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更迭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带来了广泛地重新研究战争政策的机会，将军们和五角大楼参谋部的军官们很快就认识到了新任总统眼下的打算：他将把这场战争尽快地“朝鲜化”，来取代目前美国所起的主导作用。正如艾克在一次竞选讲话中所说：

联合国——而又以美国首当其冲——一直不断地被迫向这些前线输送人员，这简直是毫无道理。这是朝鲜人的差事。我们不想让亚洲觉得西方白人是它的敌人。如果那里一定要打仗，那就让亚洲人去打亚洲人好了，我们则支持自由这一边。

在对大量的参谋部研究报告和阵地文件进行了修改调整之后，国防部的一致意见是，政府应当把韩国军队增至大约65.5万人，包括20个陆军师和1个海军陆战师（这年年初，韩国军队有14个现役师）。人们希望新补充的这些部队可以让美国开始撤出一部分自己的士兵，尽管他们的装备还要留在日本以备紧急使用。为支持韩国这一扩大的防务机构，每年的代价大约是10亿美元，这一金额使艾森豪威尔的预算计划人员望而却步。但是到了1953年3月，大规模增强韩国军力的计划已经就绪了。

接着在1953年3月5日，发生了艾森豪威尔任职头一年中，在同共产党世界打交道方面可能是最重要的事件：几乎30年来不可撼动的苏联强人约瑟夫·斯大林因脑溢血而突然死去。艾森豪威尔立即把他的死亡看作是为实现和平提供了一个通道。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无论俄国的新领导同斯大林时代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他们不会完全盲从一个死去之人的那一套。”

但是在实现朝鲜和平之前，先得有几个星期小心翼翼而徒劳无益的外交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纵横捭阖。然而，敌人有所不知的是，美国现在的武库中已经有了一种重要的新核武器。当年1月中旬，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们激动地报告，一种适用于野战火炮口径的原子弹头第一次爆炸成功，这意味着核武器既可以用于战略目的，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这一消息使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重新考虑核政策，它在过去两年中曾经常常考虑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但是都把使用原子弹当成不现实的方案加以反对。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没有准备马上提出使用这一新的战术核武器的正式建议，但是5月27日一份研究报告中一段措辞小心的文字，表明了他们思想中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在推进美国与朝鲜有关的目标时，原子武器所能起到的事半功倍的效果表明，有必要对目前在远东限制使用原子武器的政策加以重新评估。

从在远东建立一种有效的常规能力的广义观点来看，及时使用原子武器应视为是针对那些影响朝鲜行动的军事目标，而且从操作层面来说，应作为与针对中共和“满洲”的直接行动有关的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的另一份参谋部研究报告指出，有必要使中国人和北朝鲜人相信，如果不能恢复和完成停战会谈，联合国军就打算发动一场重大攻势。5月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直接针对中国和‘满洲’”采取空军和海军行动，包括使用原子武器。联席参谋长们认为，时机的选择是头等重要的。所有必要的行动，包括“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其实施都必须能够产生“最大限度的突然性和最大限度的冲击性”，以海军封锁为开端、逐步发展为一次地面攻势的升级做法将会大大减少成功的机会。第二天，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这些建议。

凑巧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采取这一行动时，杜勒斯正在做一次中东和亚洲之行，他挑选印度作为讲坛来发出要使用原子武器的警告。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一次谈话中，杜勒斯表示，应当警告中国总理周恩来，如果不能及早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就要轰炸鸭绿江以北“满洲”的庇护所。杜勒斯还提到了美国成功试验了核炮弹，其口气强烈地暗示，美国将会毫不犹豫地在北朝鲜使用这种武器。

在另一个针对中国的行动中——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艾森豪威尔宣布第7舰队不再驻在台湾与大陆之间。“这一命令表明我方并无侵略意图，”艾森豪威尔说，“但是我们当然也没有义务来保护一个在朝鲜与我们作战的国家。”中央情报局已受权增加由国民党游击队对大陆的袭击，这些游击队都是由美国人武装、训练和运送的。官方的新华社很快就大声抱怨“冒险的美帝国主义支持凶恶的走狗蒋介石”。据中国人自己统计，1953年头五个月，这种针对大陆发动的袭击就达200起以上。

新政府显然是在给共产党人一个诱因，以寻找一条战争出路。过不了多久，信号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