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在哈定旅馆。”我告诉伊莱恩，“他前天晚上登记住宿。第二天，就是他声称我去威胁他的那天，他便退房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曾住过那个房间，他登记的时候用的是真名，但他这么做，说不定只是为了律师替他申请保护令时，有个住址可用。”

“你去那儿找他？”

“我离开德金办公室之后去过，我不是真地要去那里找他，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根本不可能在那里找到他。”我想了一会儿，“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想不想找到他。昨天晚上我的确找到他了，不过结果不顺利。”

“可怜的宝贝。”她说。

我们在伊莱恩家的卧室内，我全身脱得剩一件内裤，面朝下趴在床上，她正替我按摩。她并没怎么用力，指尖的碰触温和但果决，替我放松肌肉、活络筋骨、缓解疼痛。她的力量主要集中在我的颈部及肩膀，这些部位肌肉紧绷的情况似乎最严重。她对于按摩缓解之道确实很在行。

“你真的很行，”我说，“你怎么会的？去上课吗？”

“你的意思是说，像我这种好女孩怎么会学这种东西是吗？没有，我并没有学过。我已经连续好几年，每周都去让人替我按摩一两次，我只是注意观察他们是怎么替我做的。如果我的手臂力量再强一点，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我想到莫特利，他那双手力大无穷。“你已经够强壮了，”我说，“而且你摸到窍门，可以靠这行吃饭了。”

她笑了起来，我问她笑什么。

她说：“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这话如果传出去，我所有的客人都只要按摩，那我岂不是永远都别想上床了？”

后来我们转到客厅。我端着咖啡站在窗前眺望五十九街桥上往来的车辆，几艘拖船在河里忙碌地调动一艘大型游艇。她则盘起脚窝在沙发上吃一颗切成四瓣的橙子。

我坐她对面的椅子，把咖啡杯放在咖啡桌上，桌上那些花已经不见踪影。星期天我离开后，也就是接到他的电话不久，她就把那些花给扔了。然而，我似乎仍然能够感觉到那些花的存在。

我说：“你不会离开这个城市的。”

“对。”

“离开国内可能会比较安全。”

“或许吧，不过我不想离开。”

“如果他能够进入这栋大楼——”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和他们说过了，他们会把货运服务门从里面锁起来，只有服务人员和门房在场的时候才能打开，而且每次使用后一定会重新锁上的。”

如果他们能够确实遵守，这办法确实是很好，但是这样还是不牢靠。即使是在这种警卫周全的房子，能偷闯进入的方法数都数不完。

她说：“那你呢，马修？”

“我怎么样？”

“你打算怎么做？”

“不知道，”我说，“我在德金办公室时差点发火，他指控我说……唉，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对啊。”

“我去那里原本打算做两件事。我本来是要去对莫特利提出控诉的，那个混蛋昨晚把我整得很惨，如果你是守法的公民，就应该要去告他的，不是吗？有人攻击你，你应该去警察局报案。”

“老师在十年级的公民课里都是这样教的。”

“我也这么认为。不过他们却没告诉我们，这么做根本毫无意义。”

我走进浴室，这一次我的尿里又出现血丝，回到客庁时，肾脏还在抽痛。我脸上的表情大概很怪，因此她问我发生什么事。

“我只是在想，”我说，“我想请德金帮我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帮我申请持枪执照。但见识了他那套官话之后，我不想再麻烦他了，”我耸耸肩。“反正也没什么用，他们不可能发给我持枪执照。但是我又不可能把枪上膛放在衣柜上层抽屉，然后等着他哪天来喝茶。”

“你也害怕了，是吗？”

“我想是吧。虽然我自己没有感觉到，但那股情绪一定存在。恐惧。”

“嗯。”

“我还担心其他人，像你、安妮塔、还有简，我担心你们的安全问题。怕自己丧命当然是很合理的事，不过其实我没有这种感觉。我最近一直在读一本书，是关于一位罗马皇帝的想法。其中不断强调一个主题：死亡并不可怕。他的论点是，既然这件事尽早都要来临，既然人不管活到多大年岁，最后终归要死，那么，生命的长度其实也并不重要了。”

“那么什么事才重要呢？”

“你的生活方式：人如何面对生命、面对死亡。就这个意义来说，这才是我真正感到害怕的事。”

“什么意思？”

“我怕我会把事情搞砸，怕自己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或是没做到自己应该做的事。反正最后我不是晚一天、少一块钱，就是做得不够好。”

我离开她公寓的时候，太阳西沉，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原本我打算走路回旅馆，结果才走了两条街，就气喘如牛。于是我只好走到人行道边，挥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除了早上一个面包、中午一片披萨之外，我整天没再吃过别的的东西。我到一家熟食店买晚餐，但排队还没轮到时，我又走了出去。我不仅没有胃口，而且一闻到食物的味道就会作呕。我赶紧走回旅馆上楼回房，立刻就开始呕吐。没想到胃里还能有东西可以吐，结果确实还能吐出食物。

呕吐时必须牵动那些从昨晚就开始酸痛的肌肉，所以吐的过程相当痛苦，吐完后一阵晕眩袭来，使我不得不倚在门柱上才站得住。等到这一切终于平息之后，我小心翼翼，像个老人在暴风雨中的船上步步为营一样，慢慢走到床边，又因为想上厕所而必须再蹒跚地走回浴室。我连站都站不稳，看到马桶里又都是血水。

怕他来杀我？老天爷，他要真杀了我倒还好些。

一小时之后电话响起，简·基恩打来的。

“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不想知道我是从哪里打来的。”她说。

“反正你离开这城市就行了。”

“对啊，我还差一点就走不了。”

“哦？”

“你不觉得这很夸张吗？以前我喝酒的时候，最喜欢这种像电影一样的情节了。二话不说跳起来，抓把牙刷，叫了出租车，就这样随便坐上一架飞机飞到圣地亚哥去。顺便说一声，我并不是在那儿。”

“很好。”

“我坐在出租车里往机场驶去时，突然觉得这事件事实在太奇怪，太超乎常情，我差点就叫出租车司机回头。”

“但你没这么做。”

“对啊。”

“很好。”

“这不是电影，是真的，对吗？”

“恐怕如此。”

“嗯，反正我本来就该放个假，只要这么想就好了。你还好吗？”

“很好。”我说。

“可是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很累的样子。”

“今天真的累了一整天了。”

“总之，放轻松点，好吗？我每隔一两天就打电话给你，可以吗？”

“好啊。”

“像现在这种时间打给你，方便吗？我刚才想，应该来得及在你去参加聚会之前找到你。”

“这时候没问题。”我说，“不过你也知道，现在我每天的作息可能会有些不规律。”

“能想像。”

她想像得出来吗？“不过你还是每隔几天就打电话来吧，”我说，“如果情势转好，我会立刻告诉你。”

“你是说‘等到’情势转好吧？”

“就是这个意思。”我说。

我没有去参加聚会。本来想去，但一起身站起来，我发现自己哪儿都不想去，所以又回床上睡觉。

合上双眼没多久，我听到窗外的鸣笛声。那声响把我吵醒后，我精神恍惚往外看，救护人员从对街大楼用担架抬出一个人，送进救护车。然后他们打开气笛和鸣笛，朝罗斯福医院或圣克莱尔高速驶去。

如果他们是马库斯·奥雷柳斯的读者，他们就会放松心情，因为无论能否及时抵达医院，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毕竟，那担架上的可怜人。迟早都得离开人世。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是遵循其轨道。我们急什么呢？

我回到床上又陷入睡眠。大概是发烧，这次我睡得很不安稳，时醒时睡，最后终于从恶梦中清醒时，发现自己全身是汗。我勉强爬起床，在浴缸中放满了热水，心满意足地浸泡在水中，感觉似乎一切的不幸都已离我而去。

我正泡在浴缸里，电话铃又响了，我任凭那铃声持续而不去接听。泡完澡，我打电话到前台，询问刚才打电话来的人是否有留言。可是对方并未留话，而前台值班的那个笨蛋，竟然记不得对方是男是女。

我猜一定是他，不过不能确定。我没有注意电话的时间。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打来电话，以前我在城里四处发送名片，说不定那几千人中的某一人突然心血来潮决定来电。

然而，如果当真是他，倘若我当时起身接听电话，一切都仍旧会如此发生。

电话铃声又一次响起时，我已经醒来。窗外天色渐明，早在十或十五分钟之前我就睁着眼睛躺在床上，随时准备起床去厕所，看看我的尿今天又变成什么颜色。

我接起电话便听到他的声音。“斯卡德，早安。”紧跟着我又听到粉笔在黑板上划过的声响，我不寒而栗。

记不得自己说了什么话，我应该说了些什么，不过也有可能什么都没说。说不定我只是呆坐在那儿握着混帐电话。

他说：“我昨晚忙得不得了，你应该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吧？”

“你在说些什么？”

“我说的就是血啊。”

“听不懂。”

“显然你没听懂。血啊，斯卡德。不是流的那种血，我想你应该也流了不少血吧？虽然流血，不过哭也没用，对吧？”我紧紧抓住话筒，愤怒与不耐烦从我心中涌出，但我努力克制住，不能如他所愿有任何反应。我深吸了一口气，一句话也没说。

“亲人流血啊。”他说，“你已经失去一个亲密的人了，我很同情。”

“你做了什么——”

“去看报纸。”他丟下这句话就挂断电话。

我赶紧打电话给安妮塔，电话没接通之前，我的心头有如千军万马奔腾般难以平静。结果当她的声音出现在电话的另一头时，我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只能喘着气无言地坐在这一端，直到最后她不想再努力说“喂”挂断电话。

亲人？亲密的人？伊莱恩？难道他知道伊莱恩是我的表亲弗朗西丝？虽然想不通，不过我还是打电话给她。结果电话一直占线中，我猜他可能把她杀了之后，把电话拿了起来。我又拨给接线员查询那个号码是否真的占线。接线小姐查过之后确定那电话确实是在使用中。由于我自称是警察，所以接线小姐非常合作，甚至问我如果是紧急事件是否要插拨进去，我只好告诉她不必麻烦。无论是不是紧急事件，就像我不知道要和安妮塔说什么一样，我也不想和伊莱恩说话，我只是想确定她还活着就好。

我儿子吗？

我拼命在电话簿里找他们的电话号码，后来仔细一想，这可能性实在太低。就算他真的到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地址，然后跨越大半个美国去杀他们，这事怎么可能会刊登在今天的报纸上呢？我为什么还要这样浪费时间，管他到底是什么事，我干吗不出去买份报纸回来读？

随便披上一件衣服后，我下楼去买了一份《新闻报》和《邮报》。两份报上头版新闻都一样，结果是那个委内瑞拉家庭遭到误杀，他们根本不是毒贩，对街的哥伦比亚人才是贩卖毒品者，凶手显然找错对象了。很好。

我到火焰餐馆去，叫了一杯咖啡坐在吧台，翻开报纸浏览，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消息。

不过我立刻就找到了，谁也不可能遗漏这则新闻，因为整个第三版都是这个事件。

一个年轻女子昨晚被入侵的杀手以残暴的手法杀害，她在华尔街一家投资管理公司担任财务分析师，住在欧文区格拉莫西公园附近，一栋高级公寓的四楼。

新闻上附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长脸高额头。相当可爱的女孩，表情严肃，眼睛直视前方。另外一张相片则是她家那栋大楼的入口，警方人员抬着尸袋走出来。报导提到她那装潢精美的房子遭到一名或数名凶手捣乱，被害女子显然遭到数次性侵害及性虐待。就像通常处理这种案子的惯例，警方保留了许多细节。但是新闻中提到受害者头部被砍下，而且暗示这可能不是受害者身上唯一遭到切割的部分。

从前在那场有名的情人节大屠杀中，最主要的靶子布格斯·摩蓝一看现场，立刻就认为是在芝加哥仓库扫射他手下的杀手干的，他说：“只有卡彭才会如此下手。”

这句话在此处并不适用，这世上杀手不知有多少，他们杀人的方法又各自不同。莫特利犯案方式完全不属于任何一种我所知道的犯罪类型。

虽然这么说，但这一定是莫特利下的毒手，特征非常明显，我不用看凶案现场或被害者亲友的访问就能确定。

我只要看到死者的名字就明白了，她叫伊丽莎白·斯卡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