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一：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厅。中设御座，诸显贵教士列坐右侧，贵族列坐左侧，平民立于阶下。博林布鲁克、奥墨尔、诺森伯兰、珀西、菲特兹沃特、萨里、卡莱尔主教、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长老，还有一位勋爵、一位传令官、政府官员等上场。警吏押着巴格特上场。

博林布鲁克：传巴格特。

现在，巴格特，老实说吧，

你知道贵族葛罗斯特是怎么死的；

谁在国王面前挑拨是非，造成那次惨案？谁是动手干下这次暴行，使他死于非命的真正凶手？

巴格特：那么请将奥墨尔公爵叫到我面前来。

——《理查德二世》

历史上有名的丹佛公爵涉嫌谋杀案将在圣诞节假期之后，议会召开之时公开审讯。一位女律师在报纸上发表了简短社论《贵族的审判》；一位历史系的学生则写了《贵族的特权：应该被取消吗？》；《旗帜晚报》因为刊登一篇文章《一场豪华的绞刑》——一个文物工作者撰写的——而陷入藐视国会的麻烦中，这被认为是会引起偏见的；《每日号角》——一份工人机关报——则是讽刺地质疑：为什么一个贵族被审讯，能够观看这场辩护的只有少数有影响力的能够获得皇家美术馆那儿发出的传票的大人物。

莫伯斯先生和侦探帕克，在秘密地磋商之后，带着一脸的专注继续做事，而伊佩·比格斯先生则彻底消失了三天，与他一同消失的还有K.C.格里伯利先生、K.C.布朗里格·福蒂斯丘先生，以及几个随从。辩护计划到目前还不明朗——重要证人缺失，他们准备背水一战，能否证明被告无辜，就要看他是否能够及时带着重要证据出现。

温西勋爵在第四天的晚上从巴黎返回，像一阵旋风一样冲到格雷特·奥曼德大街。“我找到了，”他说，“情况紧急，听着！”

在这一个小时里，帕克就倾听着，狂热地做着笔记。

“你们在这里继续干，”温西说，“告诉莫伯斯，我走了。”

他的下一次出场是在美国大使馆。然而，大使不在那里，他接受皇家的邀请赴晚宴去了。温西诅咒了这个晚宴，他已经顾不得礼貌了，丢开戴着角质架眼镜的秘书，跳进出租车，说要去白金汉宫。由于他再三坚持，心生反感的官员不得不通知一位比他高一级的官员，然后是更高级的官员，最终传达到美国大使和一位皇家要人那里，他们正在吃晚餐。

“哦，是的，”大使说，“当然可以做——”

“确定，确定，”要人亲切地说，“我们不能有任何延误。不然可能会引起国际误会，引发关于埃利斯岛的很多新闻。如果不得不延期审判，那将会十分麻烦——简直一团混乱，不是吗？增派警察，增加席位，我们的秘书不停地拿着这些文件来让我们签署。祝你好运，温西！等他们通过了你的文件之后再过来。你的船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早上，先生。我要在一小时之内搭乘利物浦的火车——如果我能的话。”

“你肯定能的，”大使真诚地说，写了一张便笺，“他们说英国的交通并不拥堵。”

拿着那些文件，彼得第二天早上从利物浦离开，留下他的法律代表草拟可供选择的辩护方案。

“贵族先生们，请两位两位一起，按照秩序进行。从最年轻的男爵开始。”

屋子里炎热而躁闷，嘉德纹章官郁闷地看着三百名左右英国贵族腼腆地争抢着他们的长袍服，而纹章官则尽最大的努力维持秩序，让他们一旦站定了就不要乱动。

“简直是胡闹！”阿顿伯里爵士嘟囔着，他是一位矮小结实的先生，脸上泛着怒气。当他发现他的旁边站着斯坦丝葛兰伯爵和博格伯爵时就更加恼怒了，博格伯爵是一位又高又瘦的贵族，坚决支持禁酒令及其法制化的问题。

“我说，阿顿伯里，”一位和善的，长着红砖色脸庞，衣服的肩膀上镶有五条貂皮毛的贵族走过来，“温西真的不会过来了吗？我女儿告诉我她听说他在美国搜集证据。为什么是美国呢？”

“不知道，”阿顿伯里说，“但是温西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当他看到我的这些绿宝石，你知道，我是说——”

“尊敬的阁下，尊敬的阁下，”纹章助理官拼命地喊，拼命地挤过来，“尊敬的阁下，您再一次过线了。”

“呃，什么？”砖红色脸庞的贵族说，“哦，该死！我想必须遵守秩序，是不是？”然后被拖离伯爵的位置，按进挨着威尔特公爵的位置，这位公爵是个聋子，而且与丹佛公爵的女方家族有远亲关系。

皇家美术馆内人声鼎沸。老丹佛公爵夫人坐在审判席下为贵族夫人们准备的席位里，她打扮得很漂亮，高傲地抬起头，与她毗邻而坐的是她的媳妇，她看起来满面哀痛，这让老公爵夫人很不满——或许最该被诅咒的是男人，是他们带来这么多的痛苦。

戴着长假发的律师团坐在大厅中央，他们后面是证人席，本特先生也被安置在那里——当辩护律师认为需要建立不在现场的证据时，他就会被传唤——大多数证人都被集中在皇袍室，他们咬啮着自己的手指，瞪着眼睛相互看来看去。另一边，审判席的上方是贵族们坐的长条椅——每个人按照勋位和爵位各就其位——而高台上的大椅子是专门为皇家总管大臣设置的。

围坐在一张小桌子旁的记者们看起来有些坐立不安，时不时瞥一眼手表。透过厚重的墙壁和嗡嗡的谈话声，大本钟沉稳的敲击声穿入人们的耳膜，十一点钟到来了。一扇大门被打开，记者们站起身来，律师们也长身而立，所有人全都站立起来，老公爵夫人禁不住悄悄告诉她的邻座，这让她想起了《伊甸园的天籁之音》。公职人员列队行进，冬日温和的阳光从大厅窗户中透进来。

随着警卫官大喊一声“安静”，审判就开始了。这之后，大法官法庭的王室文书跪坐于王座前，将盖上国玺的委任状交给皇家总管大臣察看，大臣察看之后会将委任状严肃地还给王室文书，后者会用庄重而乏味的语调宣读这张委任状，这正好给了与会者感受这个房间的音响效果是多么差的机会。“天佑吾王”，这时纹章院院长和黑杖侍卫再一次行跪礼，将总管大臣及其助手引导入座。“很生动有趣，是不是？”老公爵夫人说，“很有高教会派的风范。”

大法官像往常一样照章办事。

诉讼文件的拟写需要遵循一套冗长烦琐的程序：以国王乔治五世打头，列举中央刑事法院所有法官和陪审团成员的名字，然后逐一清点伦敦市市长、刑事法院法官、大量的市议会议员和法官，再回到国王陛下，接着涵盖伦敦城邦、伦敦各郡、米德尔塞克斯郡、艾塞克斯郡、肯特郡以及萨里郡，并提及已故的威廉四世，再岔到《一八八八年地方政府法案》，又扯了一大段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犯下叛国罪、谋杀罪、重罪、轻罪，并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条件下被什么人判罪，事后他们如何如何，最后，罗列了大陪审团所有成员的名字之后，才会有一段简短得让人意想不到的起诉书。

“现在请参加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贵族杰拉尔德·克里斯汀·温西——圣·乔治子爵，丹佛公爵——于一九二×年十月十三日晚上涉嫌谋杀丹尼斯·卡斯卡特一案的皇家贵族陪审团成员宣誓入座。

“这之后，警卫官宣布请黑杖侍卫传杰拉尔德·克里斯汀·温西——圣·乔治子爵，丹佛公爵——上审判席，公爵来到审判席，跪坐，直到总管大臣同意他站起来。”

身着蓝色斜纹哔叽布囚衣的丹佛公爵看起来矮小而孤单，是唯一一位没有戴帽子的贵族，但他并没有因此觉得有失尊严。审判席中安置着椅子，对于贵族囚徒来说，这样才被认为是合适的。丹佛公爵被安置在审判席中，举止得体地聆听着皇家总管大臣宣读起诉详情。

“然后像往常一样，丹佛公爵被国会记事员传讯，询问他是否承认有罪，被告回答不承认。”

就在这时，威格莫尔·瑞彻尔律师——首席检察官，站起来将卷宗打开，呈递给陪审团。

这些初步程序让大家意识到这个案件是棘手的，而且这个场合是严肃的。随后威格莫尔先生就从头开始叙述整个案件：晚上的那场争吵，凌晨三点钟的枪声，重要证物左轮手枪，尸体被发现，神秘消失的信件，其他证人的证词。他还进一步暗示有证据可以证明丹佛公爵和卡斯卡特之间的争吵事出有因，而不是犯人声称的那么简单；随后会证明卡斯卡特手中握有丹佛“害怕被揭露的把柄”。说到这里，被告不安地瞥了一眼他的律师。这段解说词只花费了很少的时间，然后威格莫尔先生宣布开始传唤证人。

丹佛公爵已经被起诉为被告，所以他不能被传唤。第一重要证人是玛丽·温西小姐，在陈述了她与死者的关系之后，她描述了那场争吵。“在三点钟的时候，”她继续说，“我起床下楼。”

“你为什么这么做？”威格莫尔·瑞彻尔先生询问，端着想要引起巨大反响的架势巡视了一下法庭。

“因为我与一位朋友约定见面。”

所有的记者立刻抬起头来，好像小狗正在等待一块小点心。威格莫尔·瑞彻尔先生猛地惊跳起来，连手中的辩护状都落在一位位于他下面的上议院书记员的脑袋上。

“当然！证人，请记住你现在是在法庭上，你说每句话时都要谨慎尽责。是什么原因使你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起床的？”

“我根本没有睡觉。我与人有约。”

“那么在等待期间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完全没有。”

“玛丽小姐，我这里有你上一次出庭时的证言档案。我给你念一下，请你听仔细。你说：‘在三点钟的时候，我被一声枪声惊醒了。我想有可能是偷猎者，声音非常大，就在房屋附近。我下楼去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你还记得你的陈述吗？”

“是的，但那不是事实。”

“不是事实？”

“不是。”

“面对这个陈述，你仍然说你在三点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听到，是吗？”

“是的，什么声音都没听到。我下楼只是因为我与人有约。”

“法官大人，”威格莫尔先生脸色通红，“我必须请求裁定这个证人为恶意证人。”

威格莫尔先生措辞严厉，但是没有什么效果，证人只是坚称任何时候都没有听到枪声。而至于发现尸体的事，玛丽小姐解释当她说“哦，我的天哪，杰拉尔德，你杀了他”的时候，她误认为尸体是和她约会的那个朋友的。然后陪审团激烈地讨论这个与她约会的人与案件是否有关联，最后结论是有关联。于是关于戈伊尔斯的整个故事都被扯了出来，同时戈伊尔斯被暗示也在法庭上，应该被传唤。最终，威格莫尔先生大声哼了一声，表示自己没有问题了。伊佩·比格斯先生开始询问，他温和而谦逊地站起来，看起来非常英俊。他将已经被扯远的话题带回来。

“请原谅我问的这个问题，”伊佩先生温和地鞠了一躬，然后说，“但是，你能告诉我们，你认为死者卡斯卡特先生很爱你吗？”

“不，我确信他不是很爱我，我们之间的婚约不过是为了各自利益的安排。”

“以你对他性格的了解，你认为他是那种可以付出很深感情的人吗？”

“我想有可能吧，如果他面对的是那个合适的女人。我想实际上他应该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谢谢。你曾经告诉我们你二月份在巴黎的时候见过卡斯卡特上尉几次，你还记得你与他去过一家珠宝店吗——位于和平大街的布里克特珠宝店？”

“有可能，我也不是记得特别清楚。”

“请你回忆一下，时间是不是六号？”

“记不得了。”

“你认识这个小饰品吗？”

一只绿眼睛的猫形挂件呈现在证人面前。

“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卡斯卡特上尉曾经给过你类似的东西吗？”

“从来没有。”

“你曾经拥有过这样的珠宝吗？”

“我可以确定地说从来没有。”

“法官大人，我提交这个镶嵌钻石和珠宝的猫形饰物。谢谢，玛丽小姐。”

下一位被传讯的是詹姆斯·弗莱明。关于递送信件的事情，他的回答同样是含糊不清的，大体上留给整个法庭的印象就是那天没有任何信件是递给公爵的。威格莫尔的发言带有恶意的暗示，似乎想中伤受害者的人格，他表里不一地笑着将证人转交给伊佩先生。伊佩先生总结说证人的证言不能确切地给出答案，所以他立刻转移到下一个问题。

“请问你是否记得那天同一个邮递员送来其他人的信件吗？”

“有的，大约有三四封信被送到台球室。”

“你能说明都是寄给谁的吗？”

“有给马奇班克斯上校的，还有给卡斯卡特上尉的。”

“卡斯卡特上尉当时就拆开信件了吗？”

“我不记得了，先生。我立刻就离开那里去书房送信了。”

“那么你能告诉我们在小公馆内，信件在早上是如何被送到邮局的吗？”

“它们被塞进一个小邮袋，这个邮袋是锁着的。公爵有一把钥匙，邮局也有一把。信件都是从上面的开口中塞进去的。”

“卡斯卡特上尉死的那天，信件像往常一样被取走了吗？”

“是的，先生。”

“被谁取走的。”

“我亲自把邮袋拿下去的，先生。”

“你有机会看到那里面都有谁的信吗？”

“当邮政局女局长将信取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大约有两三封信，但是并没有看到它们都是寄给谁的，也没有想过。”

“谢谢。”威格莫尔先生听到这里立刻跳了起来，像玩具盒一被打开就能跳出的那个奇异小人一样。

“这是你第一次提到在卡斯卡特上尉被谋杀的前一天晚上，你递给过他一封信，是吗？”

“法官大人，”伊佩先生大喊，“我反对这种说法，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谋杀发生。”

这是伊佩先生作为辩方第一次提出这种暗示，立刻引起一阵骚乱。

“法官大人，”律师继续说，回答着皇家总管大臣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试图证实发生了谋杀，除非法庭确认谋杀案的成立，否则这样的字眼不应该强加给证人。”

“或许，威格莫尔先生，我们用其他的字眼会更好一些。”

“这对我们的案件没有任何影响，法官大人，我接受您的意见。上帝知道，我不会在这样严肃的场合用这样微不足道、毫无价值的字眼来妨碍审讯。”

“法官大人，”伊佩先生插话，“如果这位博学的首席检察官认为谋杀这样的字眼是微不足道的，那么我想大家肯定很有兴趣知道他认为什么样的字眼才是很重要的。”

“博学的首席检察官已经同意选择其他的说法。”总管大臣平和地说，然后点头示意威格莫尔先生继续。

伊佩先生成功地将首席检察官施加给证人的冲击和压力消弭于无形，他坐下来。然后威格莫尔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

“我三个星期前向莫伯斯先生提到这个。”

“我想莫伯斯先生是被告的律师。”

“是的，先生。”

“你为什么——”威格莫尔先生恶狠狠地推了推他惹眼的大鼻子上的夹鼻眼镜，对证人怒目而视，“没有在上次审讯和前一段时间提到这封信呢？”

“我没有被问到这个问题，先生。”

“又是什么促使你忽然跑去告诉莫伯斯先生这件事呢？”

“他问我的，先生。”

“哦，他问你，因为他向你暗示，你就顺便记起来了，是吗？”

“不是，先生，我一直都记得。只是，我没有特别去考虑它。”

“哦，你一直都记得，只是没有考虑它。现在我让你好好想一想，你是否完全不记得这件事，直到莫伯斯先生向你暗示。”

“莫伯斯先生什么也没有向我暗示，他问我是否有其他人的信件，然后我就记起来了。”

“确实，当他向你暗示的时候，你就记起来了，而以前则没有。”

“不是的，先生，如果以前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会想起来之后再陈述的，但是，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先生。”

“你不认为一个人在他死前几个小时内接到一封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吗？”

“是的，先生，我认为如果这很重要的话，警察会问我的，先生。”

“现在，詹姆斯·弗莱明，我再问你一次，如果辩方律师没有提醒你，你是不是永远也不会记得卡斯卡特上尉在死前的那个晚上曾经接到过一封信？”

证人被这种质问性的否定句式搞得一头雾水，然后给了一个稀里糊涂的回答。威格莫尔扫视了一圈整个法庭，好像在说：“你们看看这个不值得信任的家伙。”然后继续说道：

“我猜你也没有想到要告诉警察关于邮袋里的信件的事吧？”

“没有，先生。”

“为什么没有？”

“我不认为我应该说这个，先生。”

“你好好考虑过吗？”

“没有，先生。”

“你曾经想过吗？”

“没有，先生——我的意思是，有的，先生。”

“请你好好想想再回答。”

“有的，先生。”

“你说你没有经过授权，也没有经过警察同意就将这些重要的信件拿出房间了，是吗？”

“我有指示，先生。”

“谁的指示？”

“主人的，先生。”

“哈！你主人的同意。你什么时候得到这个指示的？”

“这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先生，每天将信件送到邮局，先生。”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你没有想过警察的同意会比你主人的指示更重要吗？”

“没有，先生。”

威格莫尔先生带着厌烦的脸色坐下来，伊佩先生开始询问。

“有封信被寄给卡斯卡特上尉这个想法，在他死亡之后直到莫伯斯先生询问你之前，曾经在你的脑海里闪现过吗？”

“是的，先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曾经想到过。”

“什么时候？”

“在大审判之前，先生。”

“那时候你为什么没说呢？”

“那位先生说我最好约束我自己的回答，不要说我自己的观点，先生。”

“那位专制武断的先生是谁？”

“巡回刑事法庭上问问题的那位律师，先生。”

“谢谢。”伊佩先生平静地说，然后坐下来，斜倚着身子，带着让人高兴的表情对格里伯利先生说话。

信件的问题在尊敬的弗雷迪先生接受问讯的过程中继续被问到。威格莫尔·瑞彻尔先生的重点是证人声称死者在星期三晚上要上床睡觉的时候身心都非常健康，而且还提到了他即将到来的婚礼。“他看起来特别愉快，你知道。”尊敬的弗雷迪先生说。

“特别什么？”英国皇家总管大臣问。

“Cheerio，愉快，阁下。”威格莫尔先生说，略表歉意地鞠了一躬。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字典里收录的词，”皇家总管大臣说，一丝不苟地将这个词记录在他的笔记本上，“但是，我把它当作‘高兴’的同义词。”

尊敬的弗雷迪先生要求发言，他说他认为这个词是指比“高兴”还要丰富，比愉快和欢乐还要强烈的感情。

“我们可以说他那天异常的活跃吗？”辩护律师建议。

“任你怎么理解都可以，”证人嘀咕道，随后又高兴地加了一句，“来一桶约翰·贝格。”

“死者上床之前异常活跃和高兴，”威格莫尔先生说，紧紧地皱着眉头，“而且对他即将到来的婚姻十分期待，这是对他当时情况的正确陈述吗？”

弗雷迪先生点头同意。伊佩先生没有反复询问证人关于那次争吵的事情，而是直接提出自己的问题。

“你还记得他死亡那天晚上的那些信吗？”

“是的，我接到我姑妈的来信，上校也有来信，我想，还有一封是卡斯卡特的。”

“卡斯卡特上尉当时就拆信阅读了吗？”

“不，我确信他没有。你看，我拆看了我的，然后我看到他把他那封信塞到口袋里，当时我想——”

“不要管你想什么，”伊佩先生说，“接下来你做了什么？”

“我说：‘请原谅，你不介意，是吧？’他说：‘一点儿也不。’但是他并没有阅读他的信，当时我想——”

“我们不需要知道，先生。”总管大臣说。

“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确定他没有打开它的原因，”尊敬的弗雷迪先生说，他有点儿受到伤害，“你看，我当时对自己说，多么神秘的家伙啊。好了，这就是我知道的。”

威格莫尔先生张着嘴巴跳了起来，然后又坐下了。

“谢谢，阿巴斯诺特先生。”伊佩先生微笑着说。

上校和马奇班克斯夫人则证明自己在十一点半听到公爵书房里有动静。他们没有听到枪声或者其他声音。这里也没有什么需要反复询问的。

佩蒂格鲁·罗宾逊先生对于争吵给了一个生动详尽的描述，而且肯定地宣称，他不会听错公爵卧室房门的声音。

“我们是凌晨三点过一点儿的时候被阿巴斯诺特先生叫醒的，”证人继续说，“然后我们下楼来到花房，在那里我看到被告和阿巴斯诺特正在为死者洗脸。我指着他们说这样做特别不明智，因为他们有可能会把警察需要的重要证据破坏。他们没有理我。门口周围有很多脚印，我想要调查一下，因为我的看法是——”

“阁下，”伊佩先生喊，“我们真的不需要证人的看法。”

“是的，先生！”英国皇家总管大臣说，“请回答问题，不要加入你们自己的观点与意见。”

“当然，”佩蒂格鲁·罗宾逊先生说，“我的意思不是暗示这有什么错误，只是，我认为——”

“不要管你怎么认为，请关注我的问题，先生。当你第一次看到尸体，他是怎么躺着的。”

“仰面朝上，丹佛和阿巴斯诺特正在给他洗脸，但是很明显尸体被翻过来了，因为——”

“威格莫尔先生，”英国皇家总管大臣打断他的话，“你必须控制一下你的证人。”

“请约束你的证词，先生，”威格莫尔说，非常愤怒，“我们不需要你从中得到的推论。你说当你看到尸体的时候，他是背部朝下，这是正确的吧？”

“而且丹佛和阿巴斯诺特正在给他洗脸。”

“是的，现在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你还记得你在皇家汽车俱乐部吃午餐的那天吗？”

“是的。八月的一天我在那里吃午餐，我想可能是十六号或十七号。”

“你能告诉我们那天在那里都发生了什么事吗？”

“午餐后我来到吸烟室，坐在一把高背扶手椅上看书，我看到现在正被关押的被告和死者卡斯卡特上尉走了进来，更确切地说，我是通过壁炉上面的一面大镜子看到他们的。他们并没有注意到那里还有别的人，我想如果他们注意到了，他们会更加小心他们的谈话。他们在我旁边坐下，然后开始谈话，后来卡斯卡特斜过身子，低声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被告惊恐地跳了起来，央求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泄露出去，卡斯卡特——那样我的麻烦就大了。’卡斯卡特说了一些保证的话——我没有听清，他的声音很隐秘——然后被告回答：‘哦，不要，不行。我不能让任何人得到它。’被告看起来十分警觉。卡斯卡特上尉笑起来。最后他们都降低声音了。我就听到这些。”

“谢谢。”伊佩先生带着恶魔般的优雅接收了证人。

“你天生具有很好的观察力和推理能力，佩蒂格鲁·罗宾逊先生，”他开始讯问，“毫无疑问，你喜欢在仔细观察了人们的动机和性格之后展开你自己合意的想象。”

“我想我可以称自己是人性的研究者。”佩蒂格鲁·罗宾逊先生语气平静地说。

“毫无疑问，人们都喜欢向你倾诉吧？”

“当然。我可以说是人类思想的巨大知识库。”

“在卡斯卡特死的那天晚上，你丰富的知识宝库毫无疑问给了他们家庭很多帮助和安慰吧？”

“我的经验并没有给他们多少帮助，先生，”佩蒂格鲁·罗宾逊先生说，忽然脾气大发，“我完全被惹恼了，否则我的建议在那时候就被采纳了——”

“谢谢，谢谢，”伊佩先生说，打断来自首席检察官非常不耐烦的抗议，然后站起来问，“如果卡斯卡特上尉有什么秘密或者麻烦，你是不是希望他能告诉你？”

“对于任何一位思想正直的年轻人，我都会这样期望，”佩蒂格鲁·罗宾逊先生咆哮道，“但是卡斯卡特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守口如瓶。有过这么一次机会，我很友好地表示了对他的事情的兴趣，他表现得十分粗鲁。他叫我——”

“这就足够了，”伊佩先生匆忙打断他，证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没有证明他所期望的事情，“死者叫你什么无关紧要。”

佩蒂格鲁·罗宾逊先生退下了，留下了他是一个心存怨恨的男人的形象，而这个形象似乎十分取悦格里伯利先生和布朗里格·福蒂斯丘先生，因为他们俩在后面两位证人作证的过程中一直吃吃地笑。

佩蒂格鲁·罗宾逊夫人对她之前在审讯中做出的陈述几乎没有什么补充。卡斯卡特小姐被伊佩先生问及卡斯卡特的出身，她予以说明，语气里有很大的不满。她说她的哥哥——一个经历足够丰富的中年男人——被一个十九岁的印度女歌手“缠上了”，她使尽全力让他娶她。十八年之后，两人都去世了。“不足为奇，”卡斯卡特小姐说，“因为他们遵循的是寻欢作乐的生活方式。”男孩最终也离开她的看护。她说丹尼斯对她的感化是多么愤怒，经常与她不喜欢的男人出去，最终独自去巴黎取得学士学位，自从那时候开始她便很少看到他。

在巡警克雷克斯被再次询问时，一个很有趣的观点被提出来。一把小刀呈现在他面前，他确认这把小刀是在卡斯卡特的尸体上发现的。

格里伯利先生问：“你在刀刃上发现了什么痕迹吗？”

“是的，在接近刀柄处有轻微的凹口。”

“这个痕迹有没有可能是为了撬开窗户的插销造成的？”

巡警认为有可能，但是他怀疑这么小的一把刀能否达到这样的目的。左轮手枪被出示，关于手枪的归属权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阁下，”伊佩先生说，“我们无须争辩，这支手枪是公爵的。”

在看守人哈德罗说明十一点半听到枪声的时候，整个法庭看起来很震惊，这之后就是法医见证。

伊佩·比格斯先生问：“这个枪伤有可能是自己造成的吗？”

“是的，当然。”

“这个枪伤会立即毙命吗？”

“不，从在路上发现的血量来说，很明显不是立即致命的。”

“依你看，这些痕迹可以说明死者是要爬回房屋吗？”

“是的，他可能有足够的力量这样做。”

“这样的伤口会引起高烧发热吗？”

“非常有可能，他可能有一段时间失去意识，并且因为一直躺在湿地上而感染风寒继而发热。”

“现场迹象表明他在中枪之后还挣扎了几个小时，是吗？”

“是的，极有可能。”

经过再次讯问，威格莫尔·瑞彻尔先生认为死者的伤口和地面的现场痕迹完全符合以下说法，那就是死者是被另外一个人近距离开枪打伤的，而且在死者彻底死亡之前，他被拖往房子的方向。

“按照你的经验，一般一个自杀的人，会更多地选择向头部开枪还是向胸部开枪？”

“向头部开枪的多一些。”

“当枪伤发生在胸部的时候，大都会被假定为自杀吗？”

“我一般不会这么认为。”

“但是，在其他各种信息都相同的情况下，你认为枪伤相较于发生在头部，会比发生在身体上更暗示着自杀，是吗？”

“是的。”

伊佩·比格斯先生说：“但是向心脏开枪自杀也不能说绝对不可能，是吗？”

“哦，亲爱的，当然不能。”

“有这样的案例吗？”

“哦，当然，非常多。”

“在你能把自杀情况排除在外之前，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医疗证明吗？”

“没有了。”第一天的最高审判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