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声响了两次后答录机自动开启，伊莱恩在录音中重复她电话号码的后四位，然后请我在哔声之后留言。我听到哔之后说：“我是你的亲戚，回电给你。我现在已在家中，号码你也有了，所以——”

“马修？等等，先让我把这玩意儿关掉，你终于打来了。”

“我很晚才回来，刚刚看到你的留言。我想了好一阵子想不出这个叫弗朗西丝的亲戚是谁。”

“的确相当久远了。”

“我想也是。”

“我必须和你见面。”

“没问题，”我说，“我明天得上班，不过还是挪得出一些时间来。你什么时候方便？早上？”

“马修，我想现在和你见个面。”

“出了什么事？伊莱恩。”

“你现在过来，我再告诉你。”

“别告诉我又发生一样的故事。又有人烧断保险丝了吗？”

“不是，我的天，更要命。”

“你声音听起来好像在发抖。”

“我很害怕。”

她以前不是那种容易受到惊吓的女人。我问她是否仍住原来的地方，她回答是。

我告诉她我会立刻赶去。

我走出旅馆大门，对街刚好有一辆空出租车朝东驶去。我大喊，他嘎的一声停下来。我跑步穿过街道坐上车，把伊莱恩的住址递给司机，然后坐好，不过似乎根本坐不安稳。我移到车窗边看着外头逝去的景色。

伊莱恩是应召女郎，年轻又标致，在自己的公寓套房里做生意，没有皮条客，也没有帮派组织的黑道关系，日子倒也过得不错。我们认识时我仍任职警界，就在我刚升任刑警后没几周便遇到伊莱恩。那天我下班后到格林威治村一家酒吧，正为口袋里那面崭新的金质警徽洋洋得意，而她与另外两个女孩跟三个欧洲佬坐邻桌，当时我注意到她没有另两个女孩那种风尘味，显得十分迷人。

一周之后，我又在西七十一街上的普根酒吧遇到伊莱恩，我不知道她的男伴是谁，不过她坐在“男孩”丹尼那一桌。我过去跟“男孩”丹尼打招呼，他把当时在座的每一位介绍给我，包括伊莱恩在内。在那之后，我又在城里瞧见过她一两次。后来有一天，我到巴瑟利吃宵夜，遇见她和另一个女孩，于是我加入她们那一桌。那个女孩先离开，我则和伊莱恩一起回家。接下来的几年，除非两人中刚好有人因事出城，否则每个星期我与伊莱恩至少见面一次。我们的关系相当有趣，恰恰好适合我们两人。我可说是她的某种保护者，身负警察技能及警方关系，她需要时可以依靠，不需要时又可以一把推开。我是她身边最亲密、最像男朋友的人，四下消磨时间，有时我也会去她住处喝杯小酒、聊个天。我不必送花给她或记得她生日，我们谁也不必假装处于恋爱之中。

当然，那时我已有家室。我的婚姻一团糟，不过我不确定当时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与妻子和两个儿子住在长岛的贷款房屋，我认为这段婚姻会持续下去，就像我原以为我会在纽约市警局待到法定退休之日。当时我每天喝酒，看起来这似乎对我没什么妨碍，但酗酒在某些方面奇妙地影响了我，使我很容易逃避生活中不想面对的事情。

扯远了。伊莱恩和我之间是一种非婚姻的方便关系。我猜，发现警察与妓女的组合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人，我们大概不是第一对。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们不是真心喜欢对方，这段关系应该无法持续这么久，也无法让双方都感到舒适。

于是，她成为我的亲戚弗朗西丝，这样她就可以光明正大留言给我，而不致引起任何联想。我们很少用这个暗号，因为其实根本没什么机会用。通常都是我打电话给她，我高兴怎么留言就怎么留。而当她打电话来时，不是要取消约会就是发生紧急事故。

刚才我打电话给她时，回想起一个紧急事件，所以我提起某人烧断保险丝的故事。这个人是她的客户，一个体重超重的律师，办公室位于城中心梅登巷，家则在城郊的理弗代尔。他曾是伊莱恩的固定恩客，每个月都来个两、三次，从来没给伊莱恩带来任何麻烦，直到某天下午他选定伊莱恩的床作为发病地点。事后法医人员判定他死于心肌梗塞。这是应召女郎最可怕的恶梦，她们从来没有想过该如何处理这种事。伊莱恩处理的方法就是打电话到警察局找我，局里的人告诉她我不在，她就留言说是发生紧急的家庭事故，要我打电话给亲戚弗朗西丝。

局里的人没找到我，我倒是在半小时内恰巧打电话回去才听到她的留言。我与她谈过后，找了位可信赖的警官一起到她公寓。在伊莱恩的协助下，我们一起替那个倒霉的家伙穿上衣服。他穿的是三件式西装，我们替他整理仪容，打好领带，系上鞋带，扣上袖扣，一人一边将他扛在肩上，架到货运电梯。大楼的服务人员刚好推了一辆货运车等电梯，我们告诉他说我们朋友酒喝多了。我想他一定不相信，因为我们拖着的分明是一具硬梆梆的尸体，完全不是酒醉的模样。但他知道我们是警察，而且他也记得马德尔小姐塞给他不少的小费，所以就算他有任何疑虑，也会自己留着。

当时我开的是局里的车，一辆没有警局标志的普利茅斯轿车，等我将车驶到货物出入口，再把那位断了气的律师塞进车里时，已过了下午五点。我们穿过华尔街车流之后，大部分的商店已经关门，大家都下班回家了，我们把车子停在戈登街附近一个小巷子口，距离律师的办公室大约三条街，把他丢在巷子里。

他的记事本当天的日期下面写着“三点半，E.M”，看起来已经够隐密了，所以我把记事本放回他胸前的口袋，然后检查他的地址电话簿，发现伊莱恩的电话地址并非列在“马德尔”之下，而是只以“伊莱恩”的名字记录在另一个字母之下，我原打算这一页撕下，但又发现他整本簿子里到处都是没有姓氏女人的名字，我觉得没有必要将这些无谓的烦恼加诸于寡妇身上，所以我把地址簿收回口袋里，事后再丢弃。

他的钱包里有不少现金，将近五百美元，我和帮忙的警官平分了那笔钱。我想，不妨让事情看起来像是我们的律师朋友遭到洗劫。而且就算我们不拿这笔钱，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察也会拿走，看在我们这么辛苦搬运的份上，这钱理当属于我们。

我们没引起旁人注意，从容离去。我直接开到格林威治村，请我的伙伴喝了几杯，然后不动声色回到总局，等辖区巡逻警员去发现那具尸体。法医虽然注意到尸体并非处于第一现场，不过死亡确实是出于自然原因，他们也就此罢手，并未兴风作浪一番。那位花花公子死得光明正大，名声未遭污蔑，伊莱恩避开了大麻烦，我也顺理成章当个英雄。

这个故事我在戒酒协会的聚会上讲过好几次，有时听来是个好笑的故事，有时却完全相反。我猜，这要看怎么讲和怎么听。

伊莱恩住五十一街上，介于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在一幢六十年代早期城内到处兴建的那种大楼的十六楼。门房是西印度群岛黑人，肤色非常深，姿态优雅，体格健壮。我向门房报上伊莱恩和我的名字，等他用对讲机询问。他一边倾听对讲机一边打量我，向对讲机说了几句话之后又侧耳听了听，最后将话筒交给我，他说：“她要和你说话。”

我说：“我来了，到底什么事？”

“说几句话。”

“你要我说什么？”

“你刚刚提到一个烧断保险丝的人，那人叫什么名字？”

“这算什么，考试？你认不出我声音了吗？”

“对讲机把声音都扭曲了。好啦，让我高兴一下。那个烧断保险丝的家伙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他是个办专利权的律师。”

“好吧，我和德雷克说话。”

我把话筒还给门房，她向他保证我没问题，门房便指给我电梯的方向。我乘电梯到达她的楼层，按门铃。虽然已经通过先前的测验程序，她还是从门上的窥视孔确定是我后才开门。

“进来吧，”她说，“我为刚才那场胡闹向你道歉。我大概有点可笑，不过也不一定，谁也说不准。”

“怎么回事，伊莱恩？”

“让我休息一下。你能来，我觉得好多了，不过我还是有点怕。让我仔细瞧瞧你，你看起来气色很好。”

“你看来也不错。”

“是吗？真不可思议，这一夜我不知道是怎么过的，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只能一直打电话给你，至少打了六七次吧。”

“我看到五张留言。”

“就这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留言五次应该比只留一次有效，反正我就是忍不住一直拿起电话拨你的号码。”

“留言五次的确有效。”我答，“这样人家就很难忘记这些电话。出了什么事？”

“我很害怕，不过现在好多了。很抱歉刚才那样质问你，真的很难从对讲机分辨人的声音。顺便提一下，那个专利权律师叫罗杰·施图德雷厄。”

“我怎么可能记得那种名字？”

“那一天也真难忘，”她回忆当时不禁摇头，“我真是个差劲的主人。你喝什么？”

“如果有的话，咖啡吧。”

“我来煮。”

“那太麻烦了。”

“一点也不麻烦，你还像以前一样喜欢加波本酒吗？”

“不，纯的就好了。”

她盯着我，“你戒酒了。”

“嗯。”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你时，你好像因为喝酒而出了点事，所以你就戒酒了，是吗？”

“对，差不多就是那一阵子。”

“太好了，”她说，“真是太棒了。等我一下，我去煮咖啡。”

起居室与我的记忆完全相同。黑白色调装潢配上白色粗毛毯，铅黑皮革沙发及一些黑云母石橱柜，墙上几幅抽象画是整个房间中唯一的色彩。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不过我想应该是她从前的那几幅画。

我走到窗边，窗外两栋大楼之间有一段距离，刚好可从中间欣赏东河的景致以及对岸的皇后区。稍早我才刚去过那区的里士满希尔，在那里分享了各种醉酒的笑料，但那几个钟头好像已经与现在相隔几个世纪。

我在窗边站了几分钟。她端着两杯黑咖啡过来时，我正在欣赏墙上的一幅画。“我好像记得这幅画，”我说，“还是你上周才买的？”

“这幅画已经好几年了，我在麦迪逊大道一家画廊一时冲动买的，花了一千两百美元，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竟然花一千两百块钱去买挂墙上的东西。你知道我的，马修，我不是那种挥霍无度的人，我要买的一定是好东西，不过我总记得要存钱。”

“然后买房产。”我忆起往事。

“那当然，只要不被老鸨剥削或用来吸毒，那些钱足够买好几栋房子呢。不过我大概还是有点不理智，竟然花那么多钱买一幅画。”

“想想看这幅画带给你多少乐趣。”

“不止是乐趣，亲爱的，你猜猜这幅画现在值多少钱？”

“显然很多吧。”

“至少值四千，说不定五千，真该把这些画都卖掉。墙上挂了四、五千元，想起来就有点紧张。老天，我第一次把这一千两百元挂墙上时，还真的很紧张。咖啡好喝吗？”

“不错。”

“够浓吗？”

“可以，伊莱恩。”

“你的气色真好，你自己知道吗？”

“你也是。”

“到底有多久啦？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大概是三年前。不过自从你离开警局后就很少见面了，这样算来就差不多十年了。”

“差不多吧。”

“你一点也没变。”

“嗯，头发还没秃光，不过你仔细看就会发现有白发。”

“我的白发更多，但多亏现代科技发达，所以你再怎么找也看不到。”她吸了口气，“不过这部机器的其他零件倒没什么变化。”

“你看来和从前一样。”

“我的身材保持有方，皮肤也还柔嫩。不过我跟你说，我以前从来没想到必须这么努力才能保持这个模样。我现在一周有三天早上得去健身中心，有时还去四天，而且我非常注意饮食和饮料。”

“你从来就不喝酒。”

“我是不喝酒，不过我以前喝自来水和健怡可乐，现在只喝纯果汁和纯水，咖啡只有在早上起床后喝，只在特殊情况下才这么喝咖啡。”

“你能不能告诉我所谓特殊情况是什么意思？”

“等一下就会提到了，我必须放松一下才能进入正题。我还做什么呢？我走很多路，注意饮食，我已经吃素三年了。”

“你以前最爱牛排。”

“对啊，如果没有肉就不像一顿饭了。”

“你以前在巴瑟利餐厅最喜欢点的那道菜是什么来着？”

“诺曼第内脏。”

“没错，那是我后来最不愿想起的一道菜，但我不得不承认真的很好吃。”

“我完全想不起来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吃的这道菜，几乎整整三年不曾吃过肉了，第一年我还吃鱼，后来也免了。”

“自然派小姐。”

“正是在下。”

“嗯，和你很相配。”

“喝酒就不适合你。瞧瞧我们，在这儿互相夸奖对方，有人说这就表示我们都老了。马修，我上次过生日就已经三十八岁了。”

“并不老啊。”

“那是你说的。我上次过生日是三年前，现在已经四十一岁了。”

“还不算老。而且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我知道看来不像。或者说很像。格洛丽娅·斯泰纳姆四十岁时有人就说她一点也不像，但她回答说：‘我很像。这正是四十岁的模样。’”

“说得好。”

“我也觉得。甜心，你知道我最近怎样吗？我正处于进退两难之中。”

“我了解。”

“真希望这不是真的。但这却是真的。这玩意儿夹在今天的信件中一起送来。”

她递过来一张剪报。我翻开后看到一张照片，是名中年男子的大头照，戴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是个自信乐观的人，和头条新闻好像不怎么协调。头版标题写着：“商人杀妻杀子后自杀”，下面约有十到十二栏内文说明这则新闻。菲利普·斯特迪文特是斯特迪文特家具行的老板，这家店在坎顿和马西隆等地共有四家经销商。他显然在胡桃坡的家宅中发起疯来，用菜刀砍死妻子和三个年幼子女后，打电话向警方自首。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斯特迪文特已用散弹猎枪射中头部自杀身亡了。

我看完剪报抬头说：“真可怕。”

“是啊。”

“你认识他？”

“不认识。”

“那是——”

“我认识他老婆。”

“他老婆？”

“你也认识。”

我再次研究那篇剪报，妻子名叫科妮莉娅，年约三十七岁，儿子分别是六岁的安德鲁。四岁的凯文及两岁的迪西·科妮莉娅，我努力在记忆中搜寻这个名字却一无所获，我疑惑地看着她。

“康妮。”她说。

“康妮？”

“科妮莉娅·库珀曼，你记得的。”

“科妮莉娅·库珀曼，”我漫应着，终于想起一个充满活力的啦啦队长，金发女孩。“我的天。”我说，“她怎么扯进这些……什么地方来着？坎顿、胡桃坡，这些地方到底在哪儿？”

“俄亥俄州，北俄亥俄州，离阿克伦不远。”

“她怎么会在那里？”

“她嫁给菲利普·斯特迪文特。我不确定，她大概是七、八年前认识斯特迪文特。”

“怎么认识的？也是恩客？”

“不是，不是那样。那时她正在度假，周末去斯托滑雪，斯特迪文特也在那儿。那时他已离婚而且没有固定关系，他深深爱上康妮。我不了解他当时多有钱，但至少手头相当宽裕，他开了几家家具店，生意做得不错。他为康妮疯狂，想娶她和她一起共组家庭。”

“后来真的结婚了。”

“对啊。康妮觉得斯特迪文特这人很好，而且康妮也想脱离当时的生活，脱离纽约。她又甜美又可爱，男人都很喜欢她。但是她实在不适合应召工作。”

“你适合吗？”

“不，我也不适合。事实上我和康妮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都是无意中陷入这一行的NJG，只是我过得还不错。”

“什么是NJG？”

“神经质的犹太女孩（a neurotic girl）。其实我不只过得不错，而且还能够适应这种环境生存下来。很多女孩受尽折磨，连最后的自尊也没了，但是我并未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没错。”

“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她坚强地对我笑笑，“除了偶尔某些个低潮的夜晚，不过谁都会遇上这种时候。”

“那当然。”

“一开始康妮过得还不错。高中时她很胖不太受欢迎，但当她发现其实男人也喜欢她、觉得她很有吸引力时，她就建立起了对自己的信心。不过后来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幸好她遇上菲利普·斯特迪文特，他俩疯狂相爱，所以他们便一起去俄亥俄州共组家庭养儿育女。”

“后来他发现康妮过去的事，所以发起疯把她杀了。”

“不是。”

“不是吗？”

她摇头，“他一开始就知道。当她决定嫁给斯特迪文特时就告诉他了，真勇敢。但康妮这么做是对的，事实证明他并不在意，否则两人之间就会有个秘密横亘其间。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比康妮大了十五到二十岁，有过两次婚姻，虽然一辈子都住马西隆，不过他倒是经常旅行。他一点也不介意康妮在这一行中打了几年滚。我想就算他心里有什么疙瘩，也老早就想开了。”

“他们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她没理会我。“这几年中她寄过几封信给我。”她继续说，“只几封而已，因为我每次都没空回信。如果你不回信，人家就不会再写信给你了。每次大概都是在圣诞节前后，康妮会寄张卡片来，你知道那种用全家福相片制成的卡片吗？她寄来几次那种卡片。她的孩子们一个个都很漂亮，这不用想也猜得到，因为她丈夫挺英俊，刚刚报纸上的相片你也看了，而康妮多美更是不用说。”

“没错。”

“真希望我留下了她上次寄来的那张卡片。我不是那种会收拾东西的人。每回不到一月十日，所有收到的卡片大概都已经当垃圾丢了，所以她的卡片我一张也没办法拿给你看，但是我下个月再也收不到卡片了，因为……”

她低声哭泣，双肩不住颤抖，双手紧绞着。半晌，她终于控制住自己，深吸了一口气再吐出来。

我说：“真不知道斯特迪文特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来？”

“不是他做的，他不是这种人。”

“人不可貌相。”

“不是他做的。”

我瞪着她。

“我在坎顿或马西隆一个人都不认识，”她说，“唯一认识的就是康妮，而唯一知道康妮认识我的就是斯特迪文特，现在他们两人都死了。”

“所以？”

“所以到底是谁寄这张剪报来给我呢？”

“谁都可能。”

“是这样吗？”

“康妮也许曾经和那里的朋友或邻居提起过你。发生这起谋杀和自杀事件后，她朋友整理她的东西，找到她的通讯录，也想让她这位异乡朋友知道这件事。”

“然后这个朋友就这样直接剪下报纸寄来？只字片语都没有？”

“信封内没有短柬？”

“没有。”

“说不定这个朋友写了信，却忘了一起放进信封里，这种事谁都有过。”

“而且连回信住址也忘了写吗？”

“信封还在吗？”

“在另一个房间，是个很普通的白信封，我的名字住址是手写的。”

“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她点点头，我坐在椅上欣赏那幅价值五千元的画。从前我有一阵子非常想朝它开一枪。许久没想起这件事，现在好像又开始想这么做了。

那个信封正如她所说的，普通信封，到处都买得到，难以追查。以圆珠笔用印刷体写上她的名字和住址，信封左上角及背面都没回信住址。

“纽约的邮戳。”我说。

“我知道。”

“所以如果是康妮的朋友——”

“这人必须千里迢迢带着剪报跑来纽约，然后把它丢进邮筒里。”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然后转身面对她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凶手另有其人，杀了她，她丈夫还有孩子。”

“没错。”

“然后再伪装成谋杀及自杀。凶手当场拨了通电话假装自首，等到当地报纸刊登出来以后，剪下报道，带回纽约，然后寄给你。”

“对。”

“我猜我们俩想的是同一个人。”

“他发誓说他要杀了康妮，”她说，“和我，还有你。”

“他的确这么说。”

“‘你和你所有的女人，斯卡德。’他是这么说的。”

“这么多年来不少坏人都说了不少狠话，你不能全都当真。”我走上前去又拿起信封，仿佛我能从中得到一些心灵感应似的。不过就算真有感应，也实在微弱到令我无法感知。

“为什么等到现在呢？老天，多久了，十二年吧？”

“差不多。”

“你真认为是他，对不对？”

“我知道就是他。”

“莫特利。”

“没错。”

“詹姆斯·利奥·莫特利，”我说，“老天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