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梅森会见记者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

本杰明·埃迪科斯生前的律师西德尼·哈德威克以及遗产执行人西德尼·哈德威克，立刻对此发表了看法，说这是“一个完全一厢情愿的想法，企图把水搅混，这是一个狂热的幻想，妄图为他的委托人寻找开脱的方法”。

地方检查官汉米尔顿·伯格则更尖锐地说：“这种推脱的企图是通过败坏一个死去的姑娘的名誉来实现的，而这个姑娘已经不能再为自己辩护了。这是一种卑怯的、可鄙的、在绝望中企图以欺骗的方式来渡过危机的办法。这也立即把她的委托钉在了十字架上。”

梅森胳膊下夹着报纸走进法庭，参加公诉人诉约瑟芬·凯姆波顿一案的预审。

詹姆斯·埃特纳和他并排走着，他低声说：“我想我们要让诉讼延期并不是太麻烦的，梅森先生。”

“谁想让诉讼延期？”梅森问。

“天呀，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想开庭，对吗？”

“我们是不想开庭，”梅森说，“但是，我非常想听听他们在预审中能拿出什么证据来。”

“好吧，你是老板，”埃特纳对他说，“我知道地方检察官的确想诉讼延期，但是，他当然想让被告提出来。”

法官马迪坐在了他的位子上。开庭了。

“公诉人起诉凯姆波顿。”马迪法官宣布。

“被告方准备好了。”

地方检察官伯格的脸上呈现出又吃惊又愤怒的神色。“我得知被告方要求诉讼延期，原告决定同意诉讼延期。”

“我不知道你这是怎么理解的。”

“这是一个和你的副律师詹姆斯·埃特纳谈过话的人告诉我的。”

“你能肯定吗？”梅森问，“这个人是谁？他说了些什么？”

“我不想泄露消息的来源。”

梅森说：“我没有请求过诉讼延期，我肯定埃特纳先生也没有请求过。”

“我没有说他请求过诉讼延期。”

“如果被告方希望继续审理，就继续进行。”马迪法官裁定说。

“我们准备继续进行。”汉米尔顿沉闷地说。

“好的，继续进行。”

伯格让接到指令后去斯通亨格的一个警官作第一证人。警官描述了到达现场时的情形。他说，那天晚上守门人拿着枪在巡视，狗把一只大猩猩赶上了树，还有两只大猩猩在屋子里乱逛。还说了关于大猩猩的笼子的事以及为了控制那些大块头的大猩猩所遇到的麻烦。

最后，在动物园的专家的帮助下，警察和消防队通力合作，用掺了麻醉剂的水果，在天快亮了时候，大猩猩才返回了笼子。

“提问。”地方检查官说。

梅森微微一笑。

伯格叫出了发现梅森和凯姆波顿夫人的警官中的一个。他说，他看见他们“在露丝街上逃跑。”后来，德拉·斯特里特也来了。他说，他要求他们去总部接受讯问。

“提问。”伯格说。

梅森说：“我相信我明白你的话，你是说我和被告人沿着露丝街逃跑。”

“是的，先生，我是这么说的。”

“你让我们进了警车？”

“是的，先生。”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逃跑？”

“从你们的举动中可以看得出来，你们走得非常快，还有，你还回头往后看。”

“我明白了，”梅森说，“那么，你让我们坐进警车后不久，你就逃到总部去了，不对吗？”

“我干什么了？”

“你逃到了警察总部。”

“我把他们带到了警察总部。”

“你把魔窟和各种危险留了下来，大猩猩在房子里乱跑，狗在叫，警报在响，这些你都抛在了身后。”

“我是按照命令去做的。”

“但是你逃跑了，不是吗？”

“我没逃跑。”

“你把混乱的场面留下了吗？”

“为了把你们送到警察总部，我不得不这样做。”

“还有，即使你不是逃跑，你回了好几次头，不是吗？”

“嗯，我看了两三次反光镜。”

“你回头看了吗？”

“我想我可能这样看了……非常短暂。”

“当然了，”梅森说，“是得很短，因为你开着车。但是，你回头看了好几次。”

“啊，可能我回头了，我是说我回头了。”

“你记不清了？”

“我不是记得十分清楚。”

“你还会那样说，用你刚才的话是，‘我是说我回头。’”

“是的，我承认你说的。”

“你现在准备发誓说你回过头？你现在证实你回过头？”

“是的。”证人大声说。

“法官阁下，”汉米尔顿·伯格向马迪法官提出抗议，“我认为这个问题已问过、回答过好多遍了。”

“抗议有效。”法官说。

“我只是想搞清楚，”梅森说，“我想让法官阁下明白证人的态度。他记不起曾经转过身回头向后看过，但是，他愿意说他回过头，只是因为他可能做过。他现在已经明确地发誓做过记不清楚的事。这就是证人的态度。”

“我告诉你，我是转过身回头看过。”

“可是，你想不起来这样干过。”

“好吧，”警官挑战地说，“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回过头。”

“你什么时候真正想起来的？”

“刚才。”

“那么，你发誓说你记不起回头看过时，你没想起来？”

“是的。”

“那么，你想都没想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是的。”

“换句话说，你说的比想的快？”

“我不知道。”

“那么，如果你不是逃跑，你为什么回头向后看？”梅森问。

“只是有点好奇。当你听见那混乱的声音，并且知道猩猩在乱跑，当你要离开这里时，回头看看是很自然的事。”

“那么，我现在按照你的证言理解，”梅森说，“谁也不能证明我和被告人是逃离那个地方的。”

“我说过是的。”

“什么？”

“你们转过身，回头看看……等一下，你们和我做的不一样。”

“你怎么知道？”

“那当然了，你的动作不对。”

“你一听见警报声，你也可以说有什么事不对，不是吗？”

“是的。”

“那么，”梅森说，“你是想让法庭这样理解，你离开现场时，回头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对你来说是极其自然的；而被告人和我这样做，就成了逃跑的证据。”

“这是你的看法。”

“什么？”

“我已经描述过了。”

梅森举起左手，伸出一个指头：“第一，”他说，“你说我们走得很快；第二，你说我们不停地回头看。那么，我们还干了些什么？”

“就这些。”

“好的。当你离开那里时，”梅森说，“你的车也开得很快，不是吗？”

“这是不一样的。”

“你说‘是’还是‘不是’？”

“是的。”

“还有，”梅森说，“你不停地回头看，你没回头看吗？”

“看了。”

“你知道你回头了？”

“是的。”

“现在是你自己想起来的？”

“是的。”

“但是，你第一次作证时，你没有想起来。”

“我当然想起来了。”

“那么，”梅森说，“你想不承认了？”

“我发现了你设的陷阱，我还不至于那么蠢。”

“谢谢。”梅森说，“我只是想让法庭知道你的想法。就这些。”

汉米尔顿·伯格和他的副手金斯伯格简单地商量了一下，这是一位十分年轻的律师，在过去几个月里，在审理案件中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成就。因此，他今天被任命为预审的助理。

汉米尔顿·伯格之所以今天在场做他的顾问，是因为把梅森当作了一个危险的对手。

在经过低声商量之后，金斯伯格传唤了监狱的那个女看守。

女看守证明说，是由她在女监里监管被告人约瑟芬·凯姆波顿的。她让凯姆波顿夫人脱下衣服，临时又给了她一套衣服，并把她的衣服交给了菲力普·格劳顿，他是警方的毒物学家和技术专家。

“那么，”金斯伯格问，“你对被告人的身体进行检查了吗？”

“检查了，先生。”

“怎么检查的？”

“让她脱了衣，光着身子，洗了个淋浴，我对她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进行了查看。”

“你看到了什么？”

“你发现了抓痕、刀痕以及暴力造成的红肿等标记了吗？”

“金斯伯格先生，她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连皮都没破。”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要作这种检查吗？”詹姆斯·埃特纳问。

“你只管听着，你就会知道原因何在了。”金斯伯格富有挑战性地说。

“先生们，先生们，”马迪法官说，“大家都礼貌一些。辩护人有异议吗？”

“我只是想节省时间，”埃特纳气愤地说，“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坚决反对。这个提问是不相干的、不合适的、不重要的。”

金斯伯格说：“我们的下一个证人会把它联系起来的，法官阁下。”

“好，继续进行。”

“就这些。提问。”

梅森对埃特纳说：“你提问她，吉姆。”

埃特纳说，“你为什么拿走了她的衣服？”

“我是执行命令的。”

“你知道，在正式起诉之前，你只能把她当作……”

“我是按命令做的，”女看守说，“所以我才会这样做。如你想讨论法律问题，就和地方检查官讨论吧。”

“你是说你从地方检查官那里得到的指示？”

“是的，是他的办公室下的指示。”

“你拿走她的衣服，并交给了菲力普·格劳顿，那衣服怎样理的呢？”

“如果你等着我们传唤下一个证人，你会得到答案的。”金伯格说。

“很好。”埃特纳说，“完毕。”

“传菲力普·格劳顿。”金斯伯格说。

菲力普·格劳顿是个瘦高个，颧骨很高，一副认真的样子。他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镜片的反光有时在没有表情的脸上应是眼睛的位置，你只能看到两个反光的椭圆形。他站在证人上，把自己当作一个毒物专家、化学家和技术专家。

“这个女看守证明你收到了某些衣服，是吗？”金斯伯格问。

“收到了，先生。”

“你对这些衣服进行检验了吗？”

“是的，先生。”

“在这些衣服上你发现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了吗？”

“发现了。”

“发现了什么？”

“人的血。”

“你保留着那些衣服了吗？”

“保留着呢，先生。”

“我要求把它们当作物证。”

“同意。”梅森说。

衣服拿出来作了物证。

“提问。”汉米尔顿·伯格说。

“你说衣服上是人的血？”梅森问。

“是的，先生。”

“你怎么知道的。”

“我作了沉淀素试验。”

“当你作这个试验时，你不是为了发现这血是某种特殊的动物的血，是吗？我对此的理解是，你有一种试验方法，它只对人血进行反应，而不会对动物的血发生反应。因此，你只需简单的试验确定血迹是人的血，还是动物的血。如果是动物的血，你一般就不费事地把它们划分了。如果你得到了正确的反应，那么，你就知道它是人的血了，对吗？”

“是的，先生。”

“这种方法确实可靠吗？”

“确实可靠。”

梅森说：“我想就克劳顿先生作为专家证人的情况再提问一个问题，但是，我要向法庭说明的是，我现在要问的事情不是我想问的，我只是核实一个小小的信息。”

“对于延长提问辩方反对吗？”马迪法官问起诉人。

“没有什么意见。”汉米尔顿·伯格自信地挥舞着手说，“对于梅森先生或者任何人，如果他那么想，不管在什么时候想就格劳顿先生的资格问题问上一天，我也没意见。”

“好的，格劳顿先生，你可以下去了，过一会儿再问你。你的下一个证人是谁？”

伯格用洋洋得意的声调传唤下一个证人，就是送梅森、被告人约瑟芬·凯姆波顿、德拉·斯特里特去警察局的另一个警官。他描述了这三个人当时是如何坐在警察的后座上，他坐在前排座上，大部分时间都是拧着身子盯着他们。

“到了警察局后，警车是如何处置的呢？”

“又开出去巡逻了。”

“谁使用的那辆车？”

“我和我的搭档。”

“你们几点下的班？”

“凌晨4点钟。”

“下班后又干了什么呢？”

“我……呃，我想起来没有检查的车座的座垫，当我们用车送没有戴手铐的嫌疑人时，一般都要检查一下。因此，我和我的搭档掀起了后座垫，掀起后在座垫下面发现了一张证券。”

“说说是什么证券？”

“是一张支付给本杰明·埃迪科斯的25000美元的银行本票，支票的后面还有一个背书，写的是‘即付约瑟芬·凯姆波顿’，下面是一个大概由本杰明·埃迪科斯签的字。”

“你在那张支票上做了什么标记了吗？”

“是的，先生，做了记号。”

“你怎么做的？”

“我在支票的左上角用铅笔写上了我的名字的开头字母。”

“如果再见到那张银行本票你还能认的出来吗？”

“认得出来，先生。”

“我给你出示一下，你看是否就是那张支票。”

“没错，就是它。”

“我要求把这张支票作为物证。”伯格说。

“同意。”梅森马上说，他不让埃特纳有时间提出技术上的异议。

伯格然后叫了一位字迹专家，他说支票背后本杰明·埃迪科斯的签名明显是伪造的。虽然它试图模仿埃迪科斯签名的特点，但是，很明显是伪造的。

“提问。”伯格说。

梅森说：“那张银行本票是地区检查官给你的？”

“是的，先生。”

“地区检查官还给了你一些埃迪科斯写的字作为样品，而这些样品绝对是他手写的，对吗？”

“是的，先生”。

“地区检查官还给了你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给了你一些被告人手写的字，不是吗？”

“噢，是的。”

“他告诉你，他想让你鉴别一下签名的特点，因为你发现是伪造的。那么，就看看是不是被告人伪造的，对吗？”

“呃，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但是，他的确给了我一些被告人写的字的范例。”

“他告诉你这是干什么用的了吗？”

“我记得他大概地说了一下。”

“目的是什么？”

“就是你刚才说过的，梅森先生。”

“那么，”梅森说，“你不得不向地方检察官报告说被告人没有伪造签名，她不是伪造本杰明·埃迪科斯签名的人，不是吗？”

“噢，不，先生。我对地方检察官说，这样讲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我只能肯定本杰明·埃迪科斯的签名是假的。但是，我肯定签名是个窗花格。”

“你说的窗花格是什么意思？”

“有人拿一个本杰明·埃迪科斯的真的签名，对着一个强光源，比如在平玻璃的后面放一个人功率的灯泡；或者就在日常的普通窗子的玻璃，把本杰明·埃迪科斯的签名放上去，再放上纸，那么纸上就可以显出签名了，伪造者就可以按着签名描了。”

“这个签名你怎么能说是描的呢？”

“要想区别真假是很容易的梅森先生。一个人签名的时，笔划迅速有力，任何轻微的颤动都会使笔划变长。”

“而伪造签名时，手移动的很慢，在放大镜下面就可以看见手颤抖留的痕迹。这张支票的签名就是如此。”

“但是，你说不出是谁伪造的签名，对吗？”

“是的，先生。”

“你无法把伪造签名者与被告人联系在一起，对吗？”

“我想下一个证人会证明这一点。”这位笔迹鉴定专家尴尬地说。

汉米尔顿·伯格向后一仰头，大笑起来。很明显，这是他为梅森事先设好的圈套，现在，他的兴致好极了。

“没有问题了。”梅森说。

汉米尔顿·伯格知道他使辩护人感到了惊奇，因此，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神色。

“哈沃德·丹尼，请你出庭作证。”他用愉快的声音说。

哈沃德·丹尼走上庭，宣了誓。

“你的职业？”

“我是指纹专家，司法局局长助理。”

“是专业的助理吗？”

“是的，先生。”

“现在，我要你注意一下刚才公诉人要求作为物证的银行本票，你以前是否见过这张特别的支票？”

“见过，先生。”

“什么地点？什么时间？”

“那天早上4点30分警察局的一个代表要我看过。”

“哪天早上？”

“上星期四，就是埃迪科斯先生被谋杀的那天晚上……噢，等一下，其实他是星期三晚上被谋杀的。我是星期四一大早见到的。”

“当警官要求你注意这张银行本票时，他让你想法儿和这个案子联系在一起了吗？”

“是的，先生。”

“怎么联系？”

“找出支票上看不清的指纹。”

“你能告诉我们这个看不见的指纹在哪儿吗？”

“是的，先生。它非常非常的淡，但是，它是一个指纹。我查清楚了，这是被告人约瑟芬·凯姆波顿右手中指的指纹。”

“这个指纹和你平时通过洒干粉而使潜在的指纹显出的不同，是吗？”

“是的，先生。这个指纹我可以说上面沾着血。”

“那么，你把这张支票怎么样了呢？”

“我检查完支票，确认了指纹后，支票又被放回警车的后座垫下面了，大概就是发现支票的地方，我想。”

“那么，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被告人解除监禁被释放了。”

“什么时间？”

“大概8点钟，我是说星期四早上。”

“你在哪里？”

“和其他五个证人一起，我藏在了一个阳台上，那里可以看见发生的一切。”

“发生了什么？”

“根据被告人的要求，她……”

埃特纳说：“哎，我反对证人证实这些传闻。”

梅森轻轻地拉了一下埃特纳的衣角，示意他坐下。

“我们不谈技术性问题，”梅森提出，“我认为，被告人要求在停车场被释放，而埃特纳先生可以去那里接她，这点绝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根本不想做什么可以拿上法庭作为证据的事情。”

马迪法官首肯地点了点头。

埃特纳慢慢坐下。

梅森低声对他说：“这是他们的炸弹，他们以为我们被炸倒了。不要让起诉人把它当作是有什么含意的。如果我们不在乎，他们就会着急，会认为我们有对付的手段，他们就会使出所有的手段。总之，这是我们想在预审中达到的目的……让他们把知道的东西都抖落出来，当陪审团参加审判时，他们就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惊奇了。”

“接着说。”汉米尔顿·伯格对证人说。

“好的。当她发现周围就她一人时，她就在停着的那些警车中搜寻，寻找把她带到警察局来的那辆车。那些车上都印着号码……嗯，她在找7号车。”

马迪法官打断他的话说：“我很欣赏被告方的态度，但是，丹尼先生，你已经证明了结果了。就说说你看到的情况吧。”

“好的，”丹尼说，“根据安排，两个人离开了可能被她看到的地方。然后，把他们安排到停车场的另一边。这样，被告人就看不见有任何人在监视她了。”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伯格问。

“她向两辆警车走去，找着号码。当她走到第三辆车前时，正好是7号车，就是把她带到警察局的那辆车。她打开车门，掀起座垫，拿出了这张支票。”

“你如何知道她拿出的就是这张支票？你看到了？”

“支票是叠着的。我能看见是一张纸。”

“你如何知道是一张支票的？”

“在释放她的10分钟前，我检查了这辆车。那时，这张支票是放在车后排座的座垫下面的。被告人一离开，我和其他五位证人一起返回车旁，经检查，发现支票不见了。”

“有没有看不见那辆车的时间？”

“没有，先生。那时，我们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辆车。”

“你可以提问了。”伯格说。

梅森打了个呵欠，瞥了一眼钟表，说：“没有疑问。”

“啊！”伯格吃惊地叫道。

“好的。”马迪法官说，“你还有别的证人吗，伯格先生？”

伯格若有所思，迷惑地看了梅森一眼。

埃特纳向前弯着身子向他低声说话，但是，梅森在桌子底下轻轻地踢了他一下，让他直起腰来。

梅森的想法很明显，他认为这些证据都无关宏旨。

马迪法官看了看泰然自若的这位辩护律师，又看了看汉米尔顿·伯格，他正和金斯伯格激动地小声商量着。

“传你的下一个证人，地方检查官先生。”马迪法官说。

“传弗兰克·卡明斯。”

卡明斯证明说，他是那位女看守的弟弟，是司法长官助理。星期四早上，他陪同女看守一起去约瑟芬·凯姆波顿的公寓。女看守自己进了房间，她有凯姆波顿夫人的房间钥匙。女看守取了几件衣服带回给了被告人。证人卡明斯在门上的气窗上钻了个小洞，他穿着衣裤相连的工作服，在外面的走廊里放了一个梯子。当被告人释放后回到公寓时，证人开始在梯子上工作，装作修理走廊里的电线。当被告人一进了房间，关上门，从里面锁上，证人马上就把梯子移到门口，爬上梯子，透过气窗上的小洞往里窥视。他看见被告人撩起裙子，从长筒袜的最上端拿出一张折叠着的纸，走到书架旁，打开一本书，并把它放在了桌子上。她用苏格兰胶带把支票粘在了书里面的一页上，然后把书又放回了书橱。

证人说，他马上移开梯子，把梯子搬到了走廊的最顶头，等着被告从房间里出来后，他就进了房间，翻开书中的有问题的那一页，取出那张纸。

“那张纸是什么东西？”汉米尔顿·伯格问。

证人笑了笑。“是一张25000美元的银行本票，就是作为物证的这张。”

“提问。”伯格说。

梅森带着宽恕的微笑打量着这个人。

“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你都没有权利进入房间，对吗？”

“是的，先生。”

“你第二次进房间时钥匙是从哪儿来的？”

“我复制了一把。”

“没有逮捕令或主人的允许，你无权搜查房间，难道你不知道吗？”

证人扫了汉米尔顿·伯格一眼。“那时，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你现在想到了，不是吗？”

“是的，先生。”

“在成为司法助理之前，你应该研究过有关搜查方面的法律条文，不是吗？”

“是的，先生。”

“你的所作所为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如果你要这么认为，那就算是吧。”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梅森说，“就这些，对这个证人我没什么问题可问了。”

下一个证人是动物园的一个官员，他说是被电话叫到斯通亨格的。谋杀发生的那天晚上他到达时，发现大猩猩都是自由的，为了检查本杰明·埃迪科斯的大猩猩试验情况，他以前曾经到这个地方来过几次。他对大猩猩的数目及其习性都很熟悉，在他的监督下，大猩猩回到了笼子。他又检查了一下看它们身上是否溅上了血，结果发现一只也没溅上。

“提问。”伯格说。

“你说检查‘溅上了血’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它们的皮毛都被仔细检查过了，看看是否能够发现血滴。”

“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是地方检察官要求这样做的。”

“为了节约时间，”汉米尔顿·伯格说，“我向法庭和辩护人传唤我的下一个证人，一位病理学家，他将会告诉你，使本杰明·埃迪科斯致死的伤口，可能是颈部的伤口流血过多，这是一个致命的伤口。那么，造成这个伤口的人的身上一定会溅上血。”

“噢，我明白了。”梅森说，“接着讲。”

“我说完了。”伯格说，“你可以提问了。”

“这些大猩猩身上连一点血迹也没有吗？”

“没有，身上一点也没有……噢，等一下，一只大猩猩的身上有一片血污，不是血点，而是一片。这片血来自它脚上的伤口，很明显，它踩在尖玻璃上扎破了脚。”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在大猩猩的脚上还插着一块扇形的玻璃碎片。”

“那玻璃是什么制成的？”

“啊，就是普遍的玻璃。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制成的。”

“谁把它拨出来的？”

“我拨的。”

“你把它从大猩猩的脚里拨出来的？”

“是的。”

“大猩猩感到痛苦了吗？”

“当时，它睡着了。为了制服它们，给它吃了掺有强效安眠药的水果。我发现大猩猩们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连极其凶猛的警犬都乱做一团，大猩猩们太兴奋了。警报声、狗叫声和异常的嘈杂声伴随而来的环境变化，它们知道它们打乱了这里的秩序。”

“它们怎么知道的？”

“因为它们已经被从笼子里放出来了。大猩猩的智商很高，它知道什么时候该在笼子里，什么时候出来是违犯纪律的。”

“完了。”梅森说。

伯格说：“我们现在传唤莫提默·赫谢作我们的证人。”

“赫谢站在证人席上，宣了誓。他证实说，大约在发生谋杀前的两个星期，本杰明·埃迪科斯正在谋划一笔大生意的合同，但是，合同的细节只有他自己心里有数，证人只知道一点儿细节，对报酬却一无所知。埃迪科斯总是掌握着报酬，而且完全是由他定价。”

发生谋杀的那个星期四晚间的晚些时候，埃迪科斯召集内森·福朗和莫提默·赫谢开了个会，他告诉他们，他想制定一份新的遗嘱，他想用法律的形式使它更庄严，正如他所说的以后更‘具备法律色彩’。自从他打定主意要让家务井然有序后，他就想立一个新遗嘱。

“他告诉你遗嘱的条款了吗？”

“没有，先生。他没讲，他只是说对约瑟芬·凯姆波顿的误解是他的错误，丢失的东西被戏剧性地找到了，这说明她是清白的。他想对她作出补偿。”

“对这个补偿，你们谈过了吗？”

“他只是说想作补偿。”

“除此之外，他还给你说过遗嘱的其他内容了吗？”

“没有，先生，他没说。他只是告诉我们让我们注意他又立了个遗嘱，而且是他亲笔写的。他让我把遗嘱和其他文件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把遗嘱放在了一个信封里，封了口，他让我和福朗先生在信封上签了名。”

“你签了？”

“是的，先生。”

“你们俩都签了？”

“是的，先生。”

“星期三我们开始出去巡视……嗯，这不是一般的巡视，是出去收款。”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有些支票是签发给埃迪科斯先生的，有些是给我的，还有些是给内森·福朗的。我们把支票送到一些与我们无经济往来的团体，把支票换成现金。”

“你星期三晚上返回时带了多少钱？”

“那天晚上我没有返回，我和我朋友们在圣巴巴拉。星期四早上大概7点钟我得到了埃迪科斯先生死亡的消息，我马上驱车赶到了斯通亨格，并和当局取得了联系，然后又和埃迪科斯先生的律师哈德威克取得了联系，他是卡尔森和利汀事务所的。”

“你收的支票款有多少？”

“大概有85000多美元。”

“是现金？”

“是的，先生。”

“你把钱交给了哈德威克先生？”

“是的，先生。”

“我认为你可以提问。”汉米尔顿·伯格说，然后，又顺便向法庭解释说，“法官阁下，我传唤这些证人，只是让法庭对事件的背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很好。”马迪法官说。

梅森微笑着对赫谢说：“赫谢先生，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为收款而作的旅行是完全不正常的吗？”

“很对。”

“埃迪科斯先生活着的时候经常派你做这种旅行吗？”

“是的，先生。”

“现金是怎么回事？”

“我想，几乎埃迪科斯的每一次商业往来，我指的是主要的那些，写在合同里的报酬都不是确切的数字。”

“怎么个不确切法？”

“我认为，报酬的数额还要大。”

“那又怎么样呢？”

“嗯，我认为埃迪科斯先生能得到现金回扣，但是，我不能肯定。”

“我们可以认为，”汉米尔顿·伯格说，“埃迪科斯先生操纵着相当复杂的生意，而这生意正如它表现的那样，是非常不合规定的。”

“你能把你的话再解释清楚点吗？”梅森问证人。

“好的。如果埃迪科斯先生要买100，000美元的石油产品，他就会要求要50，000美元的报酬后付，其中25，000美元要现金，或者30，000美元的现金。”

“但是，这30，000美元是不会付的。”

“是的，当然了，我这纯粹是做一个假设。”

“我明白了，接着说。”

“按惯例在这样的交易中，先付50，000美元的现金，其他的50，000美元后付，这样就挣了数以万计的美元。”

“但合同上显示只有30，000美元的报酬，对吗？”

“是的，先生。”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先生，除非在做生意时他能另定一份协议，显示出所得报酬比他付出的多。”

“但是，合同中另一部分的所得税怎么办？”

“我想，先生，他们的帐本中只显示100，000美元，尽管签订的合同并不是这个数字。由于这些数字不统一，所以经常有麻烦。”

“换句话说，说白了吧，本杰明·埃迪科斯是想逃所得税吗？”

赫谢犹豫了一下说，“我想不是的，梅森先生。我本人起初也这么想，后来，我明白了，这是另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我认为，埃迪科斯先生一度结了婚，而且那个妻子还活着，没有离婚。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这个做过他的妻子的女人愿意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巨额财产就归他们共有。”

“因此，埃迪科斯先生的帐目中显示的利润相对要少一些，这样，与他个人单独的财产相比，他就可以对共同财产的数目提出疑问。”

“完毕。”梅森说。

“我的下一个证人是内森·福朗。”伯格说。

内森·福朗的证词与赫谢的相似，只是他明显地对他的前雇主有一种憎恨之情。

“发生谋杀的那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内华达的拉斯维加斯。”

“你在那里干什么？”

“按排耍弄银行的钱，以便使埃迪科斯先生浑水摸鱼，逃避所得税。”

“根据你的了解，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所得税吗？”

证人犹豫起来。

“你说呀？”

“不是，先生。”

“那么，你刚才说的话只是一种推测？”

“是的，当一个人像他那样把现金倒来倒去，其中肯定是有缘故的。”

“一点不错。”汉米尔顿·伯格说，“因此，如果要是你这样做的话，你的目的一定是把事情搞乱以逃避所得税，你推测说这就是埃迪科斯先生这样做的原因，对吗？”

梅森问：“你在提问你自己的证人？”

“啊，”汉米尔顿·伯格说，“可能这种评论无关紧要，总之，埃迪科斯先生不能在这里为自己辩护了。”

“那么，”内森·福朗对汉米尔顿·伯格说，“可能你会给我一个更好的解释。”

这引起了法庭里人的哄堂大笑，连马迪法官也微笑了一下。

“埃迪科斯先生不信任你？”

“埃迪科斯先生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埃迪科斯先生，我知道，即使埃迪科斯先生不死，我的差事也干不了多久了。”

“你是发生谋杀的那个星期三离开的？”

“是的，先生。”

“大约几点？”

“我要赶下午2点钟飞往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的航班。”

“到内华达的拉斯维加斯干什么是有指示的吗？”

“是的，先生。我要带回150，000美元的现金。”

“你带回了吗？”

“没有，先生，我没带回。”

“为什么？”

“因为除非我得到特别的授权，我不想带那么多的现金。当我听说埃迪科斯先生死了的消息后，我就把现金存到了银行，用本杰明·埃迪科斯的名字办了个存折。我把这一切电话通知了埃迪科斯先生的律师。”

“赫谢先生是在你之前离开的斯通亨格？”

“不是，先生。我们一起离开的。赫谢先生先开车送我去飞机场，然后他再开车去圣巴巴拉。”

“你离开时，谁在斯通亨格？”

“本杰明·埃迪科斯。”

“还有别人吗？”

“没有别人了。”

“这是不是有点很不正常？”

“是的，先生，这很不正常。”

“提问。”汉米尔顿·伯格对佩里·梅森说。

“为什么不正常，福朗先生？”

“因为通常动物需要有人照看，房子需要有人管理，还有几个仆人白天要来。”

“但是，当你离开时，房子里除了埃迪科斯先生就没别人了？”

“是的。几天前，埃迪科斯先生就对动物的管理很不满意，他把所有照看动物的人全解雇了。”

“这些人被解雇后，谁来给动物喂食，以及干打扫笼子等类的事呢？”

“我们干。”福朗表现出厌恶的表情，“这是我和我的雇主之间产生摩擦的原因之一，我雇来不是干这种活的。”

“赫谢先生帮你干吗？”

“赫谢先生、本杰明·埃迪科斯，我们三个人都干。”

“那收拾房间的仆人呢？”

“没有仆人，没有人收拾房间。”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过意外吗？”

“有的，先生。”

“什么意外？”

“埃迪科斯先生受到了一只大猩猩的攻击，它从铁笼里伸出手臂，抓住了埃迪科斯的上衣，使劲把他往笼子边上拉。我大声喊叫着，用一把打扫笼子卫生的扫帚敲打笼子，埃迪科斯先生使劲向外挣脱，终于让它松开了手。”

“受伤了吗？”

“是的，先生。他的腿严重扭伤，脸上也被抓破了几处。”

“这是发生在什么时间？”

“星期一早上。”

“完毕。”梅森说，“没有问题了。”

汉米尔顿·伯格传一个摄影师作证，他出示了躺在床上的尸体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颈部的伤口喷出的血溅到了墙上和地毯上。还有埃迪科斯先生面部的特写，可以看到大猩猩在他面部的抓伤。

“提问。”汉米尔顿·伯格说。

“我注意到死者的面部照片有两种，”梅森说，“一种是留着短髭的，另一种是刮干净了的。”

“前一种是移尸停尸间之前拍的，另一种是尸体剖检后不久拍的。殡仪员为了举行葬礼而把尸体的脸部刮干净了。”

“因此，你先拍了尸体的原貌，然后又回去拍了一些照片？对吗？”

“是的，先生。”

“为什么要再派你去？”

“我不知道。”

“但是，你被派到了停尸间，又拍了一些尸体的照片，对吗？”

“是的。”

“脸已经刮干净了。”

“是的。”

“这样是为了确定死者？”

“我不知道目的是什么。派我去，我就去拍了照片。”

“谢谢。”梅森微笑着说，“完毕。”

“法官阁下，整个情况就是这样的。”汉米尔顿·伯格说。

梅森说：“我提请法庭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有一点情况我还要核查一下，还要多问几个问题，我需要点时间查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我还要和我的助手商量一下。现在已快到了下午休庭的时间了，法庭是否可以明天早上继续审理本案？”

马迪法官摇了摇头。“梅森先生，你准备此案的时间够充分了。当开庭的时候，地方检察官就提出问延期审理，但是，你不同意，你坚持审理下去。法庭不允许你出尔反尔。我现在休庭15分钟，这样你就可以商量一下了。”

“法庭现在休庭15分钟。”

马迪法官向他的房间走去。

梅森走到凯姆波顿夫人坐的地方。女看守在几步远的地方。

“很抱歉，”凯姆波顿夫人低声对他说，“我想做得巧妙一点，结果事与愿违。让我站在证人席上，我把真实情况说了，澄清事实。”

“现在在这里澄清事实，你对我说谎了？”

“只是有关银行本票的事，我真的没说谎，我是给你拿出来的。”

“好吧，支票是从哪里来的？”

“埃迪科斯先生床边的小桌上，他睡着了，他喝了酒。支票就在那儿放着，签好了名给我的。我马上就明白了他想把它给我……”

“等一下，你说支票是签给你的？”

“是，在背后写着呢。”

“你是说背书的签名不是你伪造的？”

“当然不是。我看见它的时候，名字就签好了，我看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知道这就是他为什么让我去那儿的原因。”

“你不想让任何人相信这点吗？”

“为什么不？这是事实。”

“好吧，在我们查清这事之前，不要对任何人讲。”

“梅森先生，我想让你把我当作证人，我想把发生的一切真实地告诉他们。”

梅森摇了摇头。“以后再谈吧。”

“你认为我说了谎，不是吗？”

“未必。”

“你是这样认为的。”

“好吧。你对我们说你不想因支票的事而使我们遭到突然的责备。”

“我只是遗漏了，我没有对你说谎，有些事我没告诉你。就这样。”

梅森说：“如果现在我让你站在证人席上，他们就会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对埃特纳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得干点什么。”

“我们再争取一下审理延期到明天上午。”

“法官不会同意的，他想今天就把事情了结。他认为这是预审，在法庭正式审理之前，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让她站在证人席上。”

梅森说：“每个律师都会遇到眼前这种情况，吉姆，我们得想办法拖下去，一直拖到法官不得不晚上闭庭。”

“没有什么办法。”埃特纳说，“他们把球抛给了我们，我们又无能为力。银行本票、那个笨拙的签名我们都解释不清，梅森。如果我们解释不清，我们就得挨打。我真希望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个女人……尽管我得为此收费……”。

梅森摇了摇头。“你得顺其自然，吉姆，你不能总是捞油水。命运时刻都在掌握着你。”

“约瑟芬·凯姆波顿得到了我们真心的支持，她没有权利欺骗我们。”埃特纳说。

梅森笑了笑说：“你在开玩笑？”

埃特纳敷衍地笑了笑。“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大猩猩的故事……我们后来又听到的有关支票的疯狂的故事，她竟想掩盖这事！”

“好吧，”梅森说，“我们尽量拖延时间，争取把事情搞清一点。”

“你如何拖延呢？”

“在提问与技术问题有关的证人时，”梅森说，“我给自己留了条通道。有一点他们可能并不明白，听说过圣路易斯的格拉德霍尔博士吗？”

埃特纳摇了摇头。

“你应该听说过，”梅森说，“他是美国法学研究院的重要建立者，他做的研究，一定会使这些家伙们感到头痛的。在有机会提到技术问题时，我就会指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走吧！”

梅森指着通向马迪法官房间的门，门是开着的，以便马迪法官重新返回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