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夏 漫长的诉讼 第二十三节

通常,在每周的星期三晚上,电话铃都会响起。不用等他开口,我就知道他是谁。我能听到他抽雪茄烟的声音,我不应该同他说话,他也不应该同我说话。他从来不会说出自己的名字,我们都有自己的顾虑。

“你还好吧?”他问。

“还行。”

“你呢?”

“也还行。”

“这事真是乱啊!”

“还用你说。”

他笑了,“确实不用我说。嗯,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没什么。你能打电话来问问我,已经很好了。”

“好吧,我有信心,你一定能很快重新开始。”

“我知道。你呢?你怎么样?”

“混着呗。”

“施密德还在盯着你吗?”我问。施密德是他的上司。

“他一直就那样,管他呢!”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这帮小人?怎么可能不为难我。”

我知道,利普兰泽的日子并不好过。梅可曾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她说警局把他调回了总部,撤销了他驻检察院特别专员的职务。施密德让他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帮其他警察写报告。他大概快要被逼疯了吧,但他在警局里,是绝对不会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的。他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有很多人正等着看他倒霉。他现在确实倒了霉,这些警察一直都认为利普兰泽在包庇我。

“我下周再给你打电话。”每次要挂断电话的时候,他都会这样说。

他确实做到了。虽然我们每次的对话都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月,大家都看出了这个案子确实非常严重时,他提出可以借钱给我,他知道打官司很费钱。

我告诉他,巴巴拉已经解决了钱的问题。他说,娶个会攒钱的犹太女人就是好。

这周,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已经等了半天了。

“你还好吧?”他问。

“还行。”我说。

巴巴拉突然拿起另一个房间的分机,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是打给我的,巴巴拉。”我高声说。

她并不知道我和利普兰泽每周一次的固定电话交流,她只是简单地说“你好,利普兰泽”,然后就把话筒放下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三周以后要准备开庭了。”我说,“说不定还会更快。”

“我知道,我看了报纸。”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丹·利普兰泽即将出庭作证。这对我非常不利,我们都清楚,但我们都别无选择。在选举结束后,利普兰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接受了莫尔托的询问。我知道,即便他当时知情,他的答案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总是实事求是,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那么,你准备好了吗?”他问。

“我们都在努力准备。斯特恩真的很厉害,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律师。”

“他们都这么说。”然后,他暂停了片刻,我听到打火机打火的声音,“你有什么需要的吗?”

“还真有。”我说。之前,我就打算好了,如果他这次没有问我这个问题,那我也不会主动提起。

“说吧。”他告诉我。

“我必须找到这个叫尼奥的人,尼奥·威尔斯,你知道的,那个在北区分局贿赂了检察官的人,也就是写举报信里的那个人,卡洛琳和莫尔托一直在调查的那个人。斯特恩雇了一个私家侦探,什么都没有查到。私家侦探说,这个人压根儿就不存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总不能去找汤米·莫尔托问吧。”

这个私家侦探名叫内德·波曼,斯特恩说他很厉害,但他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把那份文件的复印件交给了他,三天后,他说他帮不上忙。他说:“天哪!这些天,北区分局真是乱得一塌糊涂,什么都查不到。我只能祝你一切好运。”真的,在那样的地方,你不可能查出每个人到底都干了什么。

利普兰泽对我的这个请求思考了很久,久得超出了我的预计。但我知道他的担心,如果警局发现他在暗中帮我,他们会直接开除他,这是违抗上级命令,是背叛。那他十五年的辛勤工作、他的养老金,都会付诸东流了。

“如果不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绝不会开口求你的。”

“怎么重要?”他问,“你认为莫尔托在这件事情上也搞鬼了?故意陷害你,好让你查不了这个案子?”我听得出来,虽然他并没有指责我的意思,但他还是觉得我的这个想法扯得确实有点远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想听我真实的想法吗?我就是这样想的。不管他有没有陷害我,但如果我们能够查明白这件事,那一定会让他下不了台,因为这种事情总是能够引起陪审团的关注的。”

他又沉默了。

“要等我出庭作证以后。”他说,“你也知道,那些人时时刻刻都盯着我。我不想他们来问东问西,他们就等着我出错呢。等我出庭完以后,他们就会放松对我的监视了。到时候,我再去查,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好不好?”

不好!等到那时候,就太迟了,但我对他的这个要求本来就十分过分了。

“好!你真是我的朋友。”

“你很快就会没事了。”他说,然后又说,“我敢打赌。”

又是夏天赛季的棒球赛。幸好,在这个赛场上,没有身份级别的差别。八月的傍晚,空气沉闷,这些小球员们对飞来飞去的小球似乎还有点摸不清方向。大雨倾盆而下,他们在雨中尽情地奔跑、跌倒。女孩们的进步更加明显,她们扔球挥棒的技巧都在日渐成熟,而男孩们好久连球都碰不到。你告诉他们在挥棒时要如何掌控力度是完全没用的,这些八岁的小男孩们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去挥棒,觉得力气越大越好,他们仿佛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对他们,你就是说一百遍要让球尽量贴地击出,都没有任何意义。

令人惊讶的是,奈特好像是个例外。这个夏天,他变了,他开始能认真听进别人的话了。他似乎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开始明白,原来自己做事的方式是会影响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的。每次当他挥棒击球时,我都能看到他把眼睛抬起来,仔细打量赛场上的情况。一方面,可能他是模仿了电视中棒球运动员们的举动;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自己慢慢开窍了。另外,他也开始渐渐关注自己的外形。巴巴拉说,他似乎对自己的衣着打扮更讲究了。我虽然很高兴他的这些变化,但也不由得担心他这种突然成熟背后的原因。按照他的年纪,应该还正是懵懵懂懂的时候。我觉得,他之所以会开始关注周围的世界,是因为他知道了,这个世界正在给他的父亲带来诸多烦恼。

球赛打完以后,我们就先回家了。虽然没有人会冷血到拒绝我们参加赛后的野餐会,但我们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在我被指控以后,我们曾经去过一次,真算得上是度日如年,如果有人不小心说到了某些话题——例如检察院里的事,或是电视里类似我这个案子的破案片——都是再普通不过的话题,却会引来尴尬的沉默。我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去参加野餐会了。那些男人倒是很大度,能够接受我的存在,但这对孩子不好。在那样的场合,我们总免不了去想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会发生的事,如果我被定了罪,到时候又该如何跟别人解释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最后,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惶恐的心情中度过美妙的夜晚。于是,球赛完以后,奈特和我会向他们友好地挥挥手。我拿上球棒和手套,奈特踩着路边的蒲公英,跟在我身边蹦蹦跳跳。

奈特从来没有过任何抱怨,这让我很感动,我的儿子对我是这样贴心,天知道他的那些朋友是怎么取笑打击他的。作为成年人,我没法想象他所承受的来自同龄人的嘲笑和恶意攻击。我是他所有这些痛苦的根源,但他并没有抛弃我。他并不是个任性的孩子,但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却表现得有点任性。他会把睡在沙发上的我拖起来,让我陪他一起去滑冰;我晚上出门取报纸、买牛奶的时候,他也坚持要陪我一起去。我们一起走过小区里的树林时,他一点儿也不害怕。

“你害怕吗?”我们走在路上时,我突然问他。

“你是说,如果你被判有罪了,我会不会害怕?”开庭的巨大压力就在眼前,就连我八岁的儿子也明白我这个问题的真正意思。

“是的。”

“不怕。”

“为什么?”

“就是不怕呗。不要担心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好不好?”他抬起头,从棒球帽檐下,眯着眼睛看着我。

“怎么说?”

“他们会开庭,然后你去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一切就会结束了。妈妈就是这么说的。”

唉,我的心要爆炸了:妈妈就是这么说的。我伸出手,搂住儿子的肩膀,他对他妈妈的这种信心让我无比惊讶。我无法想象他们之间有过多少次推心置腹的交流,她才能让他如此坚定地支持我。有时候,巴巴拉一个人做到的事真让我觉得是个奇迹。作为一家人,我们之间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是奈特,而他最爱的是他妈妈。虽然他才八岁,正是精力旺盛、喜欢乱发脾气的时候,但在他妈妈面前的那种乖巧懂事,是他从来不会在其他任何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他只允许她一个人长时间地抱他,他们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默契交流和亲密关系,似乎比其他母子之间的关系都要深厚。他更像她,而不像我,很容易就兴奋,也很聪明,但有时情绪会阴沉,会自闭。而她对他的爱也同样热烈,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所以,当她说她不可能对另外一个小孩再有同样的感情时,我相信她的话。

他们俩彼此分开的时候,都会觉得难受。去年夏天,巴巴拉去了底特律四天,去看她的一个大学同学叶塔·格拉芙,她这个同学现在已经是数学教授了。巴巴拉每天给家里打两个电话,但奈特还是整天闷闷不乐。晚上,我只有和他一起想象他妈妈和叶塔现在在干什么时,才能让他安静下来上床睡觉。

我告诉他,她们这时候应该在一家很安静的餐厅里吃饭。她们吃的是鱼,是加了一点点黄油煮的鱼。她们一人喝了一杯红酒。等到吃甜点的时候,她们都会发馋,点一些很想吃的好东西。

“馅饼吗?”奈特问。

“嗯,馅饼。”我说。

这就是我的儿子,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儿子,一边想着他的妈妈正在吃甜点,一边安静地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