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卡纳西线”始于第八大道和第十四街交会口，往东一路直行，终点站就位于卡纳西郡一带，是布鲁克林区洛克威公园大道和格兰伍德路交会的洛克威公园大道站。这条路线的正式名称是L线，没多久之前称之为LL线，或双L线。然后某个有权掌管的人——虽然我不认为他有多大的权——决定去掉所有的双字母。于是GG线变成了G线，LL线变成了L线。同时AA线变成了K线，因为原来已经有一条A线了，后来K线就完全消失了。我不知道是谁作了这些决定，也不知道他如果丢了饭碗的话，能改做什么谋生。

我不常有机会搭L线地铁，每次乘坐我总会想起我父亲，他就是在搭L线地铁时死的。当时他站在两节车厢间的门口，可能是去偷着抽烟，结果掉下去，然后车轮碾过他，当时他可能醉了，所以如果真要追究的话，你可以怪罪酒，或香烟。但我小时候发生这件事的时候，当然，我是怪罪那趟地铁列车。

L线沿着第十四街东行，然后从东河下方进入布鲁克林。最后地铁会升上地面成为高架铁路，就像大部分地铁路线出了曼哈顿之后一样，不过我们没待在车上那么久。我们在布鲁克林的第一站就下了车，那是威廉斯堡那一带的贝德福德大道站。我们沿贝德福德大道往北走，经过了几条以号码排序的街，来到一排迷人的三层楼房中的一幢。以前这些房子外面曾经涂满柏油或覆上铝制外墙板，但近几年都整修恢复原貌了，埃莱娜觉得这些房子看起来很迷人，而且觉得威廉斯堡这一带充满魅力。

“我可以住在这里。”她说。

以前她没来过这里。我来过，虽然不是最近，但我不必查通讯本就可以认出雷和比齐住的那一幢。雷一定看到我们走过来了；我们还没敲门，门就打开了，我们随着他走进客厅时，他太太比齐从厨房端着一盘烤饼干和玻璃壶装的咖啡走出来。那是波多黎各咖啡，又黑又浓，而我自从在阿姆斯特丹大道那家杂货店的橱窗看到布思特罗咖啡的海报之后，就一直渴望喝这种咖啡。

雷说我们两个的气色都好极了，埃莱娜问起他们的孩子，然后埃莱娜和我吃了块饼干，虽然她只咬了一口。雷说：“好吧，我们大可以坐在这里聊几个小时，不过我想该办正事了，嗯？”然后埃莱娜点点头，站起来到他三楼的工作室。

我待在楼下，又去拿第二块饼干，比齐说：“厨房里还有，我是第一次试这个配方。我想结果非常好，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咖啡还可以吧？”

“比‘还可以’好得太多了。”

“马修，她还好吧？”

“她最要好的朋友昨天被杀害了。”

“啊，天哪，太可怕了。不过在某方面，我还觉得松了口气，你知道，我还担心她会不会是生病了。”

“她的心事从脸上就看得出来。”

“嗯，还不止是这样。她整个人都没精神，好像她的灵气都乱了。”

“你看得见人的灵气吗？”

“不是真的看见，”她说，“应该说是感觉到。我妈也是一样。不知道，那种感觉很难解释。也许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可是失去一个最要好的朋友，而且你刚刚说她是被谋杀的？不会影响她的灵气，没问题。但那种事太可怕了。”

之前我们走出警察局后，便往右转，没走几步，她就停下来说，“雷。”我们认识名叫雷的有好几个，包括雷·格鲁利奥在内，他就住在第六分局的辖区，但她不必说出姓，我就知道她说的雷是哪一个。

雷·加林德斯小时候住在东哈林区，就在波多黎各和中南美洲移民聚集的艾尔巴里奥那一带，长大后当了警察，后来被发现他很会画图，让他成为警方素描专家后，他才发现自己的真正天赋。电脑绘图软件没有抢走他的饭碗，因为警方很乐意训练他使用电脑，但却抢走了他绘画的乐趣。

埃莱娜觉得他的能力远远不止是一种小技巧或谋生技能而已，她认为雷其实是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能够和他的工作对象合作，将他们眼中所见过的东西化为黑白的实体。他们两个曾合作画出一幅她过世已久父亲的画像，她也继续找他替一些客户替他们死去的亲人画像，包括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她全家人都死在纳粹集中营里。那对埃莱娜是个极佳的心灵涤净经验，她说整个过程就等同于一年或两年的心理咨询。我不知道其他客户的感想如何，但没有人要求退钱。

因为埃莱娜把他当回事，雷自己也开始把自己的艺术当回事。埃莱娜在店里陈列他的作品，卖掉了几件，又在社区报《切尔西克林登新闻》上登了一篇评论。于是他接到更多活儿，再加上比齐的鼓励，他辞掉了纽约市警察局的工作，当起艺术家，在家里弄了个工作室。他们把原来的房子整修一遍，而且当时威廉斯堡已经成了新兴艺术家群居的所在，另外他也接了些商业的委托工作，让他可以付每个月的房屋贷款。比齐是经验丰富的记账员，也在附近接了一些工作，替那些更擅长调颜料的艺术家们处理数字问题，收入足以应付日常生活用度，而且这样她就可以在家工作，当一个全职妈妈，还有很多时间烤饼干。

绘图软件非常好，可以让任何眼力好、受过短期训练的人都能担任警方的绘图专家。但雷的本事是那些训练或电脑程式比不上的，他有办法让他画图的手成为客户心灵的延伸。埃莱娜不满意警方电脑所画出来的结果，而如果要有所改进，我们可以到威廉斯堡。

我正考虑要不要再吃一块饼干，然后又告诉自己说我其实并不是想吃，此时雷和埃莱娜下楼来。“把那张警方绘图专家的画拿给雷看。”她说，于是我拿出那张图打开。雷把两张素描并排在茶几上，埃莱娜说：“看到没？完全不一样。”

她说得太夸张了，放在一起看，两张图像是以不同的观点看同一个人。我没见过这家伙，所以我没法说哪张比较像。埃莱娜见过，而根据她的说法，这两张根本没法比。

“雷的这张画看起来比较不那么寻常，”我承认，“很难说出这幅画有什么不同，但就是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给人的感觉不同，”埃莱娜说，“另一张感觉上像是你可以用那种小孩玩具的改良版拼在一起的东西。”

“马铃薯先生。”比齐说。

“我以前很喜欢马铃薯先生，”埃莱娜说，“我不懂为什么我妈要把马铃薯收回去做晚餐。我哭了起来，我爸就抱着我坐在他腿上，告诉我总会有新的马铃薯。”

“一定会有的。”我说。

“总之我觉得那些话很能安慰我。雷，这幅素描很像。你知道我怎么看得出来吗？因为我根本不能盯着这幅画看。我看了就会想吐。”

我的反应没那么极端，不过看着雷的这幅画，却也不会想笑，画中不单传达出埃莱娜所看到的那张脸，也传达出埃莱娜现在知道他是凶手后而产生的感觉。我猜想，关键在于他的眼睛，不管那是什么，都让人有种不寒而栗之感。

我说：“看起来很眼熟。”

“或许是因为你之前已经看过另一张素描了。”

“或许吧。”

她转向我。“你是认真的吗？你认识他吗？”

“我最多只能说他看起来很眼熟。也许我在街上见过他，或是在地铁里。不是见过他就是见过长得像他的人。你在这个城市每天会看见那么多人，那么多影像从眼前掠过。”

“可是你向来很擅长于观察眼前的事物。”

警察的训练使然吧，我想。我告诉雷，我们想复印几张，这附近有地方可以复印吗？他看了我一眼，拿了图上楼去，然后带着一个装了十二张复印件的文件袋下来，还有一张原版的铅笔素描装在牛皮纸信封里。

我们打算告辞时，他把我拉到一旁。“我没见过她这样，”他说，“她太害怕这个家伙了。”

我们本来要乘地铁回家的，L线再换A线，但雷帮我们打电话叫了出租车。住在布鲁克林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打电话叫车，但坏处就是你非得这样不可，因为这里的出租车不多。我们的司机兴高采烈且很爱讲话，不过看到我们都没反应，他就明白我们的意思，于是陷入了一种受伤的沉默。他把车停在凡登大厦前，我先下了车，然后四处看一圈，才让埃莱娜下来。

值班的门房是老面孔，几乎从我们搬进来，他就开始做这份工作了。我问了他，确定他值班时没有人来找过我们，然后告诉他别让任何人上去到我们公寓。

“除非是TJ。”埃莱娜说。

我于是修改我的指示。但其他人都不行，我说，无论那个人给他任何证件看都不行。那人可能有警徽，我说。他可能穿着警察的蓝制服。但这不表示他真的就是警察。

我们上了楼，然后我说：“我刚刚才明白自己是在干什么。我就像个将军，正在做战前准备。”

“莫特利。”她说。

她指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名叫詹姆斯·利奥·莫特利的人，这家伙曾谋杀了一名警察，穿上他的制服，带着他的警徽和警棍，唬过了埃莱娜的门房。他是警察，门房怎么会想到要拒绝让他上去呢？结果他用刀把埃莱娜刺成重伤，那回她差点死了。

那是——老天，那是十五年前了，而在那之前，我和埃莱娜也已经有十来年没联络，却因为莫特利的威胁而再度重逢。我猜想这表示我们欠他什么，不过我很高兴再也没有机会报答他，谢天谢地那狗娘养的已经死了。

现在我们手上有了个新的，他聪明狡诈，会想到穿着警察制服出现，也会想出其他办法。

出了电梯后，我先检查走廊，然后让她出来，自己再去检査公寓里。我告诉她可以进来了，她一进来，我就把门锁上。

“我想在这件事结束之前，我不能再去店里了。”

“的确。”

“明天下午有人要来。一个俄罗斯女人，也说不定是乌克兰人。其实也差不多。她有几幅圣像画想卖，如果不是仿制品我可能会买下。即使是，如果价钱合理，看起来又不错，我也会买。我可以叫她改来这里。”

“你可以叫她下个月再来。”

“要花那么久吗？”

“你是指抓到这个家伙？很难讲。警方说不定今天晚上就逮到他，也说不定他会躲上好几个星期。”

“天哪。你真觉得让她来这里不安全吗？她不过是个包着头巾的小个子老太太。”

“这里的警卫很不错，”我说，“但他们不是守卫大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如果我们的规定很严格，他们或许就会明白这事情很重要。你每破一次例，他们就会对这件事多松懈一分。”

她张嘴想辩，但又改变心意说我是对的。“如果他真是在纠缠我的话。”她说。

“不然还会是什么？”

“他真的想杀我。我不会读心术，不过有些事情你就是知道。我知道的就是这个。他手上拿着那把拆信刀，而我站在他面前，他心里就闪过要杀我的念头。但或许那只是一个机会，你知道吗？他有武器而我在那里，他是个喜欢杀女人的疯子，而且……”

“而且怎样？”

“而且他为什么会在那里？为什么要去我的店？一定是因为我是莫妮卡的朋友，他一定知道。可能是从她说的一些话中得知，或是因为跟踪她而知道的。”

“或是因为跟踪你，他就是因此才设法去认识莫妮卡。”

“你这么觉得吗？”

“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可能。”

“我想是吧。马修，他不会是为了要买凶器而跑来我店里。我那里是个卖时髦艺术品和古董的小店，不卖那些大老粗喜欢的刀枪。那把拆信刀搞不好是店里唯一能用来杀人的东西，除非你要用手钩的挂毯闷死人，或是用那些大理石书挡去砸死人。他走进来是因为他想近距离看我。”

“听起来有道理。”

“那些圣像画就不管了。我是犹太人，那些东正教的东西连给我陪葬都不行。不过我实在很不想让她白跑一趟。”

“她住哪里，就在俄罗斯移民很多的布莱顿海滩那一带吗？”

“不，我觉得她就住在我的店附近，不过即使如此，也不应该让她搬着一堆圣像画白跑一趟。我店里有她的电话。”

“我晚点过去拿。”

“你要去吗？然后我打电话要怎么跟她说？说本店将暂时停止营业，择期重新开张。你知道你去的时候可以——”

“我会在橱窗上贴个布告。”

“我去印，我比你印得好。”

“你是女人嘛。”

“一定是因为这样，你要打电话给谁？”

“萨斯曼，”我说，“我要给他一件他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东西，省得我还要跑一趟。”

我在店里等着的时候，萨斯曼来了，带着一个实验室技术人员。我让他们进来，那个技术人员给我们两人各一副手套，然后从各个可能的表面上收集指纹，尤其是玻璃的柜台顶板。我打开收银机，拿出三张二十元纸钞，交给萨斯曼。他装袋了，说会写一张收据给我。我不在乎那六十块钱，还不如省下那张收据。如果以往的经验可以借鉴的话，这些纸钞将永远锁在纽约市警察局的证物柜里。

“你跟我介绍了一堆的那张素描呢？”萨斯曼问，我拿给他。他说他看不出有多大的差别，我说他并排起来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

他说：“这张比较有艺术性，这我看得出来。看起来就是人手画的，不是机器画的。这也未必就表示跟本人比较像。”

“埃莱娜说是比较像。”

“嗯，她是比较清楚。她是唯一见过他本人的人。你说这是谁画的？”

我稍微跟他介绍雷·加林德斯的状况，指着一张他所画的裱框作品。里面是一个中年男子，坐在椅子上读书。那是比齐的一个叔叔，他在波多黎各桑图尔赛市的一家疗养院过世。这是她记忆中的叔叔，但她告诉雷说如果任何人想买的话，就卖掉，没关系。“我们不需要把全家族的照片挂在墙上，”她曾说，“谁知道我有多少个堂表兄弟姐妹？”

“这家伙很不错，”萨斯曼说，“这样一幅画要多少钱，你知道吗？”

“我得问埃莱娜。”

“这件事结束之后，”他说，“我可能有兴趣买。这画你看得越久，就会发现越多。我家里可以放一幅画。而且画家以前是警察，对我特别有意义。说不上来为什么，但反正我就是这样觉得。他有其他作品吗？”

“在后头，可是——”

“不，先别去拿，我问是打算以后来买的。我真的很喜欢这幅。”说完他转向雷两个小时前画的那张素描。“这张也是，”他说，“不过不是用来挂在墙上的。这张我要拿来认准逮住他。这张我带着，我会把另一张素描回收，把这张散发出去。即使没看到本人，我也知道这张比较像。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吗？因为你从这张画能感觉到这家伙是个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