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使者也抵达了成功湖的联合国总部，然而西方与他们打交道的尝试全都徒劳无功。艾奇逊在一份给美国驻联合国外交使团的情况通电中说，中国人的态度“毫无妥协与和解之意”。甚至与北京友好的使团同他们交谈的尝试“也被拒绝”，中国人“除了与苏联代表团有联系外，与其他所有代表团都断绝了来往”。国务院希望对友好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根据被苏联人否决的安理会决议的精神，支持联合国大会谴责中国的决议。

情况表明，中国代表在未得到北京的具体指示以前不会采取行动。12月1日深夜，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终于会见了中国的伍修权将军（劳把他称为“头脑冷静的士兵”）。在场的还有一位名叫乔冠华的职位稍低的“顾问”，他在中国外交部担任一些职务，包括国际新闻司司长。劳认为乔是中国代表团的“智囊”。是的，中国人可能会与印度人吃饭，但在48小时之内还不会。［美国代表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认为，劳在“奉行（一条）软弱的绥靖路线”。］

格罗斯在当晚的一次宴会上遇到了劳。劳把他拉到一边说，中国人已做好准备与美方会谈，时间是第二天上午10时30分。格罗斯向国务院建议说：“由于劳常常行为冲动，我认为应该有所警惕。”他认为，劳的某些热情是“政治上不成熟”的结果。但他希望避免“陷入圈套”，那可能“在联合国成员中”造成“虚假的希望”。格罗斯因此开始教训劳，苏联人在谈判中常常以“装出希望‘讨论’的宣传伎俩”来转移自由世界的注意力，他告诫劳不要“陷入这种为人熟知的圈套之中”。尽管美国“不急于”与伍将军“会谈”，“但如果伍将军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随时洗耳恭听”。

在彬彬有礼的外交语言后面隐藏着一个信息：美国尽管谨慎小心、疑虑重重，但是已经准备好接收中国人想要发出的关于结束战争的任何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