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认真说来，飞机轰炸对反蒋联军的威胁，还远不如那些窝里反的杂牌军将领。

访完冯玉祥，汪精卫和陈公博又在回石家庄的途中顺道去看了石友三。早在8月底，得知张学良将派兵入关，石友三就致电张学良，表示“即行撤兵北上，服从东北，愿效前驱”，随后便擅自放弃阵地，率部北撤新乡等地。

石友三原来负责在陇海线上掩护反蒋联军的左翼，他一声不响地往后一撤，留下了一个大空隙，使得西北军和晋军差点被中蒋军“包饺子”。石某如此逍遥，阎、冯却还不敢拿他怎样，就怕把他给惹急了，真的造起反来。汪精卫和陈公博之前乘车经过新乡时，亦有此体会：从石家庄至新乡一线，几乎没有多少军队，如果石友三把专车拦截下来，他俩立刻就会成为俘虏。

拜访石友三实乃冒险之举，可又不得不做。当时阎、冯两军中都传说石友三已和张学良发生关系，阎锡山便再三恳请汪精卫顺路去看望石友三，希望借着汪精卫的面子，使石友三不好意思把这一残破之局搅得更残更乱。郑州会晤，冯玉祥也赞成这么做，于是汪、陈便在郑州车站预先给石友三打了个电话，准备车至新乡时见个面。

在汪、陈之前，薛笃弼和贾景德在南逃途中也曾在火车上碰到过石友三。石友三满脸骄气，看到他们也爱理不理。薛、贾气得不行，贾景德还写了一首名为《异军突起》的诗，以发泄胸中的愤懑。

石友三过去在浦口反蒋中，曾与汪精卫有过联系，并打过拥汪的旗号，所以他对待汪精卫不像对待薛、贾那样骄横无礼。汪精卫的专车一到新乡，他就亲自跑到车站来与之会晤。

汪精卫把石友三拉进车厢，对他说尽好话，并且说如果他的军队真的需要整理，退至新乡亦无不可，假使阎、冯因此产生什么误会，自己可以替他解释。石友三顺水推舟，解释自己实无反意，之所以撤至新乡，只是因为部队经过几次作战，亟须补充，可是阎、冯又不体谅他的困难。

交谈结束，几个人到车站上去散步。车站上站着石友三的士兵，这些士兵穿着新军装，军帽很高，样式与阎、冯迥然不同。

陈公博以为那是法国式军帽，甫一开口，旁边就有人低声说：“不是，不是，那是东北军的式样，也就是模仿日军的式样。”

谁还会怀疑石友三和张学良没有勾搭在一起？连军装都换了！陈公博的心里透过一阵凉意，他感到反蒋联军的前景更加不容乐观了。

回到石家庄，阎锡山已经把他的新军事计划拿了出来。此时陇海线的西北军、杂牌军，加上从山东平津退下来的晋军，收拾残余还有五十多万人马。阎锡山打算在放弃河南的前提下，将这股力量集中于河北，先把东北军驱逐出关，然后再据黄河自守，以待天下之变。

阎锡山征求汪精卫等人的意见，陈公博以为不易实行。从晋军在山东平津的“退避三舍”中，他就看出晋军已失去了斗志，至于陇海线上的杂牌军态度如何，只要瞧瞧石友三的样子也足以令人心冷大半。

西北军曾是希望所在，虽然郑州会晤的情况比想象中要好一些，但随后发生的一幕证明内部问题也非常严重。那一天，刘骥正好来石家庄，汪精卫有意无意地对他说：“我想军事或者要更坏下去，我们如果把扩大会议解散，或者使军人方面容易应付也未可知。”

“我很赞成汪先生的主张，因为军事恐怕没有大的希望。”刘骥不假思索地说道。

陈公博在旁边听见了，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刘骥是西北军参谋长，他在汪精卫面前这样说，纵使不代表所有西北军的意见，至少也可以代表一部分人的心理。

西北军军心已变，晋军失去斗志，杂牌军又不足恃，陈公博的眼前飘过了戏剧中打败仗的将领常念的五字道白：“大事不好了！”

可是除了新军事计划，也再没有其他高明之见了。汪阎讨论了很久，觉得只能这么办。

事情必须通知冯玉祥，怕来往电报说不清楚，阎锡山想请汪精卫、陈公博再次南下郑州，他也陪同前往。

专车刚过邢台，有人前来报告，说石友三的部队已自由行动，一部分已东向斜出大名，似乎正与东北军联系接洽。阎锡山闻言变色，他认为如果消息确实的话，此行经过新乡时必定凶多吉少，弄得不好就会成为石友三的俘虏。

踌躇片刻，阎锡山把专车分成两半，自己挂一个小机车北返，却要汪、陈继续南行。

阎锡山怕做俘虏，汪、陈也怕，但两人别无选择，只好仗着都是文人，又与石友三有过那么一点关系，大着胆子硬闯险关。

还算幸运，一路无人截道为难。天色微蒙之时，专车终于抵达了黄河铁桥。

这已是他们在三天之内两过黄河。毫无睡意的陈公博透过车窗，看到河面上有一两只水鸟正在上下低飞，不由得触景生情，遂赋诗一首：“四野奔流遍甲戈，两番深夜渡黄河。雄心渐似秋水淡，欲化闲鸥逐逝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