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如今的处境极其尴尬：刚刚准备投蒋吧，援兵来了；以为可以解围了吧，援兵又跑了；再投蒋既不可，蒋若再攻，自身又独木难支。

我这是前世烧了什么断头香，怎么这么倒霉？

梦想中的安徽省主席看来是当不成了，只有舍去亳州的地盘，保全实力才是上策。计议已定，孙殿英恳求孙连仲在鹿邑再多待一天，为他全军退出亳州提供掩护。

这个人情孙连仲不能不给。于是孙殿英又赶回亳州，组织部队对蒋军实施了一次佯攻，然后趁天黑出城往鹿邑追赶孙连仲去了。

天一亮，亳州绅士即欢迎蒋军入城。王均喜出望外，他向蒋介石报告：“二孙西走，亳州克复。”

其时谁都搞不明白二孙为什么要撤，事后才弄清楚是冯玉祥中了蒋介石的反间计——张钫一出亳州，蒋介石就故意四处散播消息，说孙殿英业已投降。冯玉祥信以为真，他唯恐孙连仲吃亏，才发去了那份电文。

得知孙殿英其实并未投降，并且已和孙连仲合兵一处，冯玉祥简直把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失去了也还可以再夺回来，而且以二孙合成一股的实力，攻下亳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冯玉祥的原计划是令孙连仲先解亳州之围，接着再会同孙殿英由亳州长驱东进，直取蚌埠、宿县，以截断蒋军后路。如今只要增加一个夺取亳州的步骤，计划仍可照常实施。

冯玉祥令鹿钟麟进驻太康，指挥二孙实施这一行动，可是却遭到了二孙的反对。

孙殿英在亳州被困过久，亟须休整。孙连仲数月以来辗转行军、长途作战，同样面临着士兵过于疲劳和部队损失重大的窘境。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亳州离津浦线较远，二孙若深入敌后，弹药和粮草的补给将变得非常困难。

西北军长期驻防于贫瘠的陕甘宁青等省，从来也没有发过十足的军饷，弹药给养一向都很紧张。因为任务紧急，运输不便，开往前线部队的所需弹药主要靠士兵随身携带，平均每支步枪的配备子弹不足百粒。

行军路上常常发生这样的笑话：前边士兵的布制子弹袋破了，一排步枪子弹漏出来掉在了地上，后边士兵拾到自己装了起来。前边丢了子弹的士兵知道后向他索要，不给，于是两边就吵起来。

阎锡山在战前曾承诺会对西北军的给养予以全力支持。刚开始他尚能说到做到，但到了后来不仅数量变少，而且还不及时。西北军的军费由此越来越紧张，前后行军作战几个月，上至师长，下至兵夫，不分级别，一律只发给每人十元银币，并通令全军：“勉筹巨款，以示体恤。”

中原大战爆发时，似乎天公也被这些彼此打来打去的武夫们给激怒了。西北军一进入洛阳就开始干旱，到了夏收季节，河南全境更是遍遭冰雹袭击，已熟的小麦还没来得及收割就被砸倒在了地里。官兵们拿着那可怜巴巴的十元银币都很难买到吃的，有时甚至连咸菜糠米也找不到。

要是晋军的待遇也差不多，大家同甘共苦，倒也不去说它了。问题是晋军按月发饷，给养充足，还发有罐头食品。西北军士兵一看到晋军扔掉的空罐头，就大骂阎锡山不止。

如果说生活待遇方面尚能容忍，枪支弹药和其他军事器材对于打仗而言，却是绝对不能或缺的，偏偏山西在这方面的供给更为苛刻，渐渐已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这也越来越影响到西北军的作战效率，比如一直驰骋于蒋军后方的郑大章骑兵部队，特别需要配备无线电讯的联络，可是却始终领不到一架无线电台，要不然他们对蒋军的威胁将会更大。

自进入陇海战场后，经过几次战役的消耗，孙连仲部的弹药已所剩无几，兵员伤亡又未能及时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孤军深入确实很危险。

鹿钟麟向冯玉祥报告上述问题，冯玉祥亦无法解决，他只好打消原议，令孙连仲、孙殿英撤至柘城、太康。

阎锡山正借召开扩大会议之机，在北平“摆下诸仙大阵”。北方的“落伍军人和退休政客”一个个都成了“三山五岳的英雄”，孙殿英虽失去亳州，但因为撤退迅速，部队毫无损失，自然又是英雄中的英雄。

赵戴文出面设宴欢迎孙殿英，陈公博和晋军将领商震作即席讲话，对孙殿英推崇备至。陈公博说：“我以前以为孙殿英先生是个三头六臂的人，现在一见，才知道是个白面书生。”

商震过去招安过孙殿英，两人有历史关系，评价起来也就有了一点叙旧的味道。他说：“我当年就认识孙殿英同志。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勇敢善战，有正义感。”

“孙殿英同志”是个大麻子脸，识字不多，哪里像白面书生？说到打仗，同是杂牌将领，孙殿英还远不如石友三。只是众人现在都要拉拢他出力，所以才不嫌肉麻地纷纷加以恭维。

汪精卫和覃振也出席了欢迎宴会。陈公博和商震是吹捧“反蒋英雄”；覃振则在私下大讲宋美龄的坊间笑话，从另一个侧面来贬低老蒋。听覃振讲得津津有味，坐在对面的汪精卫含笑不语，怡悦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