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松。

贡瓦尔·拉尔森歪着脑袋看着那个名字。

“是的，看起来像是安德松——或者是安德生或安瑞生，也可能是别的什么鬼字眼儿。虽然我想应该是安德松。”

安德松。瑞典有三十九万人姓安德松。光是斯德哥尔摩的电话簿上，就有一万零两百名电话用户是用这个姓登记的，再加上附近郊区还有两千名。

马丁·贝克思考起来。如果利用报纸、收音机和电视，有可能轻易就找到这个打电话的女人；然而，也有可能困难重重。

不过，到目前为止，整个调查过程还没有碰到哪件工作是轻而易举的。

他们决定利用报纸、收音机和电视。

结果没有下落。

这天是星期日，没有结果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吧？

可是到了周一早上十一点钟，仍然没有任何进展，马丁·贝克开始疑虑起来。

如果要展开挨家挨户拜访，以及电访上千名用户，那就表示他们必须调派一大部分的警力，去追究一个最后可能是白搭的线索。然而，难道没有办法在某种方式下缩小调查范围吗？那座阳台是在一条相当宽广的街道上，那一定是在靠近市中心的某处。

“一定得如此吗？”科尔贝里怀疑地问。

“当然不一定，可是……”

“可是什么？你的直觉告诉了你什么？”

马丁·贝克投给他一个苦恼的眼神，然后自我振作地说：

“那张地下铁车票，是在法官路站买的。”

“但是，我们尚未证明那张票与谋杀案或凶手有所关联。”

科尔贝里说。

“那张票是在法官路那一站买的，而且只用了单程。”马丁·贝克固执地说，“凶手留着那张票，是因为他想到回程时可以再用。他从法官路站上车，到玛丽广场站或津肯斯达姆斯运动场下车，然后步行剩下的路程到淑女公园。”

“这纯粹是猜测。”科尔贝里说。

“他必须用某种办法支开那个和女孩子在一起玩的小男孩儿。除了那张票，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给他。”

“这是猜测。”科尔贝里说。

“可是逻辑上完全说得通。”

“只是说得过去而已。”

“再说，第一桩谋杀案发生在瓦纳迪斯公园，和那个地段可以整个连起来。瓦纳迪斯公园，法官路站，整个区域都在欧丁路以北。”

“这点你以前讲过了，”科尔贝里冷冷地说，“纯粹是猜想。”

“合乎概率理论。”

“你高兴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我要找到那个姓安德松的女人，”马丁·贝克说，“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里掐指默算，指望她会自动找上门来，她可能没有电视，也可能不看报纸，可是不管怎么样，她一定有一部电话。”

“一定有吗？”

“当然。你不可能是从公共电话亭或借用商家的电话打一通那样的电话。再说，听起来好像她是一边打电话，一边在盯着那个男于。”

“好，这一点我可以接受。”

“如果我们要开始四处打电话、沿街探访，那么我们必须有个起始点，必须从某个特定的区域开始。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去联络每一个姓安德松的人。”

科尔贝里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说：

“暂且把这姓安德松的女人搁到一旁，我们先问自己对这个凶手了解多少。”

“我们手上有对于他的某种描述。”

“某种，是的，可以这样一言以蔽之。况且，我们不知道伦德格林所看到的究竟是不是凶手，前提还是他真的遇到了什么人。”

“我们知道凶手是个男人。”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他不在风化组的档案记录里面。”

“是的，假设风化组人员没有做事不留心，或者遗忘什么的话。这种事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

“我们知道作案大致上的时间，瓦纳迪斯公园那件，是在晚间七点过后没多久；淑女公园那件，是在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所以那段时间他不必去上班。”

“那表示什么？”

马丁·贝克没说话。科尔贝里自问自答：

“那表示他失业了，或者在度假，或是请病假，或者只是路过斯德哥尔摩，或是工作时间不固定，或者已经退休了，或者是个流浪汉，或者……简而言之，什么都无法确定。”

“没错。”马丁·贝克说，“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一些他的行为模式。”

“你是指心理学家那套说辞。”

“是的。”

“那也只是猜测而已，但是……”科尔贝里先沉默了一阵子，才继续说，“但是我必须承认，梅兰德根据那一大堆说辞，做了一个很有道理的摘要。”

“是的。”

“至于这个女人和她打的电话，我们姑且试着把她找出来吧。因为正如你说的，我们总得从某个地方开始下手，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只是一直在瞎猜而已，所以我们就干脆假设你是对的吧。你要怎么进行？”

“我们可以从第五和第九区开始。”马丁·贝克说，“派几个人打电话给每个姓安德松的人，同时也派几个人挨家挨户询问。我们要求这两个区的全部人员，把精神集中在这个事情上。特别是沿路有阳台的宽广街道——像欧丁路、卡尔贝里街、戴涅街、西维尔路等等。”

“行。”科尔贝里说。

他们就此着手工作。

这个星期一真是糟透了。“大侦探们”(亦即一般群众)在星期天似乎没什么动静，一部分是因为许多人到乡下去度周末，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报纸和电视的安抚作用，可是一等到下个星期一，他们就又完全活跃起来。负责接收线索的中央办公室电话不断，有的是一些自认为知道内情的人，有的是想要告白忏悔的精神病，有的则是一些无事找茬儿的无赖汉。公园和树林等区域到处蜂拥着便衣警察——上百名穿便衣的人员，应该可以称得上是蜂拥吧——除此之外，现在还要再找一个姓安德松的女人。

在此期间，社会仍是笼罩着恐惧的阴影。有许多小孩儿离家也不过十五或二十分钟而已，他们的父母就急忙跑来报警，而每个报告都必须予以登录调查；资料越积越多，结果却没有一件有用。

在这当中，他们接到第五区的哈松来电。

“你又发现一具尸体吗？”马丁·贝克说。

“不是，但是我很担心那位我们负责注意的埃里克松。就是你下令监视的那个暴露狂。”

“他怎么啦？”

“自从上星期三买了一堆饮料回家后——大都是酒——就没看到他出门了。上周有一天，他从一家酒店买到另一家。”

“然后呢？”

“偶尔我们还可以从窗口瞧见人影，伙计们说他看起来像鬼一样。可是从昨天早上以后，就没有任何动静了。”

“你去按门铃了吗？”

“去了，他不开门。”

马丁·贝克几乎把那个人忘了，现在他想起来了，那对鬼鬼祟祟、凄凄哀哀的眼睛，那双颤抖瘦弱的手。他觉得全身一阵寒意。

“破门进去。”他说。

“怎么破法？”

“随你便。”

挂断电话，他坐在那儿，把头埋进双手。不，他想，不要在这个节骨眼儿又加上这一桩麻烦。

半小时后，哈松又打电话来。

“他把煤气开着。”

“结果呢？”

“现在正在送医院途中。还活着。”

马丁·贝克叹了一口气——其实是“松了一口气”，正如他们所说的。

“真是千钧一发。”哈松说，“他布置得非常周全，把所有的门缝都封住了，前门和厨房门的钥匙孔也塞了起来。”

“他会没事吧？”

“是的，感谢老天。煤气表已经走到尽头。如果他躺在那里稍微久一点儿，而且没人发现的话……”

哈松没再往下说。

“他有没有写什么遗言？”

“写了。‘我活不下去了。’他潦草地写在一本过期少女杂志的页边上。我已经通知戒酒中心了。”

“这种事可能以前发生过。”

“嗯，他的确做得挺老到的。”哈松回答。

过了一两秒钟，他补上一句：“在你救回他之前。”

还有数小时惨淡的星期一才会结束。到晚上十一点钟，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都回家了。贡瓦尔·拉尔森也打道回府。梅兰德则留下来坐镇。每个人都知道他最怨恨彻夜值勤，对他而言，光是想到必须放弃十小时的睡眠，就等于做了一场噩梦一样。但是他吭也没吭一声，表情也和平常一样冷静。

一夜无事。他们访问了许多姓安德松的女人，但是没有人打过那通如今已经闻名遐迩的电话。

没有出现新尸体，而所有在白天曾经报失的小孩子，也一律安返家门。

马丁·贝克走路到齐家广场搭地下铁回家。

他们已经度过了这一天。从最后一次谋杀案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礼拜——或者应该说，从最近一次谋杀案到现在。

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快淹死的人刚找到了一个立足点，但是他心里也明白得很，那也不过是暂时歇息而已。不消几个小时，就会有大浪来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