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在豫东作战时，还担任着孙良诚部队的副总指挥，他和孙良诚手下的几个师长梁冠英、张印湘的关系都不错。他这一投蒋，不仅令郑州南面的门户大开，而且引起连锁反应——张印湘首先与吉合作，受编为吉鸿昌“讨逆军第二十二路”的军长，梁冠英虽没有马上随吉鸿昌行动，不过也隐隐流露出了消极的情绪。

原先冯玉祥仍试图在渡过黄河之前给予蒋军以沉重打击，但吉鸿昌投蒋使他的设想完全落空。此时他才急急忙忙地下令各部渡过黄河向北退却，但平汉线的张维玺南路军已在新郑一带被重重包围。在遭到近一个月的围困之后，该部十多万官兵全部缴械投降。据说这还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全军缴械事件。

鹿钟麟在接到冯玉祥迅即北撤的命令后，即将他位于郑州的总部撤至郑州，同时派梁冠英部负责保护黄河铁桥，以掩护大部队过河。

晋军、西北军这么多部队需要过河，若组织不当，难免会重演当初晋军在泺口大铁桥自相践踏的惨剧。幸好陇海线的指挥官中还有一个徐永昌。

民国以降，军人素质不一，诸如孙殿英一类的大盗、石友三一类的朝三暮四之徒固然很多，但亦不乏道德修养很高的君子。徐永昌在率部撤退时，亲自监督士兵将过去借商会的钱款送还。有人说，都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还钱，留着犒赏士兵不是更好吗？徐永昌摇摇头：“这个时候，我不懂得犒赏士兵，我只知道借别人的钱不能不还。”

撤退前夕，徐永昌就有言在先，说只要愿意北撤的部队，不管何军何部，有一支不退过黄河以北的，晋军决不过河。到了晋军、西北军都争相北撤的时候，他又答应鹿钟麟，让西北军先渡黄河，晋军后继，并为之提供掩护。

张樾亭站在晋军的立场上，对此表示不解，他说：“敌人进攻甚猛，撤退稍迟，损失必大，敌再尾追，势必混乱，掩护的责任恐难做到。”

徐永昌一语惊人：“我们如抢先渡河，危险更大！”

他分析说，由于为西北军提供的给养不足，西北军官兵异口同声，都把责任推到晋军头上，对晋军怨恨很深。现在西北军正在黄河铁桥附近撤退，若两军争渡，很容易发生相互攻击的事件。一旦中央军乘此围歼，晋军、西北军都有全军覆灭之虞。

徐永昌素来行事缜密。开战之初，他就让阎锡山给他预备几百艘民船，阎锡山觉得诧异，徐永昌解释说在河南作战，不能不留后路，万一战事不利，光一座黄河铁桥是不够用的，还得用民船摆渡。阎锡山随即引起重视，并特地交代周玳置办。到了这个时候，那几百艘民船也就都派上了用场，既避免与西北军争抢铁桥通道，又为己方顺利过河提供了保障。

10月3日，上官云相攻入开封。郑州外围的中央军各部也愈逼愈近，郑州城内已能隐隐听到炮声。

当晚，徐永昌到达郑州，第二天上午即前去拜见冯玉祥。冯玉祥已搬到城北，住在一座野外帐篷里。此前他刚刚会见完吉鸿昌派来的代表，吉鸿昌让代表告诉自己曾经的老大：“你看我现在与蒋介石联络，是要做赤壁大战的黄盖，机会一到，即将蒋介石与你们生擒过来。”

冯玉祥把这番话讲给徐永昌听，并且说：“现在局势尚大有可为，郑州附近还可以守一个时期，仗还可以打下去。”

说到军费拮据，冯玉祥又说：“郑州可以派房捐，一派房捐就是钱，我们还要好好待一个时期。”

其实冯玉祥本人并不是真的这么想。当天，阎锡山、汪精卫都秘密来到郑州与其会晤。在共同商定联合发表实行停战的通电后，冯玉祥在下午第一个过黄河，阎、汪亦于晚间离郑北返。

10月6日，中央军进占郑州。西北军负责殿后的梁冠英接洽归降，被蒋介石发表为“讨逆军第二十五路总指挥”。梁冠英部是孙良诚的核心主力，梁冠英一降，孙良诚总部的手枪团也跟着受编，所谓西北军的“铁军”从此不复存在。

随着西北军投降的投降，缴械的缴械，阎锡山的新军事计划已无成功实施的可能。与此同时，冯玉祥也再没有足够的实力攻占山西，打通陕、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