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虽处于中央军的后方，但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对中央军已构不成威胁。蒋介石不但不攻孙殿英，对石友三等部也没有用什么兵力去打，而仅仅是采取监视态度。他所需要操心的还是如何从正面攻下兰封，毕竟不能老这么对垒着呀。

在对兰封的地理特点和晋军主阵地的位置进行初步了解的基础上，蒋介石集中刘峙师、顾祝同师、陈继承师、陈诚师、蒋鼎文师等雄厚兵力，向陇海正面的晋军防线展开了潮水般的进攻。

这时阎锡山也把预备使用在津浦线的一个军调来增援，并且宣布谁肯打仗就优先给谁补充，从而使得敢打仗的部队在建制上始终能保持充实完整。

按照中央军的编制，一个师就相当于晋军一个军，所以中央军在兵员数量上仍占有优势，但即便这样，仍难以撼动对方阵地。

晋军在北伐前就有善守之名。他们的防御阵地布置严密，凡有利的地形都用上了，所编织的步兵火力网可以直射、斜射、侧射，从多个方向对敌军进行阻击。

除了阵地设计巧妙外，晋军步兵的防守还依赖于手榴弹。这些手榴弹系山西兵工厂为防御战和山地战而特制，俗称“地瓜”，其个头比一般手榴弹要大，爆炸时范围又细又宽，而且很少会瞎火，有人戏称它是“又干又脆，一炸粉碎”。

晋军平时就很注重手榴弹的投掷训练，官兵投弹技术普遍较好，这使得晋军手榴弹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机步枪。

山西兵工厂不仅制造大量“地瓜”，还能够独立生产山炮、迫击炮和炮弹。作战时，晋军炮兵分散配置，集中射击，对步兵火力起到了很大的协同作用。

见正面攻坚不利，蒋介石下令陈诚由陇海路南侧挺进，沿晋军右翼进行迂回。

侧翼迂回的战术在最大程度上削弱了晋军的优势，转而发挥出中央军的长处。中央军的步兵武器相对优良，尤其是轻重机枪较多，轻机枪平均每连达到九挺。当时的轻机枪是新式武器，晋军、西北军都缺乏轻机枪，好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轻机枪是什么模样。在步兵第一线，只要听到轻机枪的声音，基本就可以判定该方向作战的部队为中央军。重机枪方面，中央军可装备至营以上，平均每个步兵营有六挺，而且弹药充足。同时，经过规范化训练的中央军部队，一般来说射击技术都很不错。

所有这些长处在陈诚师身上表现明显。陈诚师出击后进展很快，使得晋军侧后受到极大威胁。

发现情况紧急，冯玉祥不得不在后续西北军主力尚未赶到的情况下，让控制在郑州，原本只作为机动预备队使用的孙良诚部提早投入战斗，同时派吉鸿昌协同孙良诚，在杞县对陈诚展开侧击。

在冯玉祥返回潼关之前，吉鸿昌本已下狱。原因是他不但不听从鹿钟麟的命令，还自称“开发西北总指挥”，并印成名片到处散发。每遇到一个西北军将领，吉鸿昌都要先递名片，然后阐述一番“开发西北，安定民生”“反对内战，枪口决不向内”之类的言论。

这类言论若由张钫等谋士向冯玉祥进谏，尚属职责范围，然而出于吉鸿昌之口，又是在冯玉祥尚未回归的情况之下，便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是对团体的背叛和挑衅。

宋哲元、孙良诚等人共同密议，认为吉鸿昌为人狂妄、桀骜不驯，实在难以驾驭，弄得不好，陕西地盘沦于此人之手也说不定，于是便请鹿钟麟将其收捕法办。

鹿钟麟即借召吉鸿昌来潼关开会之机，扣押了吉鸿昌，解除了他的兵权。

正在此时，冯玉祥恰好回到潼关，鹿钟麟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冯玉祥有一个特点，如果下下级绕过下级向他报告或对他负责，他总是特别高兴，并视之为掌握基层部队的独门绝技。吉鸿昌等人都是通过种方式由士兵一级级爬上来的，有人戏称：“冯先生相信只有自己亲自孵出来的鸡娃才会下蛋。”

吉鸿昌犯上这件事，如果犯的是他冯玉祥，那他绝不会手软，可吉鸿昌犯的不是鹿钟麟吗？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等将领们散去，冯玉祥把吉鸿昌叫来，一见面就揍了他两拳，骂道：“你这小子，我不在家，谁的话你也不听！”

一般人做出这种举动，表明已愤怒至极，那个挨了打骂的下级基本上也就可以拿着铺盖卷滚蛋回家了。可冯玉祥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有一个副官长因“纳妓”与“滥赌”，触犯了军令，曾被冯责打了数十军棍，然而打过之后没几天，冯玉祥又突然下令，将这名副官长提拔为经理处长。

由于知道冯玉祥有这种“规矩”，西北军中颇有些求官逐利之徒，整天巴望着老冯的军棍能打到他们的屁股上去呢。

犯上作乱性质严重，非“纳妓”“滥赌”可比，当然不能升吉鸿昌的官。冯玉祥另有计较，他随手写了一张“高级副官室”的字条，对吉鸿昌说：“把这条子贴在你住房的门口，跟我来当副官。”

不久，冯玉祥便让吉鸿昌官复原职，率原部开来河南作战。

冯玉祥此举，令其他西北军将领极为不满，可又无可奈何。孙良诚就在背后发牢骚说：“好不容易才把吉鸿昌拿掉，现在冯先生又恢复了他的师长职。将来如何，冯先生自然会知道。”

还有人说得更直白：“总司令一回来就让他官复原职，将来遇变，必成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