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世界大赛举行之际，纽约天气骤然转冷。奥克兰队和道奇队争取到参赛权，所以天气应该不至于影响比赛结果。道奇队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在七战四胜中只打了五场就取得四胜。柯克·吉布森与赫什瑟成为道奇队的英雄；从开幕日开始战绩始终保持领先的大都会队，则打满七场。大都会队虽有爆发力和投球技术，可是道奇队自有一种更奇妙的东西。不管那是什么，它一路引领着他们前进。

除了其中一场比赛在朋友家观看，另一场在葛洛根开放屋欣赏外，其余每一场比赛我都是在自己旅馆房间看的。十月以来天气一直相当寒冷，新闻报章上经常可以读到一些关于漫长寒冬的稀奇古怪报导。我曾在地方新闻中看到那些记者带着摄影小组到爱尔兰北部，拍阿尔斯特乡间的动物披着厚重毛皮，以及卷毛的毛毛虫。到了十一月的第一个礼拜，我则欣赏印度夏季的街道上人人穿着短袖T恤闲逛。

到了美式足球季，纽约队的表现不过尔尔，辛辛那提、布法罗、灰熊队三组人马在NFL中形成鼎立之势。而自萨姆·赫夫以来巨人队的最好的后卫遭到三十天停赛处分，其书面原因是所谓的滥用药物，其实大家心知肚明，这只是古柯碱另一个较悦耳的说法。他第一次嗑药被逮到时，曾信誓旦旦告诉记者说他已经学到宝贵的一课。这一次，他谢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

我一边保持忙碌状态一边享受温暖天气，平时则替一家侦探社按件计酬工作。可靠侦探社位于二十三街与百老汇大道交口的佛拉蒂隆大楼中，客户主要是专门代表原告进行过失诉讼的律师，我的工作则是替他们追踪可能的目击证人并取得初步证词。虽然我并不热爱这份工作，但有朝一日我若决定要做个有执照的私人侦探，这将会是有分量的经历。其实我不太确定自己究竟是不是要走入这一行，反正在还没决定之前，保住这饭碗既可以让自己生活忙碌，又可以每天赚个几百美元，何乐而不为呢。

我的感情生活目前正处于大家所谓的空窗期。我曾与简·基恩交往了一段时日，这段关系许久以前结束了，其实说不定没有完全了结，不过目前看来的确是烟消云散。这之后我与其他女友一起消磨剩余夜晚直到该回家睡觉。偶尔若想放纵一下，我会找家酒吧喝可乐、咖啡或苏打水。我知道这并不是最好的消磨方式，不过还是照去不误。

然后有这么一天，大约是进入温暖季节之后十天左右的星期二晚上，拿我的人生当钢珠游戏玩的上帝输了一把，我翻身的机会之灯就这么闪烁耀眼起来了。

这阵子我花了许多时间寻找一个名叫诺伊多夫的鼠面小男人，并设法取得他的证词。他是一起送货车与自行车冲撞事故的目击证人。可靠侦探社受雇于代表该名自行车骑士的律师。那辆隶属于电台小栈快递的货车司机突然毫无征兆地打开车门，使得自行车骑士意外挨撞，据信诺伊多夫应可证实这起事故的缘由。

这次的客户是个专办交通事故的认钱不认人的律师，他办的案子越多，钱也赚得越多。无论有没有诺伊多夫的证词，这个案子看来都是铁证如山，推测应该会庭外和解，不过法庭程序还是免不了的。我个人在这场游戏中一天就能赚得一百美元，而诺伊多夫也用尽办法想捞点油水。“我说不好，”他一直说，“你在法院花了几天，就算拿到车马费，但还有收入上的损失得弥补。人人都想伸张正义，但也该看看是不是负担得起，你懂我意思吧？”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不过我更明白的是，我们可以给他钱，但实际上他的证词没什么用处：不过如果他不主动作证，那些证词更是一毛也卖不出去。我设法让他以为在法庭作证之后，我们会再私下付钱给他，同时我也使他在有利的证词上签名，以确保我们的客户可以顺利结案。事实上我并不关心这场官司究竟如何解决，两边看来都有错，双方都出于疏忽，结果货车损失一扇门、骑车的女孩则手臂骨折外加断两颗牙齿。即使律师尚未提出三百万赔偿金，女孩也的确应当获得补偿。就此看来，诺伊多夫或许也该得到些许报酬。民事及刑事诉讼中那些有经验的证人总是拿得到报酬，所谓有经验的证人就是包括心理学家及法医等专家，原被告双方总是各自请来一批这类人物互相辩驳。既然如此，为何不能也付钱给目击证人？何不来个人人有份？

那天下午三点左右，我办妥诺伊多夫这边的事，回到可靠侦探社办公室写报告。匿名戒酒协会的办公室也设在佛拉蒂隆大楼中，所以我离开可靠侦探社时又顺便去协会帮忙接听了一个钟头电话。人们不停往这里打电话，外地游客打电话来询问聚会情况、怀疑自己戒酒方式的酒醉者、刚离开宴会的家伙找寻解酒妙方，还有一些戒酒意志力不够坚强的人打电话来找人诉苦云云。协会有许多义务工作者专门负责接听这些电话，我们的任务当然比不上警察局119勤务中心或自杀防治专线紧张刺激，但这纯粹是一种帮助大家远离酒精，保持清醒的服务工作。我想提供这项服务的人大概再也不会醉酒。

我在百老汇大道上一家泰式餐厅吃过晚餐，六点半在哥伦布圆环咖啡屋与里奇·格尔曼见面。我们一起喝咖啡还不到十分钟，托妮急急忙忙跑来，为她迟到一事不停地道歉。后来我们一起去搭地铁再换一趟车，在BMT线牙买加大道和一百二一街那一站下车。此地位于皇后区，称为里士满希尔，是个不错的去处。在杂货店问完路走了六个街口，我们终于到了一座基督教路德教教堂，那儿宽广的地下室放置了四五十张椅子、几张桌子，还有一座演讲用的诵经台。一张桌上放了咖啡及热水，方便大家泡茶或冲泡速溶的无咖啡因饮料，还有一个碟子盛满葡萄干燕麦饼，另一张桌子上则放着一些文件。

纽约地区戒酒协会的聚会基本上有两种。讨论会通常由一位主讲者做二十分钟左右的演讲，然后大家进行开放式讨论。而在演讲会中，整个聚会是由二至三位演讲人讲自己的故事。里士满希尔这儿每星期二都举办演讲会，这天晚上我们三人就是演讲者。整个纽约的戒酒团体都会派人去其他团体演说，不然的话，我们永远都在听同一批人讲相同的故事，这事就更无聊乏味了。

老实说，这活动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有时更胜于去嘻笑打斗的酒吧泡一整晚。戒酒聚会演讲时，一般都是告诉听众自己的昨日种种、发生何事之后又如何造就今日的自己。绝大多数人的故事，总有一段相当悲凄的情节，毕竟没有人会在愉快的心情下决定戒酒。不过，再悲惨的故事里有时也会有些有趣的插曲，而当晚在里士满希尔就是这样。

托妮首先上场。她的前夫是个不知节制的赌徒，曾经在扑克牌赌局中把托妮当作赌注输给别人，数个月后才将她赢回来。其实这种故事我以前也听过，不过这次由托妮说来却格外趣味盎然。她整场演说中笑场不断，我想一定是她所带动的气氛有传染性，因为后来轮到我上场时，竟不知不觉从自己刚出道担任巡逻警察说到后来当上侦探，当中许多有趣的情节连我自己都已经好几年未曾回想过。

里奇最后的演说终结了这一个小时。他在神不知鬼不觉的酗酒中经营了一家公关公司，其中有些相当精采的故事。连续数年他每天早上都在贝厄德街一家中国快餐厅开始他的第一杯酒。“我走出地下铁，在吧台上放张五元纸币，喝杯纯的双份威士忌，这才再回到地铁坐车去上班。我和那餐厅吧台的人从不交谈。我知道自己在那儿绝对安全，因为他们能知道些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告诉谁呢？”

演讲结束后，我们一起享用咖啡和饼干，然后搭一位会员便车去地铁站。我们坐车到曼哈顿的上城再回哥伦布圆环，时间已超过十一点了，托妮觉得饿，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里奇回绝她的邀请，说疲倦想早点回家休息。我则提议去火焰餐厅，戒酒协会的会员常在聚会结束后到那家咖啡店聊天。“我想找个可以有多种选择的地方，”她说，“比较实在的地方。刚刚在聚会时虽然吃了些饼干，但我从中午到现在完全没有吃东西。你知道有家叫阿姆斯特朗的餐厅吗？”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她问我笑什么。“我以前就住那儿，”我说，“在我戒酒之前。那家店从前在五十七街和五十八街之间的第九大道上，就在我住的旅馆街角。我每天在那里吃饭、喝酒、换钱、算帐、见客户。老天，大概除了睡觉，我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那里完成的。现在想想，搞不好连睡觉也在那儿。”

“现在你不去了。”

“我努力避开那里。”

“这样的话，我们去别的地方好了。我以前还喝酒的时候不住这里，所以对我来说，那里只是一家普通餐厅。”

“我们还是可以去。”

“你确定？”

“有何不可？”

新的阿姆斯特朗餐厅已经不在原址，往西搬了一个街区，现在位于五十七街和第十大道上。我们挑张靠墙的桌子，趁托妮去女厕朝圣时，我四处张望了一下。吉米不在，客人中竟没有半张熟识的面孔。菜单比从前精致了许多，但菜色基本上还相同，最后我终于在墙上找到几幅熟悉的照片和图书。整个餐厅给人的感觉比从前高级，也多了一些雅痞味道，比较像时髦的田园派餐厅而不是从前艺术气息的酒馆，但其实也没那么大差别。

托妮回座之后，我认真向她介绍这家餐厅。她问从前是不是都放古典音乐。“一直都是，”我说，“刚开始吉米有个自动点唱机，后来他把那玩意儿给拆了，然后开始放莫扎特和韦瓦尔第，这么一来就把那些年轻小伙子给赶了出去，之后宾主尽欢。”

“所以你以前都是带着醉意听莫扎特的小夜曲？”

“没错。”

她是个很好相处的女人，年纪小我几岁，戒酒资历和我相当，在第七大道一家女装制造商的展示店工作，和其中一个老板已经交往一两年了。老板有家室。这几个月来她在聚会上总是提到要结束这段关系，不过她的语调不甚有说服力，这段恋情也一直没有了结。

她是个高挑长腿女郎，有一头黑发，我猜大约是染的，宽阔的下巴和肩膀。我很喜欢她，觉得她是个美女，但却没有着迷的感觉。换个角度来说，我也一直未能吸引住她，她的几个情人总是已婚、秃头，还是犹太人，我完全不符合这些条件，结果反倒使我们两人对彼此免疫成了朋友。

我们到餐厅时刚过午夜，她点了小份沙拉和墨西哥黑辣豆，我吃奶酪汉堡，然后两人喝了许多咖啡。吉米一向提供好咖啡，以前我总是搀了波本酒一起喝，不过其实纯的更香醇。托妮住在五十九街和第八大道一带，我陪她走回她家大楼的门厅，然后准备回自己的旅馆。但还没走出一条街远，不知何故就觉得不想回去，或许是先前在里士满希尔的高昂情绪仍然残留，或许是长久以来不曾回到阿姆斯特朗而勾起一些回忆，或许是喝多了咖啡，或许是天气的关系，也或许是由于月亮盈亏。反正不知为什么，我竟丝毫不觉疲倦，一点也不想回到狭小的旅馆房间里面对四壁。

我朝西走过两条街，到葛洛根酒吧。

我去那里并没有特殊目的。这家店与阿姆斯特朗餐厅完全不同。葛洛根是一家典型的酒吧，不提供食物，没有古典音乐，天花板上也没有波士顿斑点羊齿植物垂吊着。这里有自动点唱机，唱片曲目有克兰西兄弟、宾·克罗斯比、伍尔夫之声，不过很少有人去点播歌曲。这里还有一台电视机，一个飞镖靶和几条观赏鱼，四周是深色木墙，磁砖地板，以及钉上锡片的屋顶。窗户上闪烁着健力士黑啤酒及竖琴牌麦酒的霓虹灯广告。这里的健力士是桶装啤酒。

米克·巴卢是葛洛根的老板，不过营业执照及所有权证上登记的都是别人的名字。巴卢体格壮硕，喝酒豪迈，他是个职业罪犯，冷血易怒生性暴戾。不久前，我在某种情形下认识他，奇妙的化学作用使我经常去他店里。目前我尚未想出这样作的理由。

这夜顾客不多，巴卢也不在店里。我点了一杯苏打水坐在吧台。电视上正播映有线电视的电影，是一部重新上色的华纳兄弟出品的老警匪片，除了爱德华·罗宾逊以外，还有一堆我虽认得却叫不出名字的演员。我看了不到五分钟，酒保便上前关掉电视的彩色钮，这部电影奇妙地又变成黑白。

“有些东西最好还是保持原样。”酒保说。

那部电影我大概看了一半。苏打水喝完之后，我又叫了杯可乐，喝完付钱走人。

雅各布在旅馆柜台值班。他是黑白混血儿，脸上及手上都有雀斑，卷卷的红发开始从头顶处稀疏起来。他买的书都是一些困难的填字游戏，每当服用一些镇定剂之后，他就着手填写。数年内旅馆经理用各种不明原因将他开除过好几次，不过最后总是再请他回来工作。

他说：“你的亲戚打电话来。”

“我的亲戚？”

“整晚一直打。至少四、五次。”他从我的邮件箱中取出一叠留言纸，却把信件留在里头。“1、2、4、5”他一边数着，“她要你一回来就打给她。”

我想一定是哪一个亲戚去世了，其实我甚至不记得还有什么亲戚活着。家庭成员早已各奔东西、四分五散，有时我会在圣诞节收到一两张贺卡，偶尔哪个舅舅或表亲到城里来，闲着没事时，难得也会接到几个电话。不过我实在想不出，到底有哪个亲戚会打那么多次电话来，确定我是否收到留言。

“是个女人，”他说，“记得回电话。”

“上面没留电话号码。”我说。

“她说你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谁。到底是哪个亲戚？”

他晃了两晃，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抱歉，我有点心不在焉。我在其中一张留言上记下了她名字。因为每次都是同一人，所以我没有每次都写下来。”

我整理那些留言，发现他在可能是一开始的一两张上各写了一次，一张写着：“请打电话给亲戚弗朗西丝”。另一张写着：“回电话给亲戚弗朗西丝”。

“弗朗西丝。”我念道。

“没错，就这名字。”

我根本想不起来这个名叫弗朗西丝的亲戚。难道我有哪个表兄弟的妻子名叫弗朗西丝？或者她是哪个亲戚的小孩子，我所不认识的家庭新成员？

“你确定这是个女人？”

“那当然。”

“因为有些男人的名字也叫法兰西斯，所以……”

“你当我不知道啊？这是个女人，自称弗朗西丝。你连自己的亲戚都不认识？”

我确实不认识她。“她讲的是我的名字吗？”

“她说马修·斯卡德。”

“然后她要我一回来就回电话给她？”

“没错，她最后几次打来时已经很晚了，但是她仍强调，无论多晚都要你一回来就打给她。”

“但她却没留电话？”

“她说你知道。”

我站在那儿皱眉苦思，突然想起数年前还是警察时，我在第六分局担任刑警。“斯卡德，你的电话，”不知是谁也说过，“你的亲戚弗朗西丝找你。”

“天哪。”我说。

“怎么啦？”

“我知道了，”我对雅各布说，“一定是她，错不了。”

“她说——”

“我知道她说什么，没关系。你做得很好。我只是一下子想不起来。”

他点头，“有时会这样的。”

我以前确实知道她电话，现在当然已经忘记了。我曾经好几年都记着那个电话号码，现在却无法从记忆中找出来。不过，我的电话簿里有。从最后一次拨那个号码之后，我已经数次重新誊写过我的电话簿，显然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再用到这号码，所以每次整理时我都把它保留下来。

当时我在电话簿上写的名字是伊莱恩·马德尔，地址是东五十一街。看到那串数字时，它们一下变得很熟悉。

房间里有电话，但我没上楼，而是穿过大厅走到公共电话旁，扔了一枚铜板，打了这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