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11月2日的一次电台广播中公开承认了其军队在朝鲜的存在，称他们是为保护水力发电地区的志愿军，专门为保护沿鸭绿江的水坝和电力设施而进入朝鲜。中国人使用“志愿人员”一词使威洛比迷惑不解。他推测，极为狡猾而且“死要面子”的中国人是想“鱼和熊掌兼得”。中国人把他们的军队说成是志愿军，并一口咬定在朝鲜没有有组织的部队，这样，如果他们的军队被打败，也不致名声扫地，但他们却可以拥有对北朝鲜人雪中送炭的功劳。尽管如此，威洛比在结论中提出了一个警告，这使华盛顿不寒而栗：

尽管迄今为止的迹象表明，中国人仅是为名义上的有限目的而进行零星的卷入，但也不能对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可随时动用的巨大潜在力量视而不见，这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在高层做出了全面干预的决定，他们可立即投入他们目前已部署在鸭绿江沿岸44个师中的29个师，并且可以用多达150架飞机对一次重大的攻势行动进行掩护。

这份电报，加上第8集团军在中国人的攻势下后撤的报告，导致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1月3日要求麦克阿瑟对形势进行评估。但这位将军却不顾战场上的现实，仍然拒不考虑中国人全面干预的前景，也不认为形势正在失去控制。他在11月4日的回电中声称，不可能“评估中国共产党进行干预的现状”，尽管他的情报机构已经提出了几点可能性，最坏的兆头是中国打算全力和公开地参战。麦克阿瑟并不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尽管他承认中国人的全面干预是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它将是一个“具有最严重的国际意义的重大决定”。相反，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人的干预是另外三种行动方针的结合，即：为了外交目的而进行秘密干预；使用“志愿人员”以在朝鲜保持一个立足点；最后是中国人的判断错误——中国人参战时预料，他们只会遇到韩国军队，而打败韩国人不会十分困难。

总之，这份回电是为了使人放心。“我建议在条件可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不要轻率地做出结论。我相信最后的估计还有待于更全面地积累军事情报。”不管是从语气还是从内容来看，这份电报都没有暗示紧急状况已经出现，或者局势正在失去控制。

但是，麦克阿瑟的行为跟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电报中无忧无虑的调子一直背道而驰。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已经拟订了计划，准备第一次使用燃烧弹，以加强对北朝鲜的军火库和通信枢纽的轰炸。他准备给他的作战指挥官小埃米特·奥唐奈下达的命令干脆利落：把这些城市夷为平地。

麦克阿瑟对此仍不满足。当斯特拉特迈耶带着他的计划去第一大厦请求批准时，麦克阿瑟勾画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更为极端的作战计划。他命令说：“参战的飞行员必要时要飞到精疲力竭为止。”他命令斯特拉特迈耶摧毁“满洲”边界所有国际桥梁的“朝鲜部分”。这位空军指挥官认为，这意味着第一次可以在空中从朝鲜边境越过鸭绿江。然后，远东空军应开始轰炸鸭绿江以南的地区，并“摧毁所有的通信设施和所有的设备、工厂、城市及村庄”，除了罗津和水丰水坝以及其他电力工厂以外。麦克阿瑟的确告诫了“务必不要侵犯边界”。

麦克阿瑟指定的目标之一是新义州，这个与“满洲”的安东隔江相望的朝鲜城市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金日成首相撤离的政府曾在这里避难，城里的仓库和房屋为北朝鲜的主要官员和部队提供了住所。两座四分之三英里长的桥梁把两个城市连接起来，其中一座是铁路和公路混用桥，另一座是双轨铁路桥。

麦克阿瑟在与五角大楼一次例行的电传打字会议上，把这一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陆军的参谋人员。五角大楼里没有人认为有理由对此提出疑问。但是，斯特拉特迈耶又把他向空军下达的命令以“通报副本”的形式，向华盛顿报告了这次作战行动。五角大楼有人认为，应把这一情况向更高的阶层报告。这样，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在几分钟之内就开始忙碌起来。

洛维特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作战行动还有三个半小时就要开始，因此，国家安全部门迅速行动起来。洛维特急忙拉上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来到国务卿艾奇逊的办公室。洛维特不喜欢麦克阿瑟的计划。从地图上看，鸭绿江入海口附近的水域十分浅，因此，摧毁江桥阻止不了军队的调动（尽管这会影响铁路交通）。而且，飞机误炸安东和“满洲”其他目标的危险“十分之大”。

腊斯克也同意，并指出美国已经承诺，在与英国人磋商之前，不得对鸭绿江的“满洲”沿岸采取进攻行动。英国内阁那天正在开会讨论中国人干预的问题，而“我们方面的举措不当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美国还打算在几天之内把中国干预的问题提交联合国。此外，腊斯克还提及了苏联卷入的可能性。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对这次轰炸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比如，柯林斯将军认为，麦克阿瑟态度的突然变化表明了一种“惊恐不安的情绪”。

腊斯克后来写道，经过简单讨论之后，做出的决定是攻击应该推迟，“直至其理由更清楚地为人所知”。洛维特给国防部长马歇尔打了电话，马歇尔也认为：“除非发现一些大规模的过江行动威胁我军的安全，否则这次行动是不明智的。”一场官僚机构的小步舞开始了。随后洛维特又和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通了电话，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情，并建议说，在总统做出决定之前，这一行动必须暂缓进行。

艾奇逊然后与在堪萨斯城的总统通了电话——事有凑巧，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选举日，而且杜鲁门不顾别的地方的要求，决心在那里投票——他们简短地交谈了一下。杜鲁门只有在为防止对美国军队产生“紧迫而严重的威胁”时，才会批准这种轰炸。艾奇逊告诉总统说，麦克阿瑟头一天的报告中没有这样的说法，尽管他提到在鸭绿江的中国一侧有中国的预备队。杜鲁门先是提议艾奇逊与麦克阿瑟通电话，然后又同意，这种有关军事方面的沟通“应通过军事部门”进行。

在90架B-29型轰炸机起飞去执行这项任务前1小时20分钟时，洛维特命令麦克阿瑟不得轰炸“满洲”边境5英里以内的目标。洛维特还要麦克阿瑟就轰炸新义州和鸭绿江大桥的必要性提供具体的情况。使杜鲁门的谋臣策士们——艾奇逊、马歇尔和布雷德利——感到迷惑不解的是麦克阿瑟态度的突然转变。仅仅在两天以前，麦克阿瑟还告诫华盛顿不要仓促行动，并建议大家静观中国人的意图。从任何尺度来看，对新义州的轰炸都是一个明显的战争升级。

杜鲁门特别关切的是英国人的态度。然而，总统此时此刻所顾及的英国只是徒有其表，而名不副实了。英国已不在世界强国之列。在战后的年代里，大英帝国就像一只千疮百孔的气球那样急剧收缩。尽管如此，亲英的艾奇逊仍然把英国视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而且还对碍手碍脚和运气不佳的印度的观点给予了不该有的重视。在朝鲜战争期间，印度受到了国务院过分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