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奇怪气氛，好像一切都乱套了。大厅里空空荡荡，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唯一两个留守办公室的秘书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忙着接电话。

即便是在最辉煌的时候，金德区检察院也流露着一种沉闷的气氛，绝大多数的副检察官都是两人共用一间拥挤的办公室。这幢区政府的办公楼修建于1897年，是当时刚刚时兴的工厂高校建筑风格。坚固的红砖外墙，配以古典风格的立柱，让人第一眼看见就知道这是一处公共建筑。办公楼里，房间的门上有横窗，窗户上有窗棂。墙壁被漆成苔藓般的暗绿色，像是医院。最糟糕的是里面的灯光，暗黄阴沉，显得陈旧不堪。这就是我们办公的地点了，两百名职员在这里忙忙碌碌，努力处理着这座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和周边两百万人口的区县中发生的每一桩案件。夏天，这里像热带丛林，又热又潮，陈旧的窗户与电话铃声一起震动。冬天，暖气到处漏水，阳光再灿烂，也有一丝永远挥之不去的阴沉。这就是我们中西部地区的司法中心。

在我的办公室里，利普兰泽正在等我，他躲在门后面坐着，像西部片里的反面角色。

“人都死哪儿去了？”他问。

我把外套扔到一张椅子上，说：“有人死了，你怎么还这么无动于衷！对了，你上哪儿去了？所有警龄五年以上的警察可都去了。”

“我从来不参加葬礼。”利普兰泽干巴巴地说。我觉得，一个专门查凶杀案的警察却讨厌葬礼，这其中应该有些深层次的含义，但一时半刻又想不出来，只好把这个念头暂时放下。我工作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天，都遇到一些隐含深意的征兆，但总又记不起来，它们瞬间来去，只留下一个影子，像飞奔而过的小动物。

我把注意力收回来。我的办公桌上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检察院里负责人事管理的梅可写给我的留言条，另一样就是利普兰泽放在我桌上的信。梅可的留言条很简单：汤米·莫尔托在哪儿？我突然想到，除了我们对莫尔托玩政治阴谋的推测之外，是不是也该派个人去医院和莫尔托家里看看。已经死了一个副检察官了，别再出什么意外才好。利普兰泽给我的信封上贴着警局鉴证科的标签——嫌疑人：未知。被害人：卡洛琳·波尔希莫斯。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被害人还有一个儿子？”我一边找拆信封的裁纸刀，一边问。

“真的假的？”利普兰泽说。

“还是个孩子，看上去十八九岁的样子，他也去参加葬礼了。”

“真的假的？”利普兰泽又说了一遍，他掏出一支香烟，“参加葬礼居然还有惊喜。”

“我们应该找个人去和他谈谈，他在这儿念大学。”

“把地址给我，我去找他。今天早上莫拉诺又跟我说，‘雷蒙德的人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莫拉诺是警察局长，是和波尔卡罗一伙的，“他在等着看雷蒙德出丑呢！”

“他和尼可都一样。对了，我今天碰到尼可那个拖拉王了。”我把和尼可碰面的经过告诉利普兰泽，“尼可对自己很有信心啊！有那么一分钟，我甚至都有点相信他了。”

“他会表现得很好，好得超过人们的预料。到那个时候，你就后悔莫及了，后悔你自己没有参加竞选。”

我做了个鬼脸，谁知道呢？现在有利普兰泽帮我，我不用操心这些事。

我第十五次去参加大学同学的聚会时，收到一张问卷调查表，上面问了很多私人的问题，我觉得都很难回答：你最崇拜的现代美国人是谁？你最重要的身体特征是什么？你最好的朋友叫什么名字，描述一下他。对最后一个问题，我思考了一会儿，最终写下了利普兰泽的名字。“我最好的朋友。”我写道，“是一个警察。大概是一米七三左右的个子，吃饱了饭后也只有一百一十多斤，头发剪得很难看，看上去有点阴险，像在街头游荡的小混混，他每天抽两包骆驼牌香烟。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共同点，但我很敬佩他，他在自己的圈子里很厉害。”

我第一次认识利普兰泽是在七八年前，那时，我刚刚被分配到刑事犯罪庭，他则刚刚开始在警局凶杀案调查组的工作。从那以后，我们一起办了十来个案子，但在某些方面，我仍然觉得他很神秘，甚至很危险。利普兰泽的父亲是西区分局的巡警，父亲过世后，利普兰泽就从大学退学，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了一名警察。之前，他被直接任命到检察院工作，担任警局驻检察院特别专员。从理论上说，他的工作是检察院和警方之间的联系人，协调处理涉及各种特殊利益关系的凶案调查。但实际上，他就像一颗流星，总是独来独往。他直接向上司施密德汇报工作情况，而施密德关心的只是每年年终前能不能完成十六起凶杀案破案的任务指标。所以，利普兰泽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酒吧和码头出没，和任何能给他提供消息的人喝上两杯——这些人包括小流氓、记者、流浪汉、联邦探员，等等，任何能让他了解那些黑帮大佬近况的人，而利普兰泽对黑道的研究可谓专家水平。最后，我终于明白，也许正是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才总是闷闷不乐吧！

我手里还拿着他送来的信。

“这里面是什么？”我问。

“有三页案子的报告，还有不少尸体的照片。”那三页纸是现场警察的情况汇报，我曾经和这些警察直接谈过。还有警局法医熊谷医生的解剖报告，熊谷是个个头矮小、长相奇怪的日本人，像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宣传画里直接跳出来的一样，他有个外号，叫“不痛”，是个很难应付的人。如果他要上庭作证，没有哪个检察官不向上帝祈祷的。

“结果怎样？到处都发现了精液吗？”

“只有在阴道里。她死于头骨碎裂引起的大出血，从照片上看，像是被掐死的，但‘不痛’说她的肺里其实有空气，凶手肯定是用什么东西打了她的头。‘不痛’也不清楚凶器是什么，不过他说，作案工具很重，而且很硬。”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她的公寓里寻找凶器？”

“我们把那里都翻遍了。”

“有没有什么东西明显不见了？蜡烛台？书夹？”

“没有！我已经派了三支不同的队伍，彻底搜查过了。”

“那么。”我说，“这个凶手就是有备而来了。”

“有可能，或者是他把凶器带走了。我不敢确认这个人是不是有备而来，看起来，他打她只是为了要制服她，没想到把她给打死了。我认为——你看到照片之后也会这样认为——他用来捆她的绳子，打的是活结，还有，他还曾经试着压在她身上，这些应该都只是想让她安静下来。”利普兰泽说，“他原本只想强奸她。”

“有意思。”我说。

“很有意思。”利普兰泽说，“这个凶手非常有意思。”我们都沉默了片刻，他继续说，“我们在她手臂和手掌上没有发现擦伤，什么都没有。”这就说明，在卡洛琳被绑起来的时候，她并没有挣扎过，“瘀伤在后背右边，应该是凶手从后面打她的地方，是先打了她然后再把她绑起来的。只不过奇怪的是，他完全可以一开始就把她弄死，变态杀人犯一般应该都是很残忍的。”

这我就不知道，我耸了耸肩。

我从信封里最先拿出来的是照片。照片很清楚，彩色的。卡洛琳的公寓在河边，原本是一座仓库，后来被改建为阁楼式公寓。她用中国屏风和厚重的挂毯把最外面的大房间隔开了，整间房子的风格很现代，但也有一些优雅、经典和古朴的装饰，她被杀的地方是在厨房外面的客厅。最上面的一张照片是整个公寓的全貌，客厅里的咖啡桌上铺着一块厚厚的绿边玻璃，桌子的黄铜支脚已经掉了，一个矮脚凳也倒在地上。总体上，我还是同意利普兰泽的观点，这个案子和我所见过的其他案子相比，确实没有什么打斗的痕迹。地板的厚绒地毯上有一块血迹，形状像一大片轻柔的云朵。我抬起头，后面就是尸体的照片了，但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看。

“‘不痛’还说了什么？”我问。

“这个凶手放的是空弹。”

“空弹？”

“是，你会感兴趣的。”利普兰泽努力回忆着熊谷医生关于精液的分析结果。精液基本没有渗出阴唇，也就是说，在发生性关系之后，卡洛琳可能就没再站起来，这也是我们认为她被强奸和谋杀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另一个原因。四月一号她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是七点过一点儿，熊谷认为，死亡的时间大概在九点左右。

“十二个小时之后，尸体才被发现。”利普兰泽说，“‘不痛’说，通常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如果用显微镜观察，应该还能在输卵管或子宫里发现一些活性的精子。但这个人的精子没有一个活性的，什么都没有。‘不痛’认为，这个人应该没有生育能力。”利普兰泽刻意强调了最后几个字，“他说，这可能是之前得过腮腺炎引起的。”

“所以，我们找的是一个没有小孩而且曾经得过腮腺炎的强奸犯？”

利普兰泽耸了耸肩。

“‘不痛’说，他会提取精子的样本，送到鉴证科化验，也许他们能分析出更多的东西。”

我一想到‘不痛’要去探究高等化学的领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我们就找不到一个好点的法医了吗？”我问。

“不是已经有他了嘛。”利普兰泽故作无辜地回答。

我又叹了一口气，翻了翻熊谷的报告。

“采集到什么其他人体体液了吗？”我问。不同血型的人分泌的体液也各有不同的类型。

利普兰泽把我手上的报告拿过去看了看，“有。”

“血型？”

“A型。”

“啊。”我说，“跟我一样。”

“我也想过。”利普兰泽说，“但你已经有个孩子了。”

我说他太直接了。他根本懒得回答，又点了一支香烟，摇摇头。

“我只是还没想明白。”他说，“这整件事情太奇怪了，我们一定漏掉了什么地方。”

接着，我们再次开始分析，凶手会是什么样的人，作案的动机又是什么，这大概是调查者们最喜欢的游戏吧。利普兰泽一开始最怀疑的是卡洛琳曾经定过罪的犯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每一个检察官最头疼的问题，说不定哪天，某个被你送进监狱的人就找你报仇来了。我刚被分到审判庭工作时，接手了一个案子，起诉一个名叫潘乔·莫卡多的年轻人，他对七十七岁的老人大打出手，我的结案陈词引起了他的暴怒。这个潘乔身高一米九三，体重二百三十多斤，突然从被告席里翻出来，追了我大半个法庭，最后，还是坐在轮椅上的梅可在餐厅里制服了他。《论坛报》用整整三版的篇幅叙述了整个故事，标题更是荒唐可笑：《检察官惊慌失措，残疾人出手相救》。我妻子巴巴拉总是说，这才真正是让我扬名的第一个案子。

卡洛琳所接触的犯人比潘乔这样的人还要奇怪，因为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她负责的都是强奸案庭的工作。听到这个名字，你也就知道她的工作内容了，在那里，处理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性侵犯案件，包括猥亵儿童的案子。我还记得，有一个案子是三个男人在一起发生关系，结果却起了冲突，检方证人出庭的前一天晚上，被人往肛门里强行塞进了一个电灯泡，以威胁他不准出庭。所以，利普兰泽认为，应该是卡洛琳以前起诉过的某个强奸犯来找她复仇了。

我们都认为应该回顾一下卡洛琳办过的所有案件，看看有没有谁的作案手法和三天前卡洛琳的被杀有相似之处。同时，犯人又是她曾经起诉或者调查过的。我说我会认真检查卡洛琳办公室里的所有记录，警局也正在电脑里查找性犯罪者的记录，利普兰泽会进行对比，看两边的记录中有没有相同的名字，或是作案手段类似、都用到了绳子的嫌疑对象。

“我们现在有哪些线索？”

利普兰泽简要地向我做了介绍。谋杀案发生的第二天，邻居中没有人突然消失，但警方对邻居的初步询问可能都比较仓促，他会安排凶杀组的警官，再对小区的所有人进行一次调查。这一次，他们会在晚上去查问，因为凶杀案是发生在晚上，晚上去调查时在家的人有可能在凶杀案发生的时候也在家。

“有一个女人说，她看见一个穿雨衣的男人站在台阶上。”利普兰泽看着自己的记事本说，“克拉波特尼可太太，说那男人好像看起来有点眼熟，但她觉得他应该不是住在那里的。”

“毛发和纤维组的人最先搜集现场的证物，是不是？”我问，“他们什么时候能有结论？”对这些人来说，他们面对的任务可不寻常，他们要搜集尸体上的每一个细微证据，拿着镊子把犯罪现场翻个遍，然后再把发现的每一样东西都放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往往他们都能轻松地将各种毛发分类，还能分析出嫌疑犯穿的是什么衣服。

“需要一周，最多十天左右。”利普兰泽说，“他们重点分析的是那根绳子，希望能找出点有价值的信息来。他们还跟我说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们从地板上找到了很多绒毛，周围还有一些毛发，但找不到任何打斗过的痕迹。”

“指纹呢？”我问。

“他们到处都进行了指纹采集。”

“检查过这张玻璃桌没有？”我把桌子的照片给利普兰泽看。

“检查过了。”

“看不见的、比较隐蔽的地方呢？”

“都查了。”

“结论呢？”

“还只有一个初步的结论。”

“指纹是谁的？”

“卡洛琳·波尔希莫斯。”

“这没用啊！”

“也不是完全没用。”利普兰泽把我手上的照片拿过去，指着照片说，“看到这里的吧台没？看到这只杯子没？”一只高脚杯静静地立在那里，“上面采到了指纹，有三个，而且都不是死者的。”

“知道是谁的吗？”

“还不知道。鉴证科那边说还需要三周时间，他们那里忙得很。”警局鉴证科有每一个曾经录过指纹的人的电子档案，根据每个人指纹纹路的不同特点，可以与在犯罪现场采集到的指纹进行对比，从而确认嫌疑人的身份。以前，需要人工对十个指头的指纹进行对比，而现在，进入了计算机时代，可以用电脑完成这项工作。扫描仪会读取指纹的形状，然后与档案库中所有的记录核对。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但由于区警局经费的限制，他们并没有全套的设备，所以在查一些特殊案子时，还需要从州警局借仪器，“我让他们快点，他们就跟我扯什么专业术语。最好能有个检察官打电话催催他们，告诉他们要和全区所有的指纹记录进行对比。”

我暗暗在心里记下了。

“我们还需要查电话记录。”利普兰泽指着文件说。很多人并不知道，但其实电信公司对本地所有的通话都在电脑里保存了记录，也就是一份通话详单。我立刻拿起笔写传票，拿着传票，利普兰泽就能找电信公司要到记录了。“让他们把卡洛琳过去六个月里所有的通话记录都调出来。”利普兰泽说。

“他们肯定要大发牢骚了，估计有好几百个号码。”

“那就找所有通话超过三次以上的。我拿到名单以后，会再去找他们详细查的。不过你现在先把传票开好，省得我到时候满世界又找你。”

我点点头，我在思考。

“如果往前查六个月。”我告诉他，“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号码。”我朝自己办公桌上的电话点了点头。

利普兰泽不动声色地看着我，说：“我知道。”

那么，他是知道的，我想。我思考了一分钟，想弄明白他是怎么知道的。我觉得，也许是猜到的，人都喜欢说闲话。再说，利普兰泽往往能注意到别人根本不会在意的一些事。我甚至怀疑，他是赞同我的做法的。他虽然没结婚，但并不是单身。他认识一个比他大十岁的波兰女人，是个寡妇，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利普兰泽和她每周见面两三次，那女人帮他做饭，和他上床。在电话里，他叫她妈妈。

“你知道吗？”我说，“既然又说到这个话题，我还要说一句，卡洛琳在家的时候，总是会把门窗锁好。”我平静地对他说出这句话，连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我的意思是，她一直是很小心的，不会忘了关门和窗户。她是有点柔柔弱弱，但她是成年人，她知道自己住的是什么地方。”

利普兰泽的视线渐渐集中，双眼犀利而闪烁。他知道，我说的这个信息非常重要，而且，他似乎还觉得，我把这个信息拖到现在才说，可能也有什么深意。

“那么，你觉得是怎样？”最后，他问，“凶手杀人以后，故意把窗户打开了？”

“有可能。”

“所以，凶手是想把现场布置得像入室抢劫杀人？但其实一开始，是卡洛琳自己开门让凶手进来的？”

“这不就说得通了吗？是你告诉我，吧台上有一只酒杯，她应该是在招待客人。我敢打赌，凶手肯定不是什么丧心病狂的流窜犯。”

利普兰泽盯着自己手里的香烟。我看着门外，我的秘书尤金妮亚已经回来了。大厅里有人说话的声音，大家应该都从墓园回来了。我听到说笑声，笑声是轻松的，但也带着隐隐的焦虑。

“不见得啊！不见得。”利普兰泽终于开口了，“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人。”他又直直地盯着我。

“你是说，你觉得是她打开门，把一个自己曾经送进过监狱的人迎了进来吗？”

“我觉得，卡洛琳会做什么样的事是很难说的。也许，是她在酒吧碰到了这么一号人物。或者，有人给她打了个电话，邀她一起喝两杯。你觉得她一定会拒绝吗？我们说的可是卡洛琳。”

我明白利普兰泽的意思。一个女检察官，所做的工作就是对各种变态的人提起诉讼，为受害者争取权益。利普兰泽确实很了解她。如果有犯人对自己很多年都耿耿于怀，卡洛琳大概根本不会介意。但不知怎么回事，我和利普兰泽的这番话让我渐渐涌上一种晕船的感觉。

“你不太喜欢她，是不是，利普兰泽？”

“是不太喜欢。”我们相互看了对方一眼，然后，利普兰泽伸出手，在我膝盖上敲了一下，“但至少有一件事，我们是知道的。”他说，“那就是，她挑男人的品位还真不怎么样。”

利普兰泽说完这话就把骆驼香烟塞进外套的口袋，站起身来走了。我让尤金妮亚暂时别来打搅我，在这片刻的独处中，我已经准备好去看卡洛琳的尸体照片了。我开始整理照片，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的注意力还是放在自己身上。我对这件事的处理得当吗？我告诉自己，要时刻保持专业的态度。

但是，当然，我也在逐渐失控，就像一块玻璃在受到撞击后会出现裂痕，然后，那裂痕会像一张大网不断延伸。一开始，我觉得很震撼，虽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一时还无法接受，心中的不安却是那么强烈。在最上面的几张照片里，茶几上沉重的玻璃桌面是压在她肩膀上的，让人想起实验室里用来放在显微镜下的玻璃片。但很快，玻璃就被移开了，照片上只剩下卡洛琳的尸体，那么柔软，一看就让人觉得她很灵活、很结实。从尸体的姿势来看，她死前一定经历了很大的痛苦。她的双腿修长而光洁，胸部挺拔，虽然死了，但仍然显得那么性感。我渐渐意识到，我的这种念头显然是受到了其他经历的影响，因为在这照片上所呈现的一切是一幅可怕的场景，和性感没有丝毫关系。她的脸上和脖子上都有大片的瘀青，从脚踝到膝盖、到腰、到手腕都绑着绳子，最后，绳子被牢牢地系在她的脖子上，绳子边缘有明显被烧过的痕迹。她的整个身体被绑成弓形，一定很难受，她脸上带着可怕又惊恐的表情。凶手原本应该是打算勒死她的，她的双眼瞪得大大的，都已经凸了出来，嘴巴张着，仿佛在发出无声的尖叫。我看着照片，认真分析着。她的表情中充满一种狂野、怀疑又绝望的感觉，让我不寒而栗，让我想起了在码头上搁浅的鱼，我要鼓起足够的勇气才敢去看它们大大的黑色眼睛。我现在的感觉就和看鱼时一样，有敬畏、有惊讶，也有无法理解。但是，当表面所有的尘埃都被拂去时，当羞愧与恐惧无处遁形时，我竟然生出一种满足，哪怕是对自己这种卑鄙心态的自责也无法消除那种满足。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曾经是那么优雅、那么坚强，现在，却在我面前的照片里静静躺着，脸上带着一种她从来没有过的表情。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她希望得到我的同情，她需要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