导的调查报告采取了避重就轻的办法，即以李宗仁“因公留京，事前并未与闻”为由，免去李宗仁的责任和处分。至于板子，则打在了张知本、胡宗铎等人身上。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蔡、李的报告，做出决议，宣布免去张知本、胡宗铎等人的职务。

鲁案到此似乎就可以了结了，但蒋介石显然对“三一三决议”并不满意。他所满意的也许只有一点，那就是李济深已身陷南京，并受到了秘密监视！

设法困住乃至于诱捕李济深，只是杨永泰各个击破策略的一部分。他的整个计划是粤、汉、津三路并进，使新桂系的“一字长蛇阵”首尾不能相顾。

杨永泰建议蒋介石：用新桂系的政敌俞作柏来拆李宗仁的台，同时让唐生智收回旧部，以进逼白崇禧。

俞作柏当年在广西与李、白、黄等人共同打天下，此人恃才傲物，自称为“广西的蒋介石”。他不但不屑白崇禧，甚至于连自己的顶头上司李宗仁都看不起，曾经对人说：“把一只狗甚至一只猫扶上树是可以的，但一头猪无论你怎么扶，它还是上不了树。”话里的“猪”隐喻的就是李宗仁。

对这样的刺头，“李白”自然难以容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俞作柏感到在新桂系里站不住脚，就自动辞去本兼各职，到香港做寓公去了。

作为新桂系中最先分裂出去的头目，俞作柏虽然已无兵权，但对桂军仍有一定影响力，尤其是现任第七军第一师长李明瑞是他的表弟，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奉蒋介石之命，杨永泰手持他的亲笔信，秘密来到香港找到俞作柏。除了那封信件外，他还向俞作柏赠送巨款，并且许诺：“如果俞将军能够活动李明瑞、杨腾辉倒桂成功，中央将委你为广西省主席，省府委员由你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