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之后，华信自苏府出来，苏公送至门外，华信一言不发。次日华信便离开湖州，奔东京而去。一路无话，这一日，到得京城，遂拜见御史中丞李定，叙说湖州之事，不免添枝加叶、无中生有、歪曲是非。又有抄录苏轼所作诗词为佐证。李定闻听，又怒又喜，只道时机来了。遂召集同党监察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共同商讨弹劾奏表。

这日，李定、舒亶、何正臣上奏皇帝，只道：湖州知州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信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情心，公为低訾。而又应试举对，即已有厌毙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苏轼常有讥切时政之言，流俗毅然，争相传诵。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轼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轼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轼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轼则日“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立为能！

又，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则归罪于新法，喜动于色，惟恐不甚；现更明上章疏，肆为低消，无所忌惮。若不大明诛赏，以示天下，则法无存矣！

……

皇帝赵顼正因边疆军事心烦意躁，见得奏表，勃然大怒，遂书一道谕旨，罢去苏轼湖州知州之职，并差职员追摄入京！元丰二年某月某日晨，太常博士皇甫遵率得力随从，快马奔赴湖州，奉旨缉捕苏轼入京治罪……

（本卷完）

后注

一、苏轼到任湖州知州时，湖州通判姓祖名无颇，祖无颇时年四十岁，为人豪爽，亦通诗文。其与苏轼相识三月，情趣投合，遂成诗文密友，二人互有诗文唱和。小说中湖州通判华信，是因小说情节而杜撰，史无此人。

二、宋元丰二年（即公元1079年），苏轼被缉拿往京。因前途险恶，生死未卜，苏轼一度悲观绝望，途中几欲投江自尽。湖州百姓为纪念苏公，在那湖州府治后西北隅，筑一高台，名为爱山台。清代同治《湖州府志》载：“爱山台在府治后西北隅，宋郡丞汪泰亨所创，取自东坡名句‘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先后历经元代、明代、清代，屡有修建，现台上建筑湮废无存，只剩下了台基土墩，兀自立在湖州市人民公园西北隅。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至京都，遂被投入御史台监狱。李定、舒亶、何正臣亲自勘审此案。皇甫遵利用从湖州抄来的苏轼诗稿、信笺、文书等，迫使苏轼低头认罪，逼供持续长达一个月多。苏轼终于屈服，遂供认了与其有“诗赋文字往复”的“同伙”王诜、王巩、刘挚、孙觉、李常、文同等人。此后，朝廷内外官员王诜、王巩、司马光、张方平、范镇、文同、孙觉、李常、苏辙、钱藻、刘恕、刘攽、陈襄、刘挚、湖州通判祖无颇、福州太守曾巩、密州涟水县令盛桥、杭州钱塘县令周邠、海州太守李清臣、扬州太守鲜于优等三十九人皆受牵连，成了苏轼同谋，由此酿就了宋史上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影响之大、牵扯官员之广，超过了王安石“新法”推行中任何一次朝廷变故。一时刻，京城朝野人心惶惶，议论鼎沸。闲居江宁半山园的王安石，得知苏轼因“诗赋文字”获罪入狱的消息，大骇不已，叹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遂提笔展纸，为营救苏轼，他写下闲居江宁两年来第一份奏表，并快马送往京都，由其弟王安礼亲呈宋神宗。宋神宗惊阅王安石奏表，惊诧万分，反复阅览，长叹曰：“苏王之政见，形若水火；苏王之交谊，心犀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