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戈尼从科曾这家店买的第一块手表，”达夫说，“是这一款。”他指向宣传册上的一张图片，“收据显示的时间是1986年9月14日。”

“很漂亮。见证自己乘冰橇冲下克里斯塔滑雪道的时刻。”手表看起来很有现代感，黑色表盘，三根白色指针，三个斜角隐藏式侧钮，鳄鱼皮表带。

“这款表名叫海之时，仍在生产，”说着，达夫顿了一下，整个人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他买的第二块表，也是海之时，收据是2000年3月14日。”

这一块是白色表盘的，三个小指针，配的也是鳄鱼皮表带。

凯辛想起了在庄园的那个早晨，一块智能表，卡萝尔·格里格说，表带是鳄鱼皮的：“典当商怎么说？”

“他那时做了描述。”达夫回答，“悉尼那边也把消息传了过来，但当时大家兴奋之际却把细节忽略了。”

凯辛感觉自己似乎有种一夜没睡般的疲惫：“他那时怎么说的？”

“他说，原话是这样的：‘是一块百年灵海之时手表，收藏版。非常值钱。有三个表针，黑色表盘，鳄鱼皮表带。’”

凯辛站起身来，浑身疼痛，走到窗前望着学校操场、公园，在雾蒙蒙的细雨中变得柔软了，他看到了海伦·卡斯尔曼的未接来电。

“海伦·卡斯尔曼。”

“乔·凯辛。”

彼此沉默了片刻。

“我试着打电话给你。”她说，“你的住宅电话没人接，你的手机关机了。”

“我现在用的是另一个手机号，我在城里。”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太无礼了，傲慢，盛气凌人。”

“你说得对。听着，我需要了解苏茜看到的那块表的样子，她把表的品牌告诉我了，但是我还需要她描述一下那块表的样子，你能帮我搞定吗？”

“这是因为那件案子还在调查中？”

“一直在调查，能帮我尽快问到吗？”

“我试试看，把你的号码告诉我。”

凯辛坐下来，看着达夫，达夫不想看他。

“霍普古德说他那晚没收到消息。”凯辛说。

达夫这才看向他。“这群浑蛋。”他说，“他们倒是把自己撇得挺干净，都已经把那该死的记录抹掉了吧。”

“也许问题确实出现在我们这边，设备的确出现故障了。”

达夫摇了摇头，顶灯的光从他的圆镜片中闪过。“好吧，你接受调查的时候尽管把责任都推给我，”他说，“没有按对按钮，是我搞砸了一切，土著蠢货总是这样。”

凯辛站起身，坐着比站着难受多了，他又走回窗边。“霍普古德说，我引用他的原话：‘你们两个土著在编故事吗？’”他说。

“什么？”

“他说，你们两个土著在编故事。”

“是说咱俩吗？”

“我觉得他是那个意思，没错。”

达夫大笑起来，笑得很开怀。“欢迎来到土著的世界。”他说，“这么着，老兄，咱们去街角那里吃点午餐？来个三明治怎么样？”

“街角那家我吃够了。”凯辛说，“我吃了六年，真的够了。”

“艺术中心那边有家布鲁内蒂餐厅，”达夫说，“卡尔顿酒店的布鲁内蒂餐厅，知道不？”

“行了吧，你这个外地人，你不知道布鲁内蒂餐厅是多内蒂餐厅的分店吗？”

他们在电梯里遇到菲纽肯，正好顺路载他们到圣科达路。

“菲恩，你看你，”凯辛说，“你现在这种超额工作、严重缺乏睡眠、一团糟的状态，我给你打九点六分。”

菲纽肯谦逊地笑了笑，那是一个人的努力得到认可后的满足。“谢谢你，头儿。”他由衷地说。

“想不想调来蒙罗港工作？”凯辛说，“也就管管酒吧斗殴、乱搞男女关系，还有老浑蛋破坏邻居无土西红柿栽培设备这类破事，是个适合养育孩子的好地方。”

“那种生活对我来说太刺激了。”菲纽肯说，“波拉德的案子我要去见六个家伙，富茨克雷地区的这个，他说他跟波拉德认识很久了，电话没准是从他的聋哑阿姨那里打过来的，搞不好那都不是他阿姨，他也不在那儿住。”

到布鲁内蒂餐厅的时候，有很多人在排队点餐。他们前面是一群身穿黑衣的办公室员工、几个背包旅行者，还有四个已经被多样的菜谱彻底搞晕的乡下女人。凯辛买了个卡松尼包馅比萨，达夫点了份橄榄鸭肉卷饼，里面加了辣椒酱和五种绿叶蔬菜丝。就在他们喝咖啡的时候，凯辛的电话响了，他走到餐厅外面，接通了电话。

“我听到了车声，”海伦说，“突然有些怀旧。你在哪儿？”

“在艺术中心附近。”

“太文艺了——歌剧，画廊这些地方。”

“找到苏茜了吗？”凯辛看着一个骑着独轮车的男人穿过人行道，两边的肩膀上各趴了一只白色的小狗，两条狗顺从地趴在那儿，像是长途客车上漫不经心的旅人，一副听之任之的样子。

“她说那块表有一个很大的黑色表盘，两个或者三个白色的小指针。”

凯辛闭上眼睛，他想他应该对她说声谢谢帮忙，然后礼貌地说再见，那才是他该做的。那是警督、警长或刑侦副警长希望他做的，维拉尼很可能也希望他那样。

但那么做并不对，他应该告诉她几个孩子想在悉尼卖掉的那块表并不是布戈尼遇袭当晚戴的那块。

“你还在听吗？”海伦说。

“很感谢你的帮助。”他淡淡地说。

“没别的了？”

“没别的了。”

“好吧，那再见！”

他们喝完咖啡往回走，凯辛不得不平复了二十分钟再去见维拉尼，“布戈尼遇袭那晚戴的表，跟孩子们去悉尼卖的那块不是同一块。”他说。

“你怎么知道的？”

凯辛如实告诉了他。

“可能他们也偷了另一块表，同时偷了两块表。”

“不会，科里·帕斯科的妹妹是在一年前看到那块表的，科里在去悉尼之前就有了那块表，我问过他妹妹。”

“她也许是在信口胡说。”

“我相信她。”

“为什么？”

“她知道表的名字，还知道表的样子。”

“老天，”维拉尼说，“该死，这事看起来不妙。”

“是的，波拉德的调查有什么发现？”

“北墨尔本礼堂那条街上有个女人认出了他，说在那附近见过他好几次，有一次还带着一个小孩。咱们需要去跟大约二十个受害者了解情况，电脑里的东西太多了，图片有成千上万张，完全整理不过来，而且我感觉，咱们得到有用信息的希望不大。不过，很高兴这家伙死掉了，就像那些该死的毒贩一样。”

“不管怎么样，我得歇歇了。”凯辛说，“我要回家，本来我就在强制休假。我的工作结束了。”

“你还会再回来的，能不能别再当重案组二线队员了？你的工作和生活简直一团糟。”

“我不回重案组了，”凯辛说，“不想再见到更多的死人。雷·萨里斯除外，我想见到死掉的雷·萨里斯。还有霍普古德，对霍普古德我也可以例外。”

“你这态度也太不专业了。那股醋味儿，你确定？”

“确定。”

维拉尼送他到电梯口。“应该说，”他说，侧头望向走廊，“我想说我快被这个案子耗干了，我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感到羞愧。我在考虑自己是不是不该再待在这个位置上了。”

凯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此时电梯门开了，他轻轻拍了拍维拉尼的胳膊。“放轻松，”他说，“不要太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