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躺到铺得整整齐齐的床上之前，死者先脱下夹克，摘下领带，挂在门边的椅了上，然后解开鞋带，脱了鞋子放在椅子下，换穿黑色的皮拖鞋。他吸了三支有滤嘴的香烟，将烟捻熄在床边小桌上的烟灰缸里后，他在床上躺好，把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嘴里。

他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

离他最近的邻居是一个因为去年猎麇鹿而臀部受伤，所以提前退休的陆军上尉。他在出了意外之后患上失眠症，常常夜里自己坐着玩扑克牌。那天他才把牌拿出来，就听到墙的另一边传来枪声，于是马上打电话报警。

两名警察接到无线电通知，破门而入，时间是三月七日凌晨三点四十分，当时床上的男人已死亡三十二分钟之久。警察没有多久就弄清了案情，几乎可以确定死者是死于自杀。

在回警车用无线电报告这起死亡事故前，他们把整个公寓察看了一遍，尽管他们不该这么做。除了那间卧室之外，公寓还包括了客厅、厨房、走廊、浴室及更衣间。他们找不到任何纸条或遗书。唯一可见的字迹是客厅电话旁的便笺上写的几个字。那几个字组成一个人的名字。一个这两名警员都再熟悉不过的名字：

马丁·贝克。

那一天是奥蒂莉娅的命名日。上午刚过十一点，马丁·贝克就离开南区警局总部，到旋转木马场的国营酒店前排队买酒，他买了一瓶胡桃味的索烈拉酒。在去地铁的途中，他又买了一打红色郁金香和一罐英国乳酪饼干。她母亲受洗时领受的六个名字中有一个是奥蒂莉娅，他就是去恭贺她的命名日。

她居住的老人之家很大，也很古老。简直太旧，太不方便了，那儿的工作人员说。马丁·贝克的母亲一年前搬去那儿，倒不是因为她无法照料自己——她虽然已经七十八岁，却仍然十分活跃，身体也还相当硬朗——而是她并不想成为她独子的负担。因此，她很早就在这儿预约了一个房间。当某个房间空出来，也就是前一个房客死了之后，她就把身边的东西收拾好，搬了进来。自从十九年前父亲过世后，马丁·贝克是她唯一的赡养人，他偶尔会因为未能亲自照顾她而良心不安。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很感激她没征询他的意见就自行处理了这件事。

这里有几问死气沉沉的小会客厅，他从没见过有人坐在里头。他经过其中一间，顺着阴暗的走廊走进去，然后敲他母亲的房门。他走进去时，她惊讶地抬起头来。她有些耳背，没听到他轻轻的敲门声。她笑逐颜开，放下手中的书本，想站起来。

马丁·贝克轻快地走过去，亲吻她的脸颊，并轻轻地将她推回椅子上。

“别又开始为我忙东忙西的。”他说。

他把花放在她膝盖上，酒及饼干则放在桌上。

“恭喜，亲爱的妈妈。”

她把包花的纸解开，嘴里赞叹道：“啊，花儿真漂亮。还有饼干！啊，那是葡萄酒还是什么来着？哦，是雪利酒。我的天！”

她站起来，不顾马丁·贝克的抗议，走到橱柜那儿，拿出一个银色的花瓶，在水槽中注满了水。

“我还没衰老到走不动的地步，”她说，“倒是你自己，坐下来吧。我们喝雪利酒还是咖啡？”他把帽子和外套挂好后坐下。

“看你爱喝什么。”他回道。

“那喝咖啡好了，”她说，“这样我就可以把雪利酒省下来，分一些给其他的老太太喝，并借机炫耀一下我的好儿子。令人快乐的东西总得留着慢慢享受。”

马丁·贝克静静地坐着，看她打开电咖啡壶的开关，量好水和咖啡。她个子很小，看来弱不禁风。每次他看到她，就觉得她整个人又更小了些。

“妈，你住这里会不会无聊？”

“我？我从不会无聊。”

回答得太快太流利，所以他不相信她说的是实话。她把咖啡壶放到电热板上，插好的花瓶放到桌上，然后坐下来。

“你不用为我担心，”她说，“我可以做的事情多着呢。我看书，跟别的老太太聊天，还织毛线。有时我会到城里，什幺都不做，只是看看。不过他们把东西都铲平了，真是可怕啊。以前你父亲公司所在的那栋房子也拆除了，你看到没？”

马丁·贝克点点头。他父亲在克拉拉曾经有一家小小的运输公司，但那地方现在已被一座由玻璃和混凝土构成的购物中心取代。他看着摆在她床边衣柜上他父亲的相片。相片是二。

年代中期照的，当时他不过几岁大，而他父亲仍十分年轻，目光清澈，偏分的头发很有光泽，下巴透着坚定和顽强。据说马丁·贝克长得很像他父亲，但他自己从来不觉得，而且，即使两人有相似之处，也只限于外表。他记得他父亲是一个直率、快活、招人喜爱的人，爱跟人开玩笑，和大家打成一片。马丁。

贝克觉得自己则是内向害羞，相当无趣的人。照这张相片时，他父亲是建筑工人，但数年后，遇上经济萧条，有好几年他持续失业。马丁·贝克猜想，他母亲从未真正从那几年的贫困与焦虑中恢复过来，因为即使后来他们经济状况大为改善，她仍没有停止为钱忧心。除非绝对必要，她还是绝不买任何新东西，而她的衣服以及她由老家带过来的几样有限的家具，用了这些年，也都很旧了。

马丁·贝克不时想给她些钱，并且主动地要帮她付老人之家的费用，但是她又骄傲又固执，坚持要当一个独立的人。

咖啡煮沸后，他过去拿了咖啡壶，让他母亲倒。她对她儿子期望甚高。他小的时候，她甚至根本不准他帮忙洗碗或铺床。

一直到他长大后，发现自己笨拙得连最简单的家事都做不好时，才发现她这么过度保护他是不对的。

马丁·贝克看他母亲喝咖啡前先丢一块方糖到嘴里含着，觉得又惊奇又有趣。他没有见过他母亲含着一大块方糖喝咖啡。

她注意到他的眼光，说道：

“我想，等你活到我这把年纪时，就会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

她放下手中的杯子，身体靠到椅背上，瘦瘦的、布满老人斑的手轻轻握着，放在膝上。

“好啦，”她说，“告诉我我的孙子孙女最近都在干吗。”

这些日子以来，马丁·贝克跟他母亲谈到孩子时，总是很小心地只挑好的说，因为她认为她的孙子孙女比别的孩子都聪明、出色，并且漂亮。她常抱怨他不懂得欣赏他们的优点，她甚至指责他对孩子不够理解，并且对他们太过严厉。他认为自己其实是能够以很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孩子的，他认为他们和其他孩子差不多。他与十六岁的英格丽的关系最好，她又活泼又聪明，学校功课对她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她在学校也与人相处融洽。洛夫快十三岁了，他的问题比较多。他很懒，又内向，对学校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兴趣，而且也没有特别的爱好或天分。马丁·贝克对儿子毫无学习欲望感到忧心，他希望这只是他成长中的一个过渡时期，总有一天他会克服他的懒散和吊儿郎当。因为目前他实在找不出任何洛夫的优点来说，而他就算说了实话他母亲也不会相信，他只好选择避开这个话题。

当他跟她报告过英格丽最近在学校的表现后，他母亲突然很出乎他意料地问道：

“洛夫毕业后会不会当警察？”

“应该不会吧。何况，他还不满十三岁呢。现在就开始担心这种事未免太早了。”

“如果他想的话，你一定要拦住他，”她说，“我从来不明白你为什么那样坚持要当警察。现在这个行业一定比你当年加入时更糟糕了。马丁，你当年为什么会去当警察？”

马丁·贝克吃惊地瞪着她。的确，二十四年前，她曾反对过他的职业选择，但他没想到她现在会再一次提起。他不到一年前才升任凶杀组的组长，他现在的工作环境与当年做年轻巡警时已经迥然不同了。

他俯过身去，拍拍她的手。

“妈，我现在挺好的，”他说，“现在，我大多是坐在办公室里。不过，说真的，我也常常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这是真的。他常问自己为什么会当警察。当然他可以回答说，在战时那是逃避兵役的好方法。因为肺病，他被缓征两年，然后体检的结果显示他已痊愈，不能再免役，这是他当警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一九四四左右，所谓的良心反战者是得不到同情的。许多跟他采取同样方式避开兵役的人后来都转业走了，但他这些年来却一路升到组长的位置。这应该意味着他是一个好警察吧，但他自己可不那么确定。警界里有几个坐在高位的并不是什么好警察。他甚至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当一个好警察，如果好警察的定义包括恪守职责、不能有丝毫违背规定之处的话。他想到伦纳特·科里贝尔很久以前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周围好警察多得是，一些笨得要死的好警察。还有许多办事墨守成规、目光短浅、态度强硬、自以为是的人，也都是好警察。我宁可警界里多一些好人，而不是所谓的好警察。”

他母亲陪他走出来，他们在公园里走了一会儿。融雪的地面很难行走。寒风在高大的枯树间呼啸。在踉跄前行了十分钟之后，他陪她走回前廊，亲吻她的面颊告别。他转身走下斜坡时，看到她仍站在入口处对他挥手。小小的、佝偻的身影，还有灰白的头发。

他搭乘地铁回到位于瓦斯贝加路的南区警局总部。

走到自己办公室的途中，他瞥了一下科里贝尔的办公室。

科里贝尔是位侦查员，也是马丁·贝克的助手及最好的朋友。他的办公室空着。马丁·贝克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是一点半。当天是星期四。他用不着多加思索就知道科里贝尔会在什么地方。

有那么一会儿，他甚至想端着豆子汤去找他，但随即想到自己的胃，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被他母亲强迫着喝下数不清的咖啡之后，他的胃已经很吃不消了。

他的记录簿上有一个当天早上自杀的男人的简单背景资料。

那人叫恩斯特·西古德·卡尔松，四十六岁。他未婚，最近的亲戚是一位住在玻尧斯的老姨妈。他由星期一起就向工作的保险公司请假，理由是得了流行性感冒。据他公司的同事说，他为人孤僻，而且就他们所知，也没什么亲密的朋友。他的邻居说他为人安静不闹事，在固定的时间来去，鲜有访客。笔迹鉴定的结果显示，电话旁便笺上的“马丁·贝克”确实是他的笔迹。他死于自杀是相当明确的事。

这个案件再没什么好说的了。恩斯特·西古德·卡尔松自杀身亡，因为在瑞典自杀不算犯罪，警察也不能多做什么。所有的问题都已获得答案。只有一个例外。写调查报告的人也问了相同的问题：不知贝克探长与此人是否有任何关系？贝克探长能否在报告中补充些什么？

马丁·贝克不能。

因为他从没听说过恩斯特·西古德·卡尔松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