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原先我以为他邀我进门只是出于礼貌而已。他带我走进前厅,招呼我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说他可以泡壶茶,我要不要喝?我说好,这并非仅仅出于礼貌,喝杯茶好像挺不错的。

他在厨房忙的时候,我坐在客厅里,忽然想到他可能挥舞着一把屠刀,或者握着他杀掉拜伦·利奥波德那把枪走出来。如果他真这么做,我一点机会都没有。我没穿防弹背心,而且身上唯一的武器只有钥匙圈上头的指甲刀。

不过我知道我不会有任何危险。他拿刀或枪对付自己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我想他有这个权利。不过他也没自杀。

他拿着一个银托柄的核桃木茶盘出来,上头有个瓷壶,旁边摆着糖罐和一个小牛奶壶,还有汤匙、茶杯和托碟,他把东西一一在茶几上放妥。他的茶加上糖和牛奶,我则是什么都不加。那是正山小种红茶。一般来说,我没法分辨出不同的茶种,不过我没喝之前,就认出这种茶的烟熏味。

“什么都比不上喝一杯茶。”他说。

我把身上带着的一个小型录音机拿出来,摆在茶几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说,“我想录音。”

“应该不介意吧,”他说,“真的,录不录音又有什么差别呢?”

我按下录音键。“这是马修·斯卡德和威廉·哈夫迈耶的谈话录音,”我说,接着报上日期和时间。然后我在椅子上往后靠,让他有机会讲话。

“我想你都知道了。”他说。

“大部分都知道了。”

“我早知道你会来。当然,不知道是你,还是别的什么人。不过我知道会有某个人来。真不懂我怎么会以为自己逃得过。”他拾起眼睛看着我,“我一定是疯了。”他说。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那艘船,”他说,“那艘可怕的船。”

“那艘渡轮。”

“马格纳·叙韦森号。你知道,那艘渡轮根本没有管理,显然非常不安全。你不会相信这艘船有多少违规的地方。而且你知道它害多少人白白送死?”

“四十八个。”

“对。”

“约翰·塞特尔是其中之一。”

“没错。”

“你有他的保单,”我说,“是通过得州一个旅费交易经纪人买下的。你以前做过这种旅费交易,其中一个姓菲利普斯。”

“哈伦·菲利普斯。”

“你从菲利普斯身上赚了一笔,”我说,“然后投资在塞特尔身上。”

“这些都是不错的投资。”他说。

“据我所知的确是。”

“从各方面来说都不错。无论是对那些可怜患病又没钱的人,或者我们这种寻找高利润又安全的投资方式的人。对不起,你告诉过我你的姓,可是我不记得了。”

“马修·斯卡德。”

“是,当然。斯卡德先生,我是个鳏夫。我太太以前患了多重硬化症,婚后的大半岁月都卧病在床。她过世已经快满七年了。”

“一定很痛苦。”

“是的,我想是。你会慢慢习惯,就像你会习惯独居。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了二十几年。五年前他们希望我提早退休。‘多年来,你一直是个忠心的好职员,因此我们愿意付钱请你辞职。’当然了,他们没这么说,但反正我得到的指示就是这样。我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所以你就有钱投资了。”

“如果我想活不去,就非把那些钱拿去投资不可。存在银行里头的利息不够,而且我老担心银行倒闭的风险。你是乘飞机来这里的,对吧?我这辈子从没坐过飞机。我一直很怕飞行。很荒谬吧?我在街上射杀了一个人,冷血无情地谋杀他,可是我却怕坐飞机。你这辈子听过这么荒谬的事情吗?”

我尽量不去看录音机。只希望这些话都录了下来。

我说:“那艘船沉没的时候……”

“马格纳·叙韦森号。海上的死亡陷阱。我们总以为北欧的船应该不会太糟,对吧?”

“那是意外。”

“是,是意外。”

“而且这件事起了头,对吧?你所持有约翰·塞特尔的保单是五万元,如果他待在家里死于艾滋病,你就会得到五万元。”

“对。”

“但因为他是死于意外……”

“我得到了双倍。”

“十万元。”

“是的。”

“因为那张保单有双倍理赔条款。”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说,“我根本没有概念。收到保险公司的支票时,我还以为他们搞错了。而且我还真打电话给他们,因为我相信我如果没通知他们的话,他们日后还会跟我追讨利息。结果他们告诉我双倍理赔的事情,还有塞特尔先生死亡的方式如何让我得到保单面额双倍的钱。”

“好一笔横财。”

“我简直不敢相信。之前我付三万八千元买那张保单,所以这个投资的报酬已经很好了,但结果真是太惊人。我的投资几乎回收了三倍。三万八千元变成了十万元。”

“一夜之间。”

“没错。”

“所以你又参与了另一个旅费交易。”

“对。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媒介。”

“我了解原因。”

“我把一部分收入存进银行,其他的又拿投入另外一个旅费交易。这回我买的保单比较贵,七万五千元。”

“你曾事先确定过那个保单有双重理赔条款吗?”

“不!不,我发誓我没有。”

“嗯,我了解。”

“我从没问过。可是收到保单后——”

“你瞄了一眼。”

“对。你知道,只是看看有没有这种条款罢了。”

“结果有。”

“对。”

我没搭腔,沉默着,又喝了点茶。小录音机侧边的红灯亮着,录音带继续转,录下了这段沉默。

“有些评论家严厉批评旅费交易,他们并不是基于投资观点,每个人都承认这是个好投资,而是针对等着某个人死掉,好让自己成为他的理赔受益人这种想法。我看过一个漫画,一个人走在沙漠里,一堆秃鹰在他头上盘旋。可是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有什么差别?”

“因为其实你不太会想到那个人。如果只要你稍稍顾念他,你就会希望他活得很好。我当然宁可希望某个人多享受一个月的生命,也不愿我的投资提早一个月到期。毕竟,我知道他不会长生不死,这是科学事实,我的本金和利息都有保障,因为他身体状况的生物过程不可逆反。哈伦·菲利普斯和约翰·塞特尔也是如此,我早知道他们快死了,不会再活太久。可是我并没有老想着这件事,也不希望他们早点死。”

“可是换了拜伦·利奥波德,就不一样了。”

他看着我。“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问。

“我想我知道。”

“如果他得了艾滋病,最后因此而死,我就会拿到七万五千元。如果他被车撞死,或者在浴缸里摔死,或者死于火灾,那我就会得到双倍的钱。”他摘下眼镜,双手拿着,凝视着我,毫不设防地说,“我其他什么都没法想,”他说,“我没法把这个事实赶出脑子。”

“我明白。”

“是吗?再告诉你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开始会觉得那是我的钱,十五万元都是。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得到那十五万。”

我听过一些小偷讲过类似的话。小偷想要你的东西,他心里就开始把所有权栘转,所以东西就都变成他的——他的钱、他的表、他的车。他看到你还持有这些东西,所以他是出于一种几乎是正当的义愤,才去拿的。他从你那边拿来时,并不是偷窃,而是收回而已。

“如果他死于艾滋病,”他说,“就少掉一半的钱。我无法自制的一直想着这是个多大的浪费。这些钱不会被他,或他的继承者,成任何人拿走。完全就是损失。但如果他不幸死于意外——”

“那钱就是你的了。”

“对,而且不会让任何人付出代价,那不是他的钱,或其他任何人的钱,我会得到一笔纯粹的横财。”

“那保险公司呢?”

“可是他们已经把风险考虑进去了!”他的声音忽然提高,音量骤增,“他们卖给我一个有双重理赔条款的保单。我相信是业务员建议的,不会有人刻意要求这种条款。这个条款会使得每期保费高一点,所以钱已经在那里了,如果不是我得到这笔意外之财,那就是保险公司得到,因为他们只好留下这笔钱。”

我还是没出声,他的声音陡然降下,然后说:“当然那些钱不会凭空生出来。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我也没资格拿。可是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得到那笔钱。如果他意外死掉,那就是我的钱了,一毛也不少。如果他死于艾滋,那我就少拿了一半。”

“少拿了一半。”

“没错,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拿起茶壶,把我们两个人的茶杯都加满,“我开始想象意外的发生。”他说。

“想象?”

“想象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这一带有很多人会死于车祸。我想这类意外在纽约比较少。”

“还是有,”我说,“不过没那么多。”

“一想到纽约,”他说,“你就会想到那儿的人很容易被谋杀。虽然真正的谋杀率并不比起其他城市高,对吧?”

“的确,没那么高。”

“新奥尔良高多了,”他说,然后说了其他几个城市的名字,“不过在一般人心目中,”他说,“纽约大街是全国最危险的地方。甚至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我们是有这个名声没错。”我表示同意。

“所以我就想象他会碰上这种事。一把刀或枪,迅速结束生命的外伤。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吗?”

“怎么想?”

“我还想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对你和拜伦·利奥波德两个人?”

“没错。”

“你怎么会这么想。”

“让他迅速死亡。”

“简直为了仁慈而杀人。”我说。

“你是在讽刺,可是难道病死会比较仁慈吗?生命一点点的被吞噬掉,让你一步步走向死亡,最后在你死掉之前,就夺走你活下去的意志?你知道目睹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所爱的人身上,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吗?”

“不知道。”

“那你应该很庆幸。”

“我是很庆幸。”

他再度摘下眼镜,用手背擦擦眼睛。“她就是一点一点地死掉的。”他说。

我什么都没说。

“我太太。她花了好几年才走完死亡之路。死亡先让她用拐杖,然后让她坐上轮椅。这会吞噬掉她生活的某一部分,我们就得调整自己去习惯这种情况。然后死亡又会再咬一口,情况永远不会好转,只会越来越糟。”

“对你来说一定很难熬。”

“我想是的,”他说,仿佛他从没想到过这一点,“对她来说太可怕了。我常祈祷让她死掉,觉得很矛盾。你怎么可能祈祷一个心爱的人死掉呢?你会祈祷她得到解脱,但怎么有办法祈祷她死掉呢?‘上帝啊,减轻她的痛苦吧。’我会这么说,‘上帝啊,赐予她承受重担的力量吧。’然后我不自觉地就会祈祷,‘上帝啊,让这一切结束吧。’”他叹了口气,直起身子。“可是一切都没有丝毫不同。疾病有它自己的行程表,有它自己的步调。祈祷无法使它减缓或加速。它想折磨她多久就折磨多久。然后杀了她。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那个录音机似乎有戏剧感,第一面刚好挑在这时录到底。一般人都会想尽可能顺利地把录音机打开换面,然后重新录音,免得打断气氛。结果我的手指却破坏了这个过程,我笨手笨脚的按钮,又笨手笨脚的把录音带换面。

也许这样也好,也许气氛正需要打断。

他重新开口,话题转向拜伦·利奥波德。“开始我只想着可能会有人杀掉他,”他说,“某个闯入他家的小偷,或者街上的抢匪。任何事情,街头毒贩战争中某颗乱飞的子弹,或者我在报上或电视里头看过的任何情景。我会在脑中重新排演一遍,然后想象是发生在他身上。我看过一个节目,我想是真实故事改编的,里头的男护士把病人给闷死。不见得都是绝症病人,所以我想这个事件不能算是仁慈杀人的案例。我想着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然后我想到,如果病人真这样被杀掉的话,可能会被误判为自然死亡。”

“那你就被欺骗了。”

“对,而且还永远不知道自己被骗。我只知道,某个好心的护士可能把哈伦·菲利普斯给闷死,他的保单也有双倍理赔的条款,所以——”

“没错。”

“如果拜伦·利奥波德会死于谋杀的话,就不能让他看起来像是死于睡梦中,或者像是死于疾病。这种意外无法伪装成自然死亡。我查过,凶杀符合保险的意外死亡定义。到了这个时候,你知道,我已经盘算着要自己动手了。我不知道这个念头是什么时候进入我脑中的,但一旦有了这个念头,就再也摆脱不掉了。除了这个,我什么都没法想。”

以前他从没想过要采取行动结束他太太的生命,就连他祈祷太太早日死亡时,也从没想到要真的去做什么事。当他开始实际考虑过杀害拜伦·利奥波德的很多方法时,忽然想到,当初一把刀或一颗子弹,将可以免去他太太许多痛苦。

“可是我绝对做不出来。”他说。

“但你觉得换了利奥波德你就做得出来。”

“我不知道。我唯一能想象的方式是用枪。我不可能打他或用刀刺他,但或许我可以拿枪指着他,扣下扳机。也说不定我做不到。我完全不敢确定。”

“你从哪儿弄来那把枪的?”

“我有这把枪已经好几年了。原来是我一个舅舅的,他过世之后,我舅妈不希望家里有枪。我把它连同一盒子弹放在阁楼的一个皮箱里,就忘了这件事。然后我想起来,东西还放在那里。我连那把枪还能不能用都不知道,我还想,如果我射击的话,说不定会轰掉自己的脑袋。”

“可是你结果还是拿来用了?”

“我开车去乡下试射。朝着一棵树的树干射了两发子弹。枪好像没问题。所以我就回家,想着这件事,吃不下睡不着。然后我知道我得找些事情来做。于是我就去了纽约。”

“你带着那把枪,怎么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

“我怎么……可是我没去机场,我不坐飞机,从来没坐过。”

“你刚刚说过,”我说,“我忘了。”

“我乘火车,”他说,“没有安全检查,不必通过金属侦测器。我想他们不怕劫火车。”

“从杰西·詹姆斯之后就不怕了。”

“我到了纽约,”他说,“找到他住的那栋大厦,结果一个半街区外就有一家供早餐的旅社。我不知道自己会在那里待多久,但我想如果我有胆去做那件事的话,最多不会待超过一个星期。”

结果,在那家旅社住了一夜后,次日早晨就有机会。他走到那个小公园,以便观察利奥波德那栋大厦的门口,此时他看到利奥波德撑着两枝拐杖带了一份报纸出现,他直觉上就知道这是他寻找的人。他脸上显示了艾滋病的病征,而且显然已经到了晚期了。

可是他没把枪带在身上。枪还放在旅社房间里,用一条抹布包着,锁在他的行李箱里面。第二天早上他带枪出门,到达公园的时候,拜伦·利奥波德已经坐在那张板凳上了。他忽然想到,这个区似乎住了很多同性恋者,说不定有其他艾滋病患也住在那栋大楼里。虽然迅速的死亡无疑可以解救这个有福的人,不管他是谁,但确定一下他的身份似乎比较慎重。这样可以确保这桩谋杀能让他得利——无论他怎么找借口合理化,他杀人还是为了钱,如果杀错了人,那他就一点好处都得不到了。

“所以我走向他,”他说,“喊了他的名字,他点点头,然后我又喊了一次他的名字,他说是的,他是拜伦·利奥波德,或类似的话,我也记不清了。我还是不确定自己会动手,你知道,因为我还在挣扎。我可以确认他的身份后就转身走开,不回再动手。或者我可以回家,然后忘掉这一切。

“‘利奥波德先生?’‘是的。’‘拜伦·利奥波德?’‘是的,有什么事?’诸如此类的。然后我掏出枪,朝他射击。”

此后的记忆甚为模糊。他开始跑,希望有人追上来,希望被逮住。但没有人跟着他,也没人抓到他。中午刚过,他就搭上了回程火车,回克利夫兰。

“我还以为他们会找上门来。”他说。

“结果一个都没有。”

“对。公园里有几个人,目击者。我以为他们会描述我的长相,然后会弄出一张合成画像登在所有报纸上。我以为会有人把保单和我联想在一起。可是报上什么也没登,至少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一直等着有人找上门来,可是一个都没有。”

“听起来你似乎欢迎有人找上门来。”

他缓缓地点点头。“我一直想着这件事,”他说,“到现在还是无法向自己解释,也绝对无法向其他任何人解释。我原先有个幻觉,以为自己可以去纽约,杀了这个人,然后回到这里,而我生活中的唯一改变就是我会更有钱。”

“结果事情不是这样。”

“我扣下扳机的那一刹那,”他说,“那个幻觉就忽然消失了,像烟雾里的图画一样,一阵风吹过就没了。一点痕迹都没有。然后事情完成了,那个人死了,再也无法挽回。”

“不可能了。”

“对,绝对不可能了,过去的事情一丝都无法改变。全都刻在石头上,连一个字、一个笔画都无法抹去。”他沉重地叹息,“我原以为……唉,别管我怎么以为了。”

“告诉我吧。”

“我原以为杀了他也没什么,”他说,“我以为反正他早晚都得死。结果他真的死了!”

“没错。”

“我们所有人也是一样,每一个人。人都不免一死。但这就表示杀人无罪吗?”

上帝杀人就无罪,我心想。他常常在动手。

“我告诉自己,我帮了他一个忙,”他苦涩地说,“我让他轻松地死去。可是我凭什么以为这是他想要的?如果他已经准备要死,他可以吃药,可以把塑胶袋套在自己头上。有太多方式了。老天在上,他住在高楼上,如果他想死的话,还可以从自家窗子跳楼。”他的眉毛拧成一团,“看得出来他并不急着赴死,他卖掉保单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拿钱活下去。他希望尽可能活得久、活得好。所以我提供他那笔钱,”他说,“然后我又取走了他的性命。”

他刚刚说话中途,把眼镜摘下来了,现在他再度戴上,透过镜片看着我。“好吧,”他说,“现在怎么办?”

永远都是美丽的问题。

“你有几个选择,”我说,“有个克利夫兰的警官,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他很熟悉整个状况。我们可以去他所在的警察局自首,让他正式宣读你的权利给你听。”

“米兰达警告。”他说。

“对,一般是这么称呼。然后当然你可以有律师在场,他会跟你解释有哪些选择。他可能会建议你接受引渡,然后你会被安排押送去纽约。”

“我明白了。”

“或者你可以自愿跟我去纽约。”我说。

“去纽约。”

“对。这样做的好处是,主要可以替你省掉许多延迟和官僚公文程序。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私人的好处。”

“是什么?”

“我不会使用手铐,”我说,“如果你被正式拘捕,全程就得被铐住,这样在飞机上会很尴尬而且不舒服。我没有警方的身份,所以不受这种规则约束。我们只要坐在一起就行了。”

“在飞机上。”他说。

“哦,对,你不乘飞机的。”

“我想你一定觉得很愚蠢,尤其是现在这种时候。”

“这种心理上的恐惧,本来就没有道理可讲。哈夫迈耶先生,我不想说服你做任何事情,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被正式拘捕,押送到纽约,他们就会逼着你乘飞机。”

“可是如果我跟你去——”

“坐火车要多久?”

“不到十二个小时。”

“不是开玩笑吧。”

“湖岸线特快车。”他说,“清晨三点从克利夫兰开出,下午两点十分抵达纽约。”

“你上回就乘这班车去纽约的?”

“没那么糟,”他说,“座椅可以放平躺下睡觉。还有餐车。”

飞机只要一个小时出头,但即使我把他送去克利夫兰警局蹲监狱,我自己也得等到明天上午才有班机飞回纽约。

“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我说,“我会陪你乘火车。”

他点点头。“我想这样最好。”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