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贝克说他对那些红夹子里的档案内容很好奇，其实不然。事实上这一点也不吸引他。那为什么他给了一个令人混淆、被误导的答案？为了要让库尔保高兴？不可能。为了要欺骗他？这个想法太牵强了。他没有理由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他们彼此的了解太深，也交往很多年了；此外库尔保是他所遇见的最不易受骗的男人。也许是要欺骗他自己？虽然这有些荒谬。

马丁·贝克在收拾办公室的同时，仍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整理完抽屉后他开始调整室内的物件。把椅子移动一下，调书桌的方向，把档案柜向门那儿移了几寸。他将桌灯的螺丝转下来，把灯摆在书桌右手边的角落。显然他的代理者比较喜欢把它摆在左边，要不然就是它一直都是这样的。对于小事，库尔保时常是随兴而为，但如果是重要的事情，他就变成一个完美主义者。例如他迟至四十二岁才结婚，只为了要找寻一个完美的妻子。他一直等到那一个女子出现为止。

马丁·贝克则全然不同，他有个二十多年不成功的婚姻，与一个看来绝对不是他梦中人的人结婚。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离婚了，他想自己一定拖太久了。

这六个月里，在思考过一切后，他有时会怀疑离婚是不是一个错误。可能一个唠叨、烦人的妻子还是比没有妻子来得好些吧？

唉，想这些已经没有用了。他拿起花瓶中的花给了一位秘书，这个举动似乎令她很高兴。马丁·贝克坐回桌前，并且看了看四周，所有的东西都归位了。

他是否想向自己证明一切都没有改变？这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为了要尽快忘记它，他把红色的档案夹拉了过来。塑胶夹是透明的，所以他立刻看见这份档案是关于凶杀案的。这无所谓，处理凶杀案是他专业的一部分。不过这个案子发生在哪里？保斯街五十七号，几乎就在警察总部的门口。

通常他会说这与他或他的部门无关，这是斯德哥尔摩刑事调查局的事。有一刻，他有拿起电话的冲动，想找昆斯荷曼那里随便一个人，问问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者就把它装进信封里退回给寄件人。他冲动地想要采取强硬和严肃的做法——这种冲动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他必须用尽所有的力气去把它压抑下来。他看了看时钟以转移注意力。已经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但是他不饿。

马丁·贝克站起身，到盥洗室喝了一杯温水。

走回办公室的时候他注意到里面的温度变高了，而且有怪味。不过他没有脱掉夹克或松开衣领。他坐下来，拿出那些报告来看。

二十八年来的警察生涯教了他许多事，包括看报告的技巧如快速过滤重复和琐碎的事，也就是找出特定作案模式的能力——如果真有这种能力的话。

花了不到一小时他就仔细地看完整份文件了。大部分写得很差劲，有一些根本让人看不懂，而且有一些地方特别烂。他马上就知道这是谁写的了：埃那·隆警官。客气一点说，他似乎是在模仿他的同事，这位同事在其有名的例行交通报告中，曾写下诸如“街灯亮起，夜幕笼罩”之类的废话。

马丁·贝克又翻了翻那份报告，偶尔在某些部分停下来仔细看看内容。然后他放下报告，手肘撑着书桌，额头埋在手掌内。他皱着眉头，想着那些较明显的片段。

故事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每天都会看见却令人厌恶的：

十五天以前，也就是六月十八号，星期日，昆斯荷曼保斯街五十七号的住户曾经叫警察去那儿一趟。根据记录，电话是下午两点十九分打的。约两小时后，两个巡逻警察开着车到达那个地点。保斯街上大部分的房子距离斯德哥尔摩警察总部都不到九分钟的路程。不过这些耽搁是很容易理解的。首都的警力严重不足，而且刚好遇到放假期间，又是星期日；再说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们非常紧急。那两个巡逻警察，卡尔·克力斯辰森和肯尼思·卡斯穆，也已经到过那里，也和打电话来的人谈过了。那是一个女人，她住在面向街道的二楼，她告诉他们，这几天她都被楼梯间那股难闻的味道呛得很难受，她怀疑这个味道不寻常。

那两个巡逻警察马上就注意到那种气味。卡斯穆认定它是腐臭的东西造成的，根据他的说法，这种气味非常类似腐烂的肉所发出的恶臭。仔细用鼻子找了一会儿（也是卡斯穆），他领着那些人到了公寓一楼的门口。根据可靠的说法，这是单间的套房，一个年约六十五岁的男人住了一段时间，他的名字可能是卡尔·爱德温·斯维瓦。在门铃下面的硬纸板上有一块手写的名牌，上面有这个名字。由于这种味道可能表示有人自杀或自然死亡，或只是一只死狗（还是卡斯穆说的），或可能是个病人或求救无援的人，所以他们决定强行进入房间里。门铃似乎是坏了，而敲了几次门也没有任何的反应。他们尝试找房东或其他像守卫或管理员等可能有钥匙的人，可是都找不到。

结果那两个警察请求破门而入受到批准，于是就去请锁匠来，这又耽搁了半小时。

锁匠到了之后，发现门锁不能用铁橇穿过去，而且也没有投递邮件的缝孔。结果用了些特别的工具终于把门锁撬了下来，但还是不能把门打开。

现在已经超过克力斯辰森和卡斯穆平常下班的时间了，他们再次请求直接把门撞开。他们还问是否刑事调查局的人最好不要介入，结果他们收到很简要的回答说其他人都没空。而锁匠这时觉得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所以就先离开。

到了下午七点，卡斯穆和克力斯辰森从外面把铰链上的大钉子给敲了下来。不过他们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他们发现门是用两个坚固的金属螺钉和所谓的暗锁给锁死的，有一点金属的反光从门柱上照出来。又努力了一个小时之后，那两个警察进到了屋子里面，而在那里他们感受到一阵燥热，闻到了那个尸体的臭味。

在那个面向街道的房间里，他们发现了那个死者。他是躺着的，距离靠保斯街边上的窗户大约三码。旁边有一台开着的加热器——热气就是从这儿来的，加上现在炎热的天气，使得尸体胀到至少是正常人两倍的体积。那个尸体已经严重地腐坏，而且还长了一大堆蛆。

面对街道的窗户从里面锁着，而且遮阳板也是拉下来的。另一扇窗户在小厨房里，从那儿可以看到院子，上面紧贴着窗纸，看起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打开过了。里面的家具不多，装潢也很简单，整个房间的天花板、地板、墙壁、壁纸和油漆都像是年久失修的样子；小厨房和起居间里也只有几件东西。

从他们找到的证明文件上可以知道，死者是六十二岁的卡尔·爱德温·斯维瓦，他是一个仓库管理员，提前六年退休，全靠养老金过日子。

在名叫加斯塔森的刑事警官检查过之后，尸体就移到国立法医研究院做例行的解剖。

初步判断，这是个自杀的案件，不是因为饥饿、疾病或其他自然原因死亡。

马丁·贝克在他的夹克口袋里摸索着那个不存在的佛罗里达牌香烟。

报纸上没有任何有关斯维瓦的消息，这种故事实在太平凡了。斯德哥尔摩市的自杀率相当高，以往每个人都小心地避免谈论这档子事，一旦它被拿到了台面上，他们也会试着用各种掩饰方式和不真实的统计数字来带过，最常见的解释，也是最简单的就是：其他国家的统计数字都是骗人的。然而这些年来，就连政府的官员也敢高声或当众谈论这件事了。也许是因为到了最后，人们相信自己眼睛所见的比相信政客所做的解释要来得多了。而就算最后终于证明不是真的如此，也只会使这事变得更难堪。这个事件代表了这个所谓的福利国家其实到处都是病、老、贫、孤的人，他们吃的充其量不过是狗食，不管去世或病死在他们的狗窝里都没有人管。噢，这不关一般大众的事，更不是警察的事。

但是这还没完，提早退休的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的故事还有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