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那里，他们还在等基根。斯基普找来了一个矮柜子，权当会议桌，上面有几个酒瓶，还有一盒冰块。地板上有个冰桶，里面尽是啤酒。我问有没有咖啡，卡萨宾说，厨房里可能还有一点。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个塑料保温壶，一个马克杯，还有奶精跟糖。

我倒了一杯黑咖啡，现在我还不想喝酒。我尝了口咖啡，这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斯基普去开门，比利到了。“永远不会准时到的比利·基根。”博比说。卡萨宾给他倒了一杯十二年份的爱尔兰威士忌，这是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最常见的酒。

大家使劲开玩笑，你损我，我损你。突然之间，大家静了下来，趁这个沉默的空档，我站起来说：“我想跟你们说几句话。”

“保险。”博比·鲁斯兰德说，“我是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买保险？认认真真想。”

我说：“昨天晚上斯基普跟我谈过了，也找到一些线索。我们相信。那两个戴假发跟胡子的家伙，我们以前见过。在几个星期前，这两个人也抢过莫里西酒吧。”

“那次他们是用手帕蒙脸。”博比说。

“可是那一天他们戴了假发、胡子跟面具，你怎么知道是他们？”

“真的是他们。”斯基普说，“没骗你们，他们朝天花板开了两枪，记得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博比说。

比利说：“博比跟我只是在星期一晚上，远远看过他们一眼，你不是根本连他们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吗？不可能，不可能，约翰，你那时根本不可能看到。莫里西酒吧发生抢劫案的时候，你也在场吗？我不记得见到你。”

卡萨宾说，他从没到过莫里西酒吧。

“那我们三个人只好没意见了。”比利继续说，“你说这两起抢劫案是同一批人干的，好吧，也许是。不过就算这样我们还是不知道他们是谁，不是吗？”

“不对，我们知道他们是谁。”

所有人都看我。

我说：“我昨天晚上非常狂妄，告诉斯基普说，我们一定可以抓到他们。而一旦我们知道这两起案子是同一批人做的，剩下的问题就只是査出他们的身份而已。我想我的灵感或许是来自波本，但是，证据累积得差不多了，也到了该水落石出的时候，今天我的运气不坏，我知道他们是谁。斯基普跟我猜得不错，他们是同一批人。”

“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博比说。

“那个待会儿再说。”我说，“我想先告诉你们是谁干的。”

“你说吧。”

“那两个人的名字叫加里·阿特伍德和李·大卫·卡特勒，”我说，“也就是斯基普口中的弗兰克跟杰西。这两个人有点亲戚关系，好像是表兄弟。阿特伍德住在东村，卡特勒跟他的女朋友住在一起。他女朋友名叫丽塔·多妮真，是个老师，住在华盛顿海茨。”

“是亚美尼亚人。”基根说，“她大概是你的亲戚，约翰。真的接近水落石出了。”

“你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卡萨宾怀疑，“他们以前干过吗？有犯罪记录吗？”

“我想他们没前科。”我说，“这点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觉得这不太重要。不过，我相信他们有公会证。”

“呃？”

“他们应该有演员公会证。”我说，“他们是演员。”

斯基普说：“你开玩笑吧？”

“没有。”

“我真是个白痴。没错，前言搭后语，错不了。”

“你明白了？”

“我当然明白了。”他说，“所以他们才有那种口音。在莫里西酒吧的时候，看起来像爱尔兰人。他们没开口说话，也没做什么像爱尔兰人做的事，可是感觉起来就像是爱尔兰人，原来他们是演员。”他转过身去，瞪着博比·鲁斯兰德。“演员？”他说，“我竟然被两个戏子抢了。”

“你只是被两个演员抢了，”博比说，“干我们这行的，可不是每个人都得罪了你。”

“戏子？”斯基普还是不敢置信，“约翰，我们竟然付了五万块给两个戏子。”

“他们手里的可是真枪实弹。”基根提醒他。

“戏子！”斯基普说，“看戏子演戏不是只要付票钱就可以了吗？”

我从保温壶里又倒了更多的咖啡。我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到的，但我就是想到了。而一旦想到之后，许多线索就冒出来，串在一起。最早的只是一种印象，这些人有点奇怪，有点像在演戏。当然他们在莫里西酒吧的演出跟星期一晚上的那场戏，是有点不同。在我们确定他们是同一批人之后，我们也就会明白他们的演出，为什么会有点不一样。”

“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是怎么当上演员的。”博比说，“看起来很假。”

“还有别的线索。”我说，“他们行动的样子就像是对动作很有概念、很职业。斯基普，你说他们很像舞蹈家，他们的动作可能真的经过设计。干演员的有句行话：如果一个人的言行异常，如果不是在演戏，就是流露出他的真性格。从这个观点去分析他们其中一个人的话，其实很有意思。”

斯基普说：“那两个人说过话吗？我怎么没听到？”

“在教堂的地下室里。就在你跟那个戴黄色假发的搬家具的时候。”

“我想起来了。他到底说了什么？”

“他好像说什么公会同不同意之类的。”

“对，我想起来了，他好像是这么说的。这句话有点怪，可是我当时没太注意。”

“我当时注意到了，而且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不同。”他闭上眼睛，努力回想。“你说得对。”他说。

博比说：“这怎么能证明他是演员？顶多能说他是个公会会员而已。”

“舞台工作人员公会非常厉害，”我说，“他们严格规定演员不能去搬布景或者去做那些该工作人员做的事情，所以他才会说那种话。只有演员才会想到这个，不是吗？”

“可是你又怎么知道他们究竟是谁？”卡萨宾问道，“就算你知道他们是演员，想弄清楚他们的姓名跟地址，不是还要大费周章吗？”

“耳朵。”斯基普说。

大家都在看他。

“他画下他们的耳朵。”他说，还指了我一下，“在他的笔记本里面有啊。耳朵是人体中最难伪装的部分。别看着我，我是在说他讲过的话。把那两个人耳朵画下来的人是他。”

“画耳朵要干什么？”博比说，“难道要我们登个广告，弄个公开试听会，让大家亮出耳朵来吗？”

“你可以去査查海报啊。”斯基普说，“你去看看他们的样子，说不定能找到差不多的耳朵。”

“在拍证件照片的时候，”比利·基根说，“照相的人不都叫你把耳朵露出来吗？”

“要不然会怎么样？”

“要不然他们不给你护照。”

“可怜的梵高，”斯基普说，“他永远也别想出国了。”

“你到底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卡萨宾说，“总不可能单靠耳朵吧？”

“不是，当然不是。”

“车牌号码。”比利说，“难道大家都忘了车牌号码吗？”

“车牌号码已经登记在赃车清单上，”我告诉他，“自从我想到他们是演员之后，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座教堂。我想他们绝对不会随便挑一个教堂，破门而人。他们有办法进去，可能钥匙就在他们手上。根据牧师的说法，很多社团借用那个场地，所以外面也可能有很多钥匙在流传。他说，有一个业余的剧团曾经用过那地方排演。”

“啊哈。”不知道谁叫道。

“我打了个电话给教堂，査到那个剧团的名字。然后我再打电话给那个剧团，跟他们说，我想找一个几个月前，曾经在他们那里演过戏的演员，我描述了一下那两个人的特征。记住，那两个人除了身高相差一点之外，其余长相差不多。”

“你就因此而査出名字来了。”

“我査到了两个名字，其中一个是卡特勒。”

“真相终于大白了。”斯基普说。

“白什么白？”卡萨宾说，“这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吗？怎么就真相大白了？还是我太笨，看不破玄机？”

“不，你说得对。”我告诉他，“在那个时候，卡特勒只是我笔记本中的一个名字而已，所以，我必须要把名字跟其他的犯罪案件连在一起。”

“什么犯罪案？哦，莫里西酒吧抢劫案是不是？不可能吧，那个地方是家族企业，兄弟几个包办了所有工作，他们不会雇用一个打零工的演员。”

我说：“如果那两个演员就在莫里西酒吧的楼下活动呢，斯基普？”

“哦。”他说。

比利·基根说：“爱尔兰剧场。不知道是叫驴子剧团，还是什么。”

“我今天下午去过了。”我说，“他们正在排一出新戏，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我报了蒂姆·帕特的名字，耽搁了一个小姐几分钟。他们在屋里张贴了海报，有每个演员的独照。行话好像叫大头照，是吧？那个女孩把他们历年来存档的大头照，一张张翻给我看，有许多演员只是偶尔演一阵子就不干了。”

“然后呢？”

“李·大卫·卡特勒曾在一出名为《争议》的剧中客串过一个角色。这出戏在五月最后一个星期跟六月第一个星期上演过。我还没看到名字，就认出他来了。当然，他表弟的照片也里面。他们两个经过伪装之后很像，本人长得更像，想弄错都不可能。因为他们不是剧团的常客，之所以能得到演出机会，很可能跟他们长得很像有关系，因为剧中人恰巧是一对兄弟。”

“李·大卫·卡特勒，”斯基普说，“另外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什么阿特伍德？”

“加里·阿特伍德。”

“演员。”

“对。”

他在手背上敲了敲烟，把它放在嘴里，点着，“演员。他们在底层，却想把整个世界翻过来，是吧，所以他们才动脑筋去抢莫里西酒吧。”

“可能吧。”我喝了一口咖啡。酒瓶就放在我的面前，我忍不住看了一眼，但是，我现在还不想喝东西来麻醉我的认知。我很高兴大家都没喝酒。

我说：“他们可能在演戏的时候，上楼去喝过一两次酒，也可能看到莫里西兄弟在开或是锁墙上的保险箱，知道里面有钱。不管怎样，他们发现抢莫里西的钱不难。”

“如果他们还有命去花的话。”

“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莫里西兄弟的厉害，这很有可能。反正他们就此开始计划抢劫案，把它当作一出戏来编，他们把自己打扮成爱尔兰人，把案子弄成是爱尔兰人的家务事，由两个沉默不语的冷酷枪手演出。在确定可行性之后，他们出去弄了把枪，开始演戏。”

“就是这样吗？”

我耸了耸肩，“也许他们以前就抢过，我们没有理由假设这是他们的头一回。”

“他们说不定帮人打过杂，到办公室当过临时秘书。”博比说，“是吧，演员也要过日子，也许我该弄个面具，弄把枪来。”

“也可能看过吧台，道理一样，这都不需要特别的技术。”斯基普说。

“那他们是怎么找上我们的？”卡萨宾问道，“可不可能在他们演戏的时候，到我们这里玩过？”

“也许吧。”

“但这要怎么解释他们知道账本的事？”他说，“斯基普，我们以前雇用过他们吗？阿特伍德跟卡特勒是吧？这名字我们以前听过吗？”

“我想没有。”

“我想也没有。”我说，“他们可能知道这个地方，不过，这并不重要。而且他们不可能在这里工作，他们甚至连斯基普都没见过。”

“那可能是他们模仿了某出戏吧。”

“可能，不过这并不重要，有个内应偷了账本交给他们，好进行勒索。”

“我们这里有奸细？”

我点了点头，“我们最早不就这么猜的吗？你不是为了这个才叫我来的吗，斯基普？我敢下这种判断，部分原因是因为交换过程非常顺畅，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我知道到底是谁在陷害你们。”

“是吗？”

“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账本，为什么会找上你们。据我所知，他们可能根本没踏进小猫小姐一步。他们没有必要那么麻烦，因为早就有人给他们准备好了。”

“就是那个内应。”

“没错。”

“你知道谁是内应吗？”

“我知道。”我说。

房间非常安静。我站起来，从矮柜上拿瓶野火鸡，倒了一盎司，又把瓶子放回去。我拿着杯子，却没有意思要喝。我不想喝酒，也不想拖下去害得大家越来越紧张。

我说“这个内应在事后也告诉阿特伍德和卡特勒，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车牌号码。”

博比说：“那辆车不是偷来的吗？”

“的确有人报了案，所以它才会出现在赃车清单上。遗失时间是星期一，下午五点到七点之间，遗失地点则是海洋公园大道。”

“那又怎样？”

“报告是这么说的，在那个时候，我也只知道这么多。今天下午，我又想了办法，打探出更多的消息，我査出汽车的主人叫丽塔·多妮真。”

“阿特伍德的女朋友。”斯基普说。

“她其实是卡特勒的女朋友。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差别。”

“我搞不懂。”卡萨宾说，“他偷他女朋友车干吗？”

“好像所有的人都喜欢开亚美尼亚人的玩笑。”基根说。

我说：“阿特伍德和卡特勒开走了丽塔的车子。稍后，他们的同谋告诉他们说，有人瞧见他们的车牌。所以，他们就打电话给警方，谎报他们的车在几个小时之前被偷了，遗失地点在海洋公园大道附近。今天下午，我又查了一下，这才知道报案的时间已近午夜。”

“我好像没把前因后果交代清楚。赃车清单上并没有说车主叫丽塔·多妮真，而是一个爱尔兰名字，叫弗莱厄蒂或法莉之类的，我忘记了，地址是在海洋公园大道附近。清单上有电话号码，我拨过去，却发现是错的。所以，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那个人究竟是叫弗莱厄蒂或兹法利。我只好从车牌下手，结果查出车主叫丽塔·多妮真，住在卡布里尼大道，就是在华盛顿海茨再上面一点，距离海洋公园大道或是布兽克林其他区域，都有一段路。”

我喝了点酒。

“我打电话给丽塔·多妮真。”我说，“我假装是一个在查赃车的警察，问她车是不是已经找回来了。她说，那辆车已经找到了。她说车其实没有被偷，她丈夫多喝了几杯，忘记了停在哪里。她报案之后，自己没走两条街，就看到那辆车了。我说，那我们的记录可能有点笔误，因为车子遗失的地点是布鲁克林，但她却住在上曼哈顿。她说没错，那时她跟她丈夫在布鲁克林看她的小叔。我说，我们资料上的姓名好像也有点问题，因为那个人好像姓法什么的。没有错，她说，她小叔就是叫这个名字。接着她又唠唠叨叨解释说，那个人其实是她丈夫的妹夫，她丈夫的妹妹嫁给一个姓法什么的。”

“可怜的亚美尼亚女孩，毁在爱尔兰人手里，真倒霉。”基根说。

斯基普说：“她到底有没有一句真话？”

“我问她是不是叫丽塔·多妮真，那部车牌LJK1914水星伯爵的车子，是不是她的？这两个问题她都说是。自此之后，她就没有再说实话了。她在替那两个人掩饰，而且创意无穷，撒起谎来脸不红气不喘。她可能很想让卡特勒娶她，可是她根本就没结过婚。我没有逼她逼得太紧，不想让她觉得我另有所图。”

斯基普说：“有人在我们交钱之后，打电话给他们，说我们知道车牌号码了。”

“没错。”

“可是谁知道这件事呢？不就是我们这五个人知道吗？基根，你难得做个英雄，是不是你大嘴巴，告诉别人了？是不是这样？”

“我去教堂供述过，所以有一堆神父知道。”

“我说真的，你别闹好不好？”

“我怎么会到教堂去供述？”

约翰·卡萨宾慢吞吞地说：“斯基普，我想不是走漏了消息。我想马修的意思是说，内奸就在我们中间，对不对？”

“我们中间？我们之中的一个？”

“是真的吗，马修？”

“没错。”我说，“是博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