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反蒋联军会垮，但垮得如此迅速，还是令人分外吃惊。

民国初期，河南有一个叫岳维峻的督军，手下号称有七十余万兵。岳督军的实力不可谓不强，但在与其他诸侯的鏖战中，不出两个星期，他那七十余万的队伍便烟消云散，岳维峻自己也成了光杆司令。陈公博当时看到这一消息时还感到极为骇异，以为即便这七十余万人都不抵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让别人砍，两个星期也砍不完。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身为文人的陈公博才明白什么叫军心离散不可收拾，什么叫兵败如山倒，也领悟到了《史记》所记载的垓下之战中，项羽的部卒为什么会在听到楚歌后一夜散尽。

原来它们中的每一个故事都不是神话，都是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真实历史！

眼看中原战事已接近尾声，为了能够迅速回师江南对红军作战，蒋介石决定以“宽大”态度对待善后问题。10月上旬，受蒋介石之托，与西北军孰有历史渊源的马福祥、张之江来到河南，与鹿钟麟商洽收拾西北军的办法。

马、张代表蒋介石，提出对华北的军事可以一了百了，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鹿钟麟代表冯玉祥，列举了三个条件，除了同意冯玉祥下野外，另要求由鹿负责将西北军残部改编为十个师，分别以豫西及陕甘两省为驻防区域。当然，这不是白让你编的，得拨三百万编遣费过来。

若是放在战前，冯玉祥、鹿钟麟或许还能再把蒋介石当成冤大头宰上一刀，可到了如今这个境地，那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老蒋已经胜券在握，他岂能允许西北军这个团体继续存在下去并和他作对？换句话说，人家可以不在乎拿出三百万，但他要的是把西北军化整为零，逐步为己所用，或者干脆一个个地予以消灭，一了百了。

谈判者的想法南辕北辙，根本找不到共同点，结果可想而知，双方虽然几经磋商，仍然毫无成效。蒋介石见冯玉祥不肯就范，便派兵继续向潼关发动进攻，以求彻底阻断冯玉祥退至西北收拾残局的希望。

比之于西北军，晋军各部相对比较团结。蒋介石一时无法将他们拆得一块一块的，便只能首先要求阎锡山下野。阎锡山和冯玉祥一样，都不肯下野，为此他想到了要联络张学良。

在反蒋联军刚刚溃败的时候，阎锡山曾经对张学良极度痛恨，也做好了与之决一死战的准备。孰料张学良却公开表示，他受蒋介石之托出兵解决黄河以北纠纷，只为安定北方，并不想侵扰山西。

就和当初发的“巧电”一样，张学良此语给阎锡山造成了不小的错觉。阎锡山为避免下野，又打起了与张学良合作的主意，于是便派赵戴文等人到东北接洽。

阎锡山以算盘打得精著称，可是在中原大战中，比他更精的是张学良。这位刚刚崛起，令人刮目相看的东北少帅绝不是对染指山西没有兴趣，而是希望“往漂亮去做”，不费一枪一弹就达到全取华北的目的。偏偏阎锡山不知趣，硬要缠上来，张学良只好跟南京方面打招呼，让蒋介石来整治他。

蒋介石立即给阎锡山发去一份电报，措辞相当不客气：“你快走，否则轰炸。”

发现阎锡山赖着死活不肯走，蒋介石果然说到做到，天天派飞机对太原进行轰炸，以后甚至连河边村都没放过。

飞机轰炸使得太原市面更加萧条，白天街上基本看不到人，只有掌灯以后才有人出来做买卖。金融也因之更显混乱，天津《大公报》太原通讯报道：“山西票骤跌至每一百元换三百二十元，开未有之纪录。”

经济困顿在令太原市民不堪其苦的同时，也让扩大会议的人深受威胁。许多人北上时拖儿带女，又穿着单薄的衣服，在萧瑟的秋风中不免有“九月寒衣待剪裁”的惶恐。

当初阎锡山将扩大会议移至太原，本意仍是指望“军事失败用政治挽救”，但事与愿违，扩大会议不仅对阻止军事溃败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还反过来沦为了政治上的累赘和经济上的包袱。阎锡山人还在石家庄，汪精卫也不好意思单独为这件事去烦他，只好自掏腰包，给扩大会议的人每人赠送了五十元，以聊表雪中送炭之意。

汪精卫此举，固然让大家很是感激，可实际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一些人初步得出教训，认为继续跟着汪精卫或反蒋都没有出路，今后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投降蒋介石，要么当共产党——后来确实有人投到蒋介石幕府，也有人参加了共产党。

作为改组派中仅次于精神领袖汪精卫的二号首领，陈公博能够深切感受到组织内部的这种动荡不安。有一天在山西大饭店的客厅里，他碰到了李宗仁的代表卢蔚乾，卢蔚乾问他：“衮衮诸公，有何妙计安天下呢？”陈公博苦笑作答：“怕不是衮衮诸公吧？”

卢蔚乾当即口占一绝：“诸公衮衮策升平，滚滚黄河骇浪惊。早识老西不中用，问君何事客并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