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12月

应她的要求，我留给她几个月的考虑时间，并且将我返回布莱克菲尔德的日期定在圣诞节之前。夜里，科拉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但是在白天则不同，我只是专注于凶杀、卖淫、盗窃、敲诈和走私毒品的调查工作。去年就已经开始的社会动荡仍然没有结束。

为了恢复秩序，政府从埃及招回了查尔斯·沃伦将军，任命他为首都警察厅的厅长。此举并未奏效：此人极端无视刑事调查处，并把伦敦警察厅进行了军事性整编。最近几个月，他派出警察去阻挡高举书写着耶稣经文的标语牌、在主的安息日上街游行的失业者们。最惨痛的冲突于1887年11月13日在特拉法格广场发生，警察和投弹手们被调动起来以遏制从首都各区聚来的大约两万名失业者。有二百示威者受重伤，两人死亡。“血腥星期日”引起了伦敦工人对查尔斯·沃伦的刻骨仇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状况在整个警察厅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大多数人不赞成厅长的作法。沃伦试图建立一个专制和严厉的制度的努力却使整个警察厅士气低落、精疲力竭。

但我的情绪并未受到影响，因为我将要同我心爱的人重逢了。她一定痊愈了，因为最近无人再说布莱克菲尔德附近发生了凶杀。

圣诞节的前两天，我返回故乡。当托尼告诉我科拉已于前夜离开，到伦敦定居时，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地失望啊！

侦探沃尔特·麦克尼尔的大衣衣领竖着，帽子压得很低，遮住了脸，但他还是禁不住厌恶地哆嗦了一下。

“可怕！干这种事，又是在圣诞节的晚上！”

“看来凶手打算出色地结束1887年。”一个警察用昏暗的提灯照着尸体说。

我们处于商业大街后部最黑暗的一条小巷内。我们脚下，躺着一具已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女人的尸体，让人目不忍睹。尽管她的身分从没有搞清楚过，但报界后来姑且把她叫做“费伊仙女”。

“我实在不明白是哪个疯子干的。”麦克尼尔说着，悲伤地摇了摇头。

我没有回答，努力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面孔。

“你好像有心事，头儿！你知道凶手是谁？”

我静静地摇了摇头，心里很明白，科拉又干了一次。我还记得女护士那被碎剐的尸体，它同我们面前的这具相像得几乎让人无法区别开来。凶杀与科拉到达伦敦在时间上是吻合的，如何看待这一奇怪的现象呢，我不得不再一次扰乱由我负责进行调查的这场凶杀的线索。

由于怕冷，我蜷缩在马车的后部。在这1887年圣诞节寒冷的冬夜，马车把我送回了住处。我默念着：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有义务去帮助她，保护她。

“没人知道她是谁，从哪儿来。晚上，她一直在迈特广场的小酒馆喝酒，酒馆半夜十二点关了门。她决定抄近道回家。我们能够了解的就是这些。”

在梅尔文的办公室里，我坐在他的对面，正向他讲述我从“费伊仙女”被杀案中所得出的结论。我又开始搅合了，许多线索我都隐瞒了起来，致使死者的身份都无法确定了。

我热心有余了，因为我并没有发现不利于科拉的任何迹象，但我不想冒任何风险。

梅尔文像往常那样和善地听着我的讲述。这位年过五十的老人虽然头发己日渐花白，但仍然显得很雍容，很少有人会面对他的魅力而不动心的。不论与他谈话的人是谁，他总是那样谦恭有礼，考虑周到和不慌不忙。他那双浅蓝色的眼睛似乎是透明的。他没有家，所以他全身心地履行着作为警长的职责，他的责任心是无可挑剔的。因而赢得了下级、上级、甚至是罪犯的尊敬。对于罪犯，他施予的是一种我要说是有些过分的宽容。但是，别以为他之所以能跻身于显赫之列仅仅是因为他对工作的热心和他为人的耿直。他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侦探，从一个外表看来是已经了结了的案件中，他总能独具慧眼地窥破“仍有毛病的地方”，在这方面，无人能与他相比。你还记得在即将离开布莱克菲尔德时他对我说的悄悄话，而当时大家都以为内利在意识到事情败露之后便自杀身亡了。他似乎拥有第六感官，就像丹尼尔·莫尔斯当上校在危险临近时所有的那种直觉。但是，鉴于我为了掩盖科拉最近的罪行而施展的那些计谋，我已不再为此而担心了。他仍然有一个不利的条件：我是他的心腹、他的红人，工作上的赫赫战功让我有了一定的名气，除此之外，尽管他从未跟我说过，但我感到他对我怀着某种眷恋和友情。他给予我进行调查的一切自由，这些都是为了向你说明，辜负了他的信任，我感到是多么地惭愧，但是，保护科拉压过了其他一切考虑。梅尔文不会理解，这是为了爱一个女人。自我与他相识以来，他一直过着僧侣般的生话，我感到很奇怪。尽管年过半百，梅尔文仍然魅力无穷。他很有才华，学富五车，却从不炫耀自己的才学，他言语谨慎，善体谅人。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欣赏他的耐心、冷静和优雅。一句话，他拥有讨人喜欢的一切素质，本可以征服要求最苛刻的的女人。没有人知道他与女人有关系。干完工作，他就回到住处，把门一关，一直到第二天，当然，除非他的职务要求他外出或参加会议。当他和女人面对面谈话时，我常用余光观察他，他身上没有任何东西表明他厌恶女人。从这个角度看，梅尔文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个谜。

他端详了我好久，然后耸了耸肩：“这么说，一切都毫无结果。好吧。妓女被杀，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凶手不会永远逍遥法外，”他打开一份卷宗，看了几行，面有愠色，“……这么多女人被打死。她们被拳打脚踢，被打断了胯骨，被刀子扎死，被毁容，甚至被有意地活活烧死。1887年是不光彩的一年：仅在伦敦就发生了三十五起杀人案，若算上杀婴案，这个数字还要翻番。但是，只有八人被判了刑……太少了，太少了。”

我表情严肃地抬起了头。

“在被判刑的八人中，有五人是你抓获的，约翰。”梅尔文继续说。

我完全明白他言语的意图。

“你的成绩是卓越的。我也没有忘记，去年，你出色地查清了悲惨的莫尔斯当案件，”他顿了一下，手指交叉，表情忧虑，“打那以后，你也许也看到，尽管你没有丝毫的松懈，但是……总之，你止步不前了，别误解我，约翰，我不是怪你……你一直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这你很清楚。”他冲我笑了笑，然后用另一种声音说，“简单地说，我不习惯看到你一无所获地回来。”

我从他递过来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雪茄。我吸着烟，制定出一个紧急计划。必须找到科拉，尽快找到。如果凶杀继续下去，梅尔文必定会察觉我在袒护什么人。但怎么找？单枪匹马，在如伦敦这样一个城市寻找科拉，这无异于……

梅尔文没有给我继续思考的时间：“对了，约翰，你有没有再见到旅馆老板的女儿——她叫什么来着？——那个意外受伤的姑娘？如果我没记错，她对你有意思。”

霎时，我只能感到血涌上了我的头。我不得不调动脸部的所有肌肉，强装笑脸。

“两三次，”我遮遮掩掩地说，“伤倒还没什么，就是受惊了，不过现在完全好了。一个有胆识的站娘，但一个乡下人……总之你明白我想说什么。我已有好久没见她了。无疑，她仍然住在布莱克菲尔德。”

为什么是无疑？真可笑。

梅尔文轻轻锁起眉头，然后陷入沉思。

“你的小说怎么样了？”他用一种怀疑中透着讽刺的语气问。

“无大进展。我现在只写了点儿笔记。”

梅尔文向我问起科拉的情况，这是由于偶然，还是他在怀疑什么？

从那天起一直到周末。这个令我忧虑的问题一直在伴随着我。

虽然寒风凛冽，天空却是晴朗的。在这冬日羞怯的阳光下，我漫步于伦敦西区的繁华大街上，这里一派车水马龙。

我的大部分休息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摄政大街上繁华的商店门前聚集着成群的富豪们，我不厌其烦地在人群当中搜寻着科拉的影子。

我将寻找范围限制在很有限的空间内。她不大可能在诸如伦敦西区和泰晤士河畔的工商业中心过周末，同样她也不可能在吉勒斯、克勒肯维尔、贝尔斯格林、怀特查普尔或其他肮脏地方的小巷里闲逛。由于她曾向我诉说过的那种悲惨经历，她一定不会再踏入这些罪恶的渊蔽了。相反，她很有可能去公园。但是，我在格林公园、圣·詹姆斯公园，海德公园、巴特塞公园和摄政公园转了几天之后，我又开始探索伦敦西区熙熙攘攘的大街了。

读者们不禁会想：我这是徒劳之举。对，这么说不无道理。我也早有了这种想法。但是，我有矢志不移的天性：无论多么渺茫，只要有一丝希望在这座大都市中找到科拉，我都将锲而不舍。

很难分析我心中的情感，难忘她陪伴我的那些醉人的时光，难忘我们在简陋的小木桥上的初吻，难忘我们在“七姐妹悬崖”上的拥抱，和煦的阳光吻着她那在和风中拂起的头发，波涛汹涌，她的眼晴里反射着浪涛的光泽，那双野性的眼睛向我倾泻着无尽的情思。

我们是一对恋人，一对同谋者，是同一个造物主创造的同一个生命，是暂时被一分为二的一个灵魂，因为我坚信我会再见到她。无论她过去做过什么，我都会接受她现在的一切。我要去关心她，照顾她，钟爱她，让她第一次遨游在幸福的海洋里。是我，只有我能做到这一切。

到了三月份，我还是没有找到科拉。显然她一直没有露面，因为这个时期发生的谋杀案在我看来都不是她干的。我两次回布莱克菲尔德都一无所获。托尼和他妻子同我一样，也对踪迹皆无的女儿的命运忧心忡忡。

她在哪儿？在干什么？这些问题在无情地纠缠着我。然而，天边出现了光亮。那是一缕微光，一缕细细的闪亮，是我的分析器官传达给我的合乎逻辑的推理。但是，这缕光亮却遇到了早已存在的障碍。如果我早一些考虑到这个神秘的障碍，考虑到其存在的必然性，我就会知道科拉在哪里，也许还会省下几条人命。我说也许，因为我不敢肯定。有血腥混杂在伦敦的迷雾与黑暗中，它飘进猛虎的鼻孔里，而猛虎在长时间的冬眠之后，将要在丛林中散播恐怖了。

4月13日，那是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在斯皮特菲尔兹的奥斯本大街上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埃玛·史密斯，一个四十五岁的妓女。她被送进了伦敦医院，因伤势严重，只活了几个小时，但她却说出曾有三个男人上来与她搭讪，然后把她抢劫一空。然后是一场极其残酷的凶杀：腹膜被利器猛烈地刺穿了。

科拉干的吗？那“三个男人”难道是奄奄一息的人死前的谵语吗？

在询问了被派到死者身旁的警察之后，我倾向于认为科拉没有参与这起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