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居然有这种事情，”埃莱娜说，“三十一个成年人围坐在木桌前吃肉，彼此诉说的伤心事。简直嗅得到睾丸激素的味道，你不觉得吗？”

“我开始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告诉太太了。”

“我不是反对，”她坚持道，“我只是指出这整件事情本质上多么男性。完全保密，每年只见一次面，谈论‘重大议题’。你能想象女人有这种俱乐部吗？”

“你们会让餐厅的人发疯，”我说，“得开三十一张账单。”

“只要一张，不过我们一定会公平的分摊。‘我看看，玛丽·贝丝点了—个上厨苹果派，所以得多付一块钱。还有罗莎琳，你要了一个法国羊乳沙拉酱，得外加七毛钱。’对了，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俱乐部？”

“把账单上头点的东西一样一样分清楚？我永远不会明白。”

“不，只是多收那一勺法国羊乳沙拉酱的钱。但如果你吃的是一顿二三十块的套餐，点什么沙拉酱应该都包括在内才对。你干吗这样看着我？”

“因为我发现你迷死人了。”

“这么多年才发现？”

“或许有点反常，”我说，“可是我实在是情不自禁。”

离开艾迪生俱乐部已经是傍晚了。我回到家冲个澡，然后坐下来检查笔记。埃莱娜六点左右打电话来，说她不回家吃晚餐了。“有个艺术家七点要过来给我看他的幻灯片，”她说，“我晚上还得上课，除非你要我逃课。”

“别逃。”

“冰箱里还有一些吃剩的中国菜，不过你大概比较想出去吃。剩菜不要扔，我回家可以吃。”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说，“我去参加聚会，你去上课，等到下课后跟我在巴黎绿餐厅见面。”

“就这么办。”

我去参加圣保罗教堂八点半的聚会，出来后沿着第九大道走，大约十点十五分抵达巴黎绿。埃莱娜坐在吧台前，一边跟加里聊天，一边喝着一个高杯子里的蔓越莓汁加汽水。我过去找她，加里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他语带挖苦地说，“这是她的第三杯了，你知道她都赖皮要我们请客的。”

布赖斯给了我们一个靠窗的桌子。晚餐后她聊起那个稍早时候遇见的艺术家，那是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曾在莫瑞希尔区的一幢小公寓当管理员，也是个自学成才的画家。

“在纤维板上画了一堆格林尼治村风景，”她说，“很有民间艺术的味道，可是却无法引起我的兴趣。或许我看过太多这种东西了，也说不定是他看多了这种东西，我感觉就是这样。他从自己童年记忆得到的灵感，还不如抄袭其他艺术家作品的多。”她做了个鬼脸，“可是这就是纽约，不是吗？他从没有上过绘画课，也没卖出过一张画，可是却懂得要把作品拍成幻灯片。谁听过民间画家弄幻灯片的？我敢说那些阿帕拉契山的原住民艺术家就不会搞这些破玩意儿。”

“别那么绝对。”

“也许吧。反正我告诉他，我把他的名字留在档案里了，意思就是说，别打电话给我们。天知道，也许他是两个大师级老画家失散多年的混账儿子，而我才刚搞砸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我得跟着自己的直觉走，你不觉得吗？”

多年来，她的直觉一直很准。刚认识她的时候，我刚升任警探，跟老婆和两个儿子住在长岛的赛奥斯特；而她是个年轻的应召女郎，开朗、风趣，又美丽。我们都让彼此快活了好些年，然后我喝酒喝掉了婚姻和警察的差事，也和她失去了联络。她继续当应召女郎，存了钱投资房地产，上健身房保持好身材，上夜校拓展心灵。

几年前，命运让我们重逢，旧情依然不减，住在一起几年后，感情变得更浓烈更丰富。一开始她照样接客，我们也都假装无所谓，但其实都很在意，最后我终于说了出来，她才承认自己早就不接客了。

慢慢的，我们越来越接近婚姻。去年四月她卖掉位于西五十街的房子，在凡登大厦里找了一套公寓，然后我们一起住进去。房子是她买的，我不肯让她在房契上写我的名字。

我每个月付公寓的管理费，出门吃饭也由我付账；她负责一般开销。其实我们打算把两个人的钱都合在一起算了，可是一直没刻意去这么做。

其实我们也在计划结婚，但不知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我们只是一直没订下一个日子，继续顺其自然。

同时，她开了一家画廊。原先她在麦迪逊大道的一家画廊找了份工作，想多学点做生意的诀窍。结果跟那家画廊的女老板合不来，两个月就辞职了，接下来又在市中心的春日街找了个类似的工作。她在两个画廊都没太注意艺术品，照相写实主义的东西对她来说枯燥无味，苏荷区的那些商业油画她觉得是陈词滥调，跟假日旅店里面装饰的那些海景和斗牛士图画不过是差不多的货色。

更重要的是，她发现这一行本身讨厌的地方，无聊的势利眼，嫉妒，还有讨好投资人和大收藏家。“我还以为我不卖身了，”有天晚上她说，“结果现在却在替一群烂画家拉皮条。真是搞不懂。”第二天早上她就努力去搞懂是怎么回事。

她决定，她想要的是一家介于画廊和古玩铺的店。买进她喜欢的东西，然后卖给一些想找东西挂在墙上或摆在咖啡馆桌上的人们。她眼光好，人人都这么说，而且她又曾在亨特学院和纽约大学、新学院进修多年，比一般艺术史学家更好学，那为什么不该挑自己最有把握的行业试试呢？

结果发现要开店其实很容易。那阵子附近有很多租不出去的店面，她一一查访过，最后在第九大道和五十五街口用很合理的价钱租到一个店面。多年来她在第十一大道一直有个仓库，堆满了她买来后看腻的东西，我们两个整理后，找出一大堆版画和油画，把那辆借来的货车装满，这就让她有足够的货开张了。

开张后第一个的月底，她去现代艺术博物馆第二次看了马蒂斯的展览，回来后眼睛睁得大大的。“真是令人兴奋的经历，”她说，“比第一次更过瘾，我完全被迷住了。可是你知道吗？我明白了一些事情。那些早期的风景、肖像和静物。如果完全不管那些画的来龙去脉，忘记它们是出自一个天才的手笔，你会以为你看到的是二手商店买来的便宜货。”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可是这不是有点像是看着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然后说，‘跟我儿子画得一样嘛’？”

“不，”她说，“因为我不是要贬低马蒂斯，我只是要称赞某个不知名的业余画家。”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作品本身就是一切。”她说。

第二天她呼叫TJ，在她四出探访廉价商店寻宝的时候来替她看店。到了那个周末，她走遍了曼哈顿，看了几百张画，买了将近三十张，平均价格才八块七毛五。她把那些画都挂出来，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告诉她，马蒂斯根本不必担心自己的大师地位会被这些作品动摇。

“我觉得这些画太棒了，”她坚持认为，“其实这些作品不一定好，可是它们很棒。”

她挑出六张最喜欢的，裱上画廊风格的黑框。第一个星期就卖出两幅，一幅三百块，另一幅四百五十块。“看到没？”她得意洋洋地说，“这些东西堆在救世军的破柜子里，一幅只卖十元，被当成破烂，没有人会看第二眼。现在严肃地对待它们，每幅标价三百到五百块，它们就成了民间艺术，买的人还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关门前有个女人进来，特别喜欢那幅沙漠落日的画。‘可是看起来像着色画，’她说，‘没错，’我告诉她，‘这是那个画家最喜欢的表达形式。他向来只画着色画。’赌一赌，她明天会不会来买这幅画？”

离开巴黎绿回到第九大道时，已经是午夜时分。天气预报说会下雨，可是你永远不知道准确与否。空气又冷又湿，哈德孙河上吹来阵阵冷风。

“希尔德布兰德给了我一张支票，”我告诉她，“明天早上我就存进银行。”

“除非你想用自动柜员机。”

“不了，我想直接回家，”我说，“我有点累了，而且睡觉前还想整理一下笔记。”

“你真的认为——”

“——真有人把他们当靶子干掉？我还不知道。人家就是雇我来找出真相的，不是雇我来预设立场。”

“所以你会有不同的观点。”

“也不完全是，”我承认，“要忘掉那些数字很难。死了太多的，得有个解释才行。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找出解释。”

我们站在一个街口，等着绿灯。她说：“怎么会有人想要做这种事？”

“不知道。”

“如果这些人以前是大学同学，某一次兄弟会狂欢醉酒后轮奸了一个女孩，现在就是她的哥哥要替她报仇。”

“这个解释很不错。”我说。

“说不定是她儿子，他母亲死于难产，所以他想报仇，而且他也得找出自己的父亲是谁。这个怎么样？”

“像是电影剧情。”

“我猜凶手应该是在世的人之一，对吧？”

“呃，我不认为会是受害人之一。”

“我的意思是，反过来说——”

“——是俱乐部之外的某个人。”我说，“当然，希尔德布兰德害怕的就是这个。这也是为什么他不敢把心中的猜疑告诉别人。他想找个会员谈谈他的想法，可是万一挑错了人怎么办？根据他所说，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俱乐部存在。”

“你好像很怀疑。”

“这个嘛，他们聚会三十二年了，你真以为这些年都没有人透露只字片语？”我耸耸肩，“不过，这十四个在世的会员依然是主要嫌疑犯。”

“可是他们之中怎么会有人想杀掉其他人？”

“我不知道。”

“我是说，如果你对整件事很反感，退出不就行了？难道没有人退出过？这种事总是难免的吧？”

“聚会两三年后，霍默·钱普尼曾给大家朗诵一封来自某位会员的信，信中解释他不想再参加聚会了。他搬到加州，想不出为什么要为了吃一顿牛排晚餐来回各飞三百英里。他写信建议找人取代他，可是大家都同意钱普尼的意见，找个新会员违背这个俱乐部的精神。有个人——希伯兰觉得应该是钱普尼——打算写封信再拉他归队。”

“结果呢？”

“我想那封信写了，也奏效了。一年后本来想退出的那个人，又重返俱乐部的晚餐桌。”

“刚好赶上吃嫩牛排，”她说，“好，我知道了。他们不让他退出，于是他积了满肚子的怨恨。从此以后他就回到那个俱乐部，每次杀掉一个人。”

“天哪，”我说，“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不是这样吗？”

“我忘记那个人的名字了，可是我写了下来。后来他每次聚会都不缺席，如果他心怀怨恨的话，那一定是隐藏得非常好。哦，他名叫韦恩·弗莱彻。希尔德布兰德说，弗莱彻以前老拿他曾想退出那件事情开玩笑，说要退出黑手党都还容易点。”

“以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八九年前过世的。我忘了是怎么死的，不过都记在笔记里。想要每件事都记住很困难，人那么多，死的人又那么多。”

“好令人难过，”她说，“你不觉得难过吗？”

“是啊。”

“就算没有谁杀了人，就算所有的死亡都完全出于自然。只要想到这个团体在逐渐缩小，仍不免让人心碎。我想这就是人生吧，可是这让人生变得更加忧伤。”

“哦，”我说，“可不是嘛！”

经过楼下柜台时，我们跟门房打了招呼。大楼的门厅里，我们有各自的信箱，上头写着各自的姓名。至于管理人员，还是把我们当成斯卡德先生和斯卡德太太。

埃莱娜·莫德尔。这是她的店名。

上了楼，我开始整理笔记，她去煮咖啡。韦恩·弗莱彻死于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所引起的并发症。而且是六年前，而不是八九年前。埃莱娜端着她的茶和我的咖啡来到起居室时，我这么告诉她。

“真不容易。这个可怜的家伙重返俱乐部，并不意味着签下他的死亡授权书。”

“除非有人去医院探病，”我接着说，“把静脉注射管乱搞一气。”

“我根本不这样想，”她说，“亲爱的，你真有办法一一过滤这些线索吗？听起来好像你得同时朝十二个不同的方向追查。还有，TJ能帮得了多少忙？”

TJ是个十来岁的黑人，居无定所，只有呼叫器号码能找到他。“他的脉很广。”我提醒埃莱娜。

“他也这么说，”她说，“也的确如此，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没法想象让他去艾迪生俱乐部访问那些中年生意人。”

“他可以替我做些跑腿工作。至于其他，我不必拿着放大镜和小镊子去一一细查那十七桩死亡事件。我要做的，不过是追查某些可能牵涉到连续杀人的死亡事件，而且找到足够的证据，能够转交给警方接手，而且要确定能引起警方的重视。如果我能做到这一步，这个案子就算不必搞那套媒体马戏团闹剧，也能得到正式的全面调查。”

“天哪，一旦媒体插手管这件事——”

“我知道。”

“你能想象《内幕报道》或《热门新闻》会怎么炒作吗？这个俱乐部最后会被写得像个拜月的邪教。”

“我知道。”

“而且博伊德·希普顿也是会员，这肯定更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没错，他还是很有新闻价值的。而且他也不是俱乐部里唯一的名人。雷蒙德·格鲁利奥肯定会登上头版，埃弗里·戴维斯也是会员。”

“那个房地产大亨？”

“说对了。还有两个死者是作家，其中一个还曾有剧作上演。”我看了看笔记，“格里·比林斯。”

“他是剧作家？”

“不，剧作家是汤姆·克卢南。比林斯是个播音员，在九频道播气象。”

“哦，格里·比林斯，总是打着领结的那个。天哪，说不定你可以去跟他要签名。”

“我刚刚说过他是暴露在公众眼前的。”

“公众眼里的一颗尘埃，”她说，“不过我懂你的意思。”她陷入沉默，我回头去仔细整理笔记。过了几分钟，她说：“为什么？”

“嗯？”

“我就是不明白。这些死亡历经这么多年，不像某个不满的邮局员工带着AK-47冲锋枪出现在办公室里。无论是谁这么做，一定有个理由。”

“你是这样想的。”

“有钱的因素吗？”

“到目前为止，对我来说，这个案子里只有两千五百元。如果希尔德布兰德的信用良好，而且我会记得把支票存进银行的话。”

“我是说对凶手而言。”

“我也猜你是这个意思。嗯，如果他有个好经纪人，那拍摄成迷你影集时，大概可以捞一笔。可是如果他没被逮到，就没机会登上银幕了。那他能有什么好处？”

“高处不胜寒。成为最后一个在世的人，难道不会得到什么吗？”

“得到开启下一章的权力，”我说，“你可以朗诵一遍死者名单。”

“你确定他们不会把钱都留给其他在世的人？”

“很肯定。”

“他们会不会一开始都拿出个几千块，把钱都投资在纽约的一个小公司里，后来改名成为施乐之类的。没有吗？”

“恐怕是没有。”

“这个俱乐部也不是那种汤姆？”

“啊？”

“我说错了，”她说，“该死，我到底想说什么？”

“你去哪儿？”

“去查字典。”

“要是你不知道自己要查什么的话，”我表示好奇，“能查到那个字吗？”

她没有回答，我把剩下的咖啡喝掉，回头去看笔记。“哈！”几分钟后她说，我抬起头来。

“对了，”她说：“就是这个字，是个名祖。”

“什么名祖，你在说什么？”

她瞪了我一眼。“这表示这个名称是从某个人的名字来的。全名是洛伦佐·汤鼎，他是那不勒斯的银行家，在十七世纪发明了这个东西。”

“发明了什么？”

“汤鼎，不过我想当初他不会称这个东西为汤鼎。那是一种介于寿险和彩票之间的东西。你找一群投资人各出一笔钱，把合起来的所有钱都投资在一笔共同基金上。”

“然后赢家全得到？”

“不一定。有时候规定在世人的只剩下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就平分这笔钱。否则，就等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还活着才结算。很多人是小时候由父母亲买了这种东西，如果投资得当，最后可以发财。可是除非他们活得比其他人久，否则就分不到这笔钱。”

“这些东西你都是从字典上看来的？”

“我是从字典上找到这个词，”她说，“这样我才有办法去查百科全书。我本来就知道这个词，只是想不起来。十五还是二十年前，我在伯克郡的一个夏令营度过一个周末，当时读到一本历史小说，我猜那书可能就叫《汤鼎》，有人丢了一本在那儿，被我捡到了。离开夏令营时，我才读了三分之一，所以我就放在包里带走了。”

“我想上帝会原谅你偷了那本书的。”

“他已经惩罚过我了。我把整本都看完，你知道最后一页上怎么说？”

“‘然后她醒来，发现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

“比那个更糟。上面写着，‘第一册结束’。”

“然后你再也找不到第二册？”

“再也找不到。当然我不是花一辈子去找，可是我很想知道后来结局是怎么样。有好些年，就是这个让我不甘心跳楼自杀。我指的不是那本书，而是人生。想要知道后来的结局怎么样。”

我说：“你今天晚上看起来很美。”

“为什么，谢谢你，”她说，“怎么说起这个。”

“只是看着你脸上的情绪波动，忽然有这样的想法。你是个美丽的女人，但有时候一切都表露无遗——力量、温柔，还有一切。”

“你这老熊，”她说，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继续甜言蜜语吧，我对今天晚上的结局有个很棒的主意。”

“我也有。”

“哦？吻我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你猜对没有。”

之后，我们并肩躺着，她说：“你知道，之前我说那个俱乐部是个纯粹男性的东西，不光只是在开性别战争的玩笑而已。那是一种很男性的领域，聚在一起发展一种关乎死亡率的关系。你们这些男人就喜欢看着一片大好前景。”

“而女人只想找乐子。”

“还有比较服装式样，”她说，“还有交换食谱，还有讨论男人。”

“还有谈论鞋子了款式。”

“哦，鞋子很重要。你是个老头子，你对鞋子了解多少？”

“很少。”

“完全正确。”她打了个呵欠，“我说得好像女人只关心那些琐碎小事，而且不经大脑就说出来了。不过我真的相信我们女人的目光比较短浅。你能想出任何一个女性哲学家吗？因为我想不出来。”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想不出来。”

“也许是生物学，或者人类学，或随便什么的。你们男人完成狩猎和采集之后，可以坐在营火旁边静静思考。女人没空干这个，我们得好好守护着家园和火炉。”她又打了个呵欠。“我可以推导出一个理论，”她说，“不过我是这些实际的女人之一，而且我要去睡觉了。你去好好想想吧，可以吗？”

我不知道我该好好想出什么，不过几分钟之后我说：“汉娜·阿伦特如何？还有苏珊·桑塔格呢？她们不都是哲学家吗？”

我没有得到回答。“实际女士”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