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时间3月23日晚，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听到了麦克阿瑟的和谈声明，立即同迪安·腊斯克以及国务院的卢修斯·巴特尔、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一起来到迪安·艾奇逊家中，会议直至次日凌晨1时。艾奇逊谈起同洛维特开的这次会议时说：“罗伯特在压力来临时，通常都是妙语连珠、乐观通达的……但是那天晚上，他全无幽默感。他简直是暴怒欲狂，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麦克阿瑟将军必须撤职，而且是立即撤职。” 艾奇逊认为洛维特的情绪是“一时勃然大怒”，并不反映五角大楼的一贯想法。“我十分相信，到了第二天早上，大部分的怒气就会烟消云散。”

其实艾奇逊自己也是心潮难平，他觉得和平倡议本来是可以促使中国人做出积极反应的。若干年之后，他仍是愤怒不已，他说：“麦克阿瑟信口开河，他发表的……（声明里面的）东西简直使人根本不可能接受谈判的提议。”联合国的盟国们认为这种局面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情况。他们不知道是谁在主管美国政府。我认为没有人会怀疑这是有意在搞花样，但是也得有理由来让他们相信这一点”。

麦克阿瑟仍不甘寂寞。当时他的“和平”电报仍然在华盛顿辗转传送着，令人大吃一惊的是，他在一次视察战场时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说，越过三八线没有什么不良后果；空军可以随心所欲地过去；地面部队以前也跨越过，而且还将跨越它；这个问题“过去已充分讨论过而且已经解决了”。艾奇逊把这种说法称为“五雷轰顶”。

但是政府应当作何反应呢？杜鲁门最初的反应好像是不能相信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抱怨说，他“同麦克阿瑟打交道的经历糟糕透顶”，此人在他准备发表声明之前“就抢先起跑”。杜鲁门说，这是一次“对总司令不忠的行动”。

华盛顿时间3月24日，即麦克阿瑟“和平”声明发表的第二天，杜鲁门会见了艾奇逊、洛维特和腊斯克。大家一致认为，去年12月6日关于禁止发表对外政策声明的那道命令是明白无误的，而他已经违反了这道命令。大家的言外之意是，麦克阿瑟已经令自己面临军法处置，而他可能对此求之不得，因为他高自标树，也认为有机会把事闹得满城风雨。杜鲁门的一位挚友说，总统没有认真考虑以军法处置麦克阿瑟的可能性。此人还说：“麦克阿瑟已经把自己折腾得差不多了，没必要再把他塑造成烈士。”杜鲁门在3月24日的确决定采取一项合乎法规的做法，即给麦克阿瑟一个明白的信号：总统认为他是抗命不从。在艾奇逊的建议下，杜鲁门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向这位将军发去一份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的电报，提醒他注意去年12月6日的命令，并指示说，如果共军领导人“在战场上要求停战，你应立即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并等待命令”。（后来在这一年春天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麦克阿瑟令人难以置信地宣称说，他没有把这封电文当作是对他的“训斥”，从来没有将其与他3月24日要求与敌方谈判的声明联系起来。）

后来几天中，尽管有杜鲁门的提醒，但麦克阿瑟继续在干扰政府的政策。在同《伦敦每日电讯报》军事记者马丁中将谈话时，麦克阿瑟断言他的部队“被束缚在一张人为的罗网之中”，他在的军事生涯中“第一次发现是在打一场没有明确目标的战争”；在三八线问题上，是政客们侵犯了军人的职权范围。“如果不谈及士兵们的生命，这是十分荒谬的。”麦克阿瑟暗示他所辖部队每月6 000至7 000人的损失是在白白地送死和受伤。“如果这些损失，甚至更大的损失是为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付出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那我们将随时准备接受它。”在另一个访谈中（该访谈是在早些时候，却在周末发表，当时杜鲁门政府正在商讨如何处置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答复了《自由人》的提问。该刊编辑援引一条消息说，韩国政府因为缺少装备正在遣散新兵，并问麦克阿瑟为何美国政府不提供装备。麦克阿瑟答道，这个问题“牵涉到本人权限以外的基本政治决定”。麦克阿瑟在扯谎，他在1月6日建议美国不要向“韩国青年军”提供武器。

共和党参议员们捡起了麦克阿瑟这个题目。密歇根州的霍默·弗格森建议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去东京，去问麦克阿瑟这场战争应当如何进行。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达夫说，“某一个掌权的人物”应当决定政策，“而其余的人应当遵循这一政策”。

在杜鲁门看来，麦克阿瑟的表现“带有哗众取宠的特征”。杜鲁门颇有历史感的头脑把他和麦克阿瑟之间的关系，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和乔治·麦克莱伦将军相提并论。麦克莱伦对战争应当怎么打有自己的一定之见，如果林肯给他下了一道他所不中意的命令，他就不予理睬。同林肯一样，杜鲁门对将军“想起来就心烦”，然后把他解了职。

公开的导火线是麦克阿瑟3月20日写的一封信，那是在他毁掉和谈声明的四天之前。2月12日，众院共和党领袖、众议员约瑟夫·马丁在众院的一次发言中说，他认为不在朝鲜利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简直是“愚蠢透顶”。他把发言稿寄给了麦克阿瑟，并请他发表意见。4月5日，马丁在一次众院发言中宣读了麦克阿瑟的回信：

8日来函给我转来你2月12日的演讲稿，不胜感谢。我以莫大的兴趣阅读了它。我看出，多少岁月消逝了，而你的锋芒却未减当年。

关于红色中国进入朝鲜与我方作战而造成的局势，我的看法和建议已极其详尽地阐述并呈交给华盛顿。总的来说，大家都知道并了解这些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只是遵循传统的方式给暴力以最大的还击而已，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你关于利用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的意见既符合逻辑，也符合传统。

看起来似乎很奇怪的是，有些人难以认识到，共产党已选择亚洲这个地方来着手征服世界，而我们对由此引起的战场问题却展开了争论；他们难以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是用武器为欧洲作战，而外交家们仍在那里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输给了共产主义，那么，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在这里赢得胜利，则欧洲就很可能避免战争从而维护自由。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得胜利。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杜鲁门是在通讯社报道马丁的众院演讲时，第一次听到麦克阿瑟的信函。他满腔怒火地看完了这份文稿。关于利用中国国民党人的第二段“本身就足以构成对现行国策的挑战”，足以把麦克阿瑟解职。麦克阿瑟早已被清楚地告知，政府为何不能利用国民党，而且仅仅在八个月之前他是赞成这一决定的。后来等他改变了意见并要求使用国民党军队时，他被告知，政府的政策已经确定。杜鲁门认为，“所以，在赞许马丁先生合乎逻辑和传统的立场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说我的政策是不合乎逻辑和违背传统的”。

这位总统把信的最后一段叫作“真正的绝妙高论”。这一段表明，麦克阿瑟要么是不理解，要么就是不想接受美国要在亚洲和欧洲同时存在的决心。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讽刺地写道：“我不了解这位将军通过什么情报途径，得知共产党人决定把力量集中在亚洲，更明确地说是集中在他的管辖区。”使杜鲁门感到震惊的是，麦克阿瑟竟然漠视“为遏制在伊朗、希腊和柏林的共产主义狂潮”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也许他不知道克里姆林宫在怎样大力地想阻挠西欧联合战线的出现”。杜鲁门不喜欢麦克阿瑟“对我们的外交努力所做的轻蔑性评论”，以及所谓“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一华而不实的说法。

杜鲁门当晚的日记中，充溢着对麦克阿瑟其人的憎恶——除此之外，别无他词可以表达这层意思。“麦克阿瑟已经使他自己成为争议的中心，无论是在公众生活中还是在私人关系中。” 他接着又概述了这位将军的私生活：“他总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有过两个老婆——一个是他在42岁时娶的社交名媛，另一个是他50多岁时离婚后娶的田纳西姑娘。”杜鲁门几乎要把所有的争议都加在麦克阿瑟头上。

第二天，即4月6日星期五上午，杜鲁门把艾奇逊、马歇尔、布雷德利和哈里曼召到他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他们应当如何处置麦克阿瑟。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布雷德利将军是“愤怒至极”，“他和艾夫里尔·哈里曼都说我应当立即将麦克阿瑟解职”。实际上，哈里曼认为杜鲁门早在两年前就应该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当时是1949年春天，据称他因东京公务缠身而不能回国进行磋商。哈里曼还回顾了当时杜鲁门不得不派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前往东京去阻止麦克阿瑟支持日本国会的一项经济法案，这一法案同占领政策是直接相悖的。

至于艾奇逊——

关于应该怎么做，我自己的意见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我十分清楚，既然问题已经产生，就只有把麦克阿瑟将军解职才能解决。但是我同样也很清楚，不论总统怎么干，他都应当得到他所有军职和文职顾问们的一致支持。如果他在没有得到支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那就有可能发生比不采取行动时更大的麻烦。但是……必须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战线，无论如何不能出现裂痕。

马歇尔建议要谨慎从事、三思而行。他告诫杜鲁门，麦克阿瑟的解职可能会给从国会取得军事拨款造成更多困难。

至于布雷德利，则主要考虑军纪问题。他认为麦克阿瑟的行为是“抗命不从的典型例子”，理应解除这位将军的指挥权。但是他认为要慎重考虑，在提出建议之前最好先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商。麦克阿瑟在职业军官之中享有极大的威望，但是美国正规陆军更尊重指挥权，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赞同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决定，将会减弱麦克阿瑟在军界的支持者们的反应。

以前当过律师的艾奇逊总结了这一讨论。他也认为，杜鲁门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致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他不希望这一解职看起来像是一位意气用事的总统所采取的鲁莽行动。他对杜鲁门说：“如果你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就会引起你任总统期间最激烈的一场斗争。”

杜鲁门告诉助手们“聚在一起好好谈谈，然后拿回一个报告来”。在杜鲁门看来，马丁信件并不是主要问题，麦克阿瑟彻底搞糟了和平倡议，这是“不可饶恕的”。

这个星期五的下午，马歇尔、布雷德利和哈里曼在艾奇逊的办公室开会。马歇尔很紧张。在军界，众所周知他是一个不欣赏麦克阿瑟的人，但他不想出来带头反对麦克阿瑟。他建议以磋商的名义把麦克阿瑟召回国，任何最后决定都推迟至那时再说。艾奇逊坚决反对这一意见。“我看这是通向灾难之路。”他说。共和党右翼利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来打头阵反对政府，他们还着手以极为笨拙的方式弹劾总统（由参议员惠里搁错地方的备忘录里泄露出来了），这使艾奇逊相信，“他们对宪法程序的忠诚程度至多是表面文章”。麦克阿瑟逢场作戏的本领使艾奇逊谨小慎微。“让他在握有全权时回国，而且他的前途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这不仅会损害总统的决策自由，还很可能严重危及麦克阿瑟自己的前途。”杜鲁门特别希望马歇尔站在他一边，所以在马歇尔离开之前，总统建议他去看看从战争开始以来麦克阿瑟同华盛顿之间往来的电报。

当晚，杜鲁门在日记中再次评论这位将军说：“麦克阿瑟通过乔·马丁又扔了一颗政治炸弹……这看来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极端的抗命不从。”杜鲁门对麦克阿瑟去年夏天对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讲话引起的轩然大波，以及他为“见麦克阿瑟并达成面对面的谅解”所做的威克岛之行只是一笔带过。他接着写道：“我已经得出结论：我们在远东的大将军必须召回。（在下午的会议上，）我未表示任何意见，未告知他们我已做出的决定。”

在这个周末，对着麦克阿瑟的钳口收紧了。在星期六的一次会上，马歇尔对总统说，他已经看了那些往来电报，并得出了结论：“麦克阿瑟早在两年以前就应该革职。”杜鲁门把众院议长、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萨姆·雷伯恩，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召到白宫。从杜鲁门在国会的那些年代起，这两位就一直受到信赖，是杜鲁门政治上和个人的朋友。“我们谈了很长时间，首席大法官劝告要谨慎，”杜鲁门说，“他说美国总统的权威岌岌可危。……他们说我必须十分认真地估量形势，并得出自己的结论。雷伯恩担心的是政治方面。”

他们走后，杜鲁门拿出关于美国历史的书来，他再次阅读了关于林肯同麦克莱伦将军发生的问题。一个特别使他感到有趣的故事是关于林肯在麦克莱伦就政治问题品头评足时如何对付他的。这故事说，有人问林肯，他将如何回应这位将军。“没什么，但是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人，他的马直踢后腿，还把他的脚卡在马镫里，于是这个人就对马说：‘要是你还继续踢下去，我可就要下马了。’”

星期天下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位于白宫对面、波托马克河那一边的五角大楼办公室里举行了酝酿会。麦克阿瑟实际上受到了由他的侪辈组成的陪审团的审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参谋长们刚刚决定要大大扩展麦克阿瑟的权力，并正有待总统批准，而现在他们又要讨论麦克阿瑟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命运。4月4日，即马丁披露麦克阿瑟信件的前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用了一天时间“作为紧急事务”来讨论对待盟国的方法，以判断他们是不是愿意“支持美国对中国大陆可能采取的行动”。海军参谋长谢尔曼海军上将主张草案要更为强硬，指出“必须做好准备”以攻击大陆，而不是“继续考虑”这些行动。用五角大楼的官方语言来说，谢尔曼的修改意见（已被其他各位参谋长所接受）即是说，空军和海军应当开始集结人力和装备以攻击特定的目标。

接着，4月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关于苏联可能进行干涉的情报警告做出了回应，他们批准了一项命令草稿，授权麦克阿瑟在联合国军受到重大空中袭击时，可袭击在“满洲”及其附近的中国空军基地。此后几天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一草案得到了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杜鲁门的批准。按照正常程序，下一步就该把这一命令草稿送交麦克阿瑟以作应急计划之用，但是麦克阿瑟与杜鲁门的纠葛干扰了这一进程。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扣发这一命令，甚至不让麦克阿瑟知道有此命令存在。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说明这一决定的备忘录中，布雷德利写下了最厉害的诅咒麦克阿瑟的话。他说，这一命令没有发送给麦克阿瑟，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恐怕他会“操之过急来付诸实施”。

布雷德利将军对解除麦克阿瑟职务一事有一点缩手缩脚。在星期日的会议之前，他建议马歇尔给麦克阿瑟写一封私人信函，指出他的公开言论使总统被迫采取行动。布雷德利和马歇尔后来一同起草了给麦克阿瑟的信件。

星期日下午2时，参谋长们来到布雷德利办公室围桌而坐，他们是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海军参谋长谢尔曼、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他们第一次得知了布雷德利所说的“麦克阿瑟问题”的严重程度。布雷德利说，总统正在考虑撤换麦克阿瑟，马歇尔部长希望得到参谋长们“严格的军事意义上的意见”。尽管杜鲁门并不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很欢迎这个机会来对付麦克阿瑟的。布雷德利的副官切斯特·克利夫顿上校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老早以前——早在2月或1月，而且是出自军事而不是政治的理由，就在任何事情上对麦克阿瑟都不抱幻想”。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抱怨涉及：麦克阿瑟指挥失当（分兵两路，以及发动11月的攻势时情报缺失）；对自己和他的部队丧失信心；在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意气用事、怨天尤人”；嫉妒李奇微稳定战局的功绩。当天的讨论集中于麦克阿瑟对政府政策的攻击，而不是他战场上的表现。

讨论进行了大约两小时。这次会议没有留下正式记录（这里的描述是基于柯林斯的回忆录以及谢尔曼的一份备忘录），但是参谋长们一开始就达成一致意见，即麦克阿瑟必须离职。他们还讨论了一项保留面子的姿态，即允许他保留驻日本最高司令官的职务，参谋长们知道这是麦克阿瑟最为钟爱的职位。但是由于日本和朝鲜的问题是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以致这一战区不能由两位司令官来领导。最后，参谋长们认为，麦克阿瑟必须解职，马修·李奇微是接任者的最佳人选。

到了4时，参谋长们（柯林斯描述说，这是一帮“沮丧却又冷静的人”）下楼来到走廊，前往马歇尔的办公室。这里的环境是华盛顿的胜景之一。马歇尔坐在一张巨大的橡木办公桌后面，这是几十年前约翰·潘兴将军在陆军部时期存留下来的。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弗吉尼亚一侧波托马克河青翠的河岸，再过去便是白宫、国会山和华盛顿纪念碑。这一胜景环抱着一名职业军人必须对之做出回答的那些机构，即总统、国会，以及乔治·华盛顿的军事传统。

马歇尔自春天以来一直身患流感，他今天仍呼哧直喘。他感觉到了那项即将提出的裁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会欢迎这一裁决，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将被看作是对他所奉献一生的这一职业的侮辱。参谋长们也没有任何人欣赏即将来临的这件事。他们每个人都是军官，都对“解除指挥权”的字眼感到羞耻。柯林斯说得好：“要参与对一位杰出战士的免职，这实非一件易事。”

马歇尔直截了当地问每一位参谋长应当如何处置麦克阿瑟。每人都在表态之前说自己“只是从军事的观点”说话，谁也不想让政治来掺和这一过程。谢尔曼认为，如果美国要想成功地限制在朝鲜的冲突和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有一个我们可以信任和可以依赖的司令官”。柯林斯相信，总统“完全应该有这样一位战地司令官，他的观点同他政府的基本政策更为一致，他更能够听命于作为总司令的总统的意志”。范登堡未表示异议。

他们并未进行正式表决。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提议麦克阿瑟应当解职，他们只是向马歇尔表示他们的观点以传达给白宫。他们反对麦克阿瑟的理由有两点：总统（以及他们自己）需要能够完全信赖的下属司令官；文职人员掌管军事大权的原则。几周之后在参院作证时，布雷德利概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想法。鉴于麦克阿瑟“不完全赞成”政府在远东的政策，“这就很难由他来执行既定计划……”布雷德利继续说：

为了军事上的成功，我们经常坚持这一条：每当上级对一名下级完全失去信任时，无论这种丧失信任是否在事实上有充分理由，这名下级也必须被撤换掉。……

在目前这个例子中，没有多少证据表明麦克阿瑟曾经拒不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任何直接命令，或者对命令采取相反的行动。但是，每当麦克阿瑟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命令，或者他不赞成必须遵循的基本政策时，他就把此问题公之于众。这样做有时就泄露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所不打算做的事情，造成相当困窘的局面，而且也让人不能信任麦克阿瑟对于今后行动的态度，如果这些行动不符合他的心意的话。这一切都使公众对军方的领导能力产生怀疑、困惑和不确定感，而现在正是非常需要人们相信军方领导能力的时候。

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时时表达他们坚定的信念：军方必须一直处于文职政府的控制之下。在这次事件中，他们都十分忧虑，如果麦克阿瑟不解职的话，很多人会指责说：文职政府不再控制军方了。

职业军方宣告了一个相当于有罪的判决，其中有一句话等于就是处以极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应被革除指挥权，返回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