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

梅兰德双手扣在颈背后望着天花板;马丁·贝克靠在窗台,若有所思地看着梅兰德;勒恩只是呆呆坐着。

最后是马丁·贝克打破沉寂。

“妻子死后,埃里克松怎么样了?我是说,不是表面的,而是他的心理状态?”

“我不是心理学家,”梅兰德说,“也没看到专家的意见,就我所知,埃里克松在六一年九月返回工作岗位后,从来没去看过医生。也许他当时该去看看医生的。”

“可是事发后他整个人就变了,是吗?”

“是的。”梅兰德说,“显然他的心性有了变化。”

他把手放在斯滕伦格伦从各档案中搜集来的一大沓文件上。

“这些你看过没?”他问。

勒恩摇摇头。

“只看了一部分,”马丁·贝克说,“那个不急,我想如果你能为我们做简报,我们就可以很快有个清楚的概念了。”

马丁·贝克想称赞梅兰德一两句,可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知道梅兰德不吃这套。

梅兰德点点头,将烟斗放回嘴里。

“好吧,”他说,“埃里克松回来上班后,变得沉默寡言,什么事都往心里搁。其他同事鼓励支持他也没用,他们一开始对他很有耐心,知道他遭遇不幸,为他感到难过。可是他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会说一两句话,加上又不听别人说话,搞得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以前埃里克松人缘很好,大家大概希望等到最惨的时期熬过去后,他能恢复常态,可是埃里克松却每况愈下,越来越易怒、阴沉而刚愎自用。他开始寄出充满抱怨、威胁和指控的信件,一寄就是好几年。我想我们大概都收到过一两封吧。”

“我可没有。”勒恩说。

“也许不是寄给你个人,不过你看过他寄到制暴组的信吧。”

“看过了。”勒恩说。

“他先是向风纪处报告尼曼和胡尔特失职,他寄了很多次的控诉信,后来开始指责所有人失职,连其他地方的长官都被他参了一本。他打过我的小报告,还有你,马丁,对不对?”

“哦,是啊。”马丁·贝克说,“说我不肯重新调查他妻子的命案,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实上,我都忘了这号人物了。”

“大约在他妻子死后一年,埃里克松变本加厉到连分局主管都要求将他调离。”

“用什么样的理由?”

“那位组长是个好人,一直很包容埃里克松的作为,可是最后埃里克松实在太不像话了,组长总得顾及别人吧。他说,埃里克松无法与人相处合作,若将他调至更适合的分局,也许对他比较好。那位组长大概是这么说的,总之,埃里克松在六二年夏天被调到新辖区,他在那边人缘也不怎么样,而且新上司不像旧上司那么支持他,其他巡警对他也颇有微词,加上他又染上了一些恶习。”

“什么恶习?”马丁·贝克问,“变得很暴力吗?”

“没有,埃里克松不是粗暴的人,很多人认为他有点儿好好先生,他对每个人都很规矩。问题是,他太唧歪了,十五分钟可以搞定的事,他能磨上好几小时,老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打转。有时他会全然忽略上头的指示,去做些自认为重要却毫不相干的事。他会越权插手别人的工作,他批评同事,也批评长官,事实上他的那些报告和控诉信都是在写这些——说局里的人从下至上,小至警校生,大至分局局长,无一不失职。我想他八成也把内政部长骂进去了,因为当年内政部长是警方最高的长官。”

“他觉得自己很完美吗?”勒恩问,“或许他自视高人一等。”

“我说过我不是心理学家,”梅兰德说,“不过看起来他妻子的死,令他对整个警界心生怨恨,而不仅是对尼曼及尼曼的手下而已。”

马丁·贝克走回门边,一只手撑在档案柜上,摆出他的标准姿势。

“你是说,他拒绝接受警界是会发生这种事的地方?”他说。

梅兰德点点头,抽着已灭的烟斗。

“是的,至少我想他是那么认为的。”

“知道他这段期间的私生活吗?”马丁·贝克问。

“所知不多,他独来独往,在局里没有任何朋友。他结婚后就放弃警官培训了。他常去练射击,但除此之外,就没参加任何警方的运动项目。”

“他的人际关系呢?他有个女儿,现在几岁了?”

“十一岁。”勒恩说。

“是的,”梅兰德说,“他独自将女儿带大,两人住在他和妻子刚结婚时住的房子里。”

梅兰德没有孩子,但勒恩和马丁·贝克忍不住想,单亲的警察爸爸带孩子真的很辛苦。

“他有没有找人帮忙带孩子啊?”勒恩不可置信地问,“我是说,他去上班时怎么办?”

勒恩的儿子刚满七岁,过去七年里,尤其在放假及周末期间,他常讶异地发现,单单一个小孩子,有时竞能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占据两个大人所有的时间与精力。

“直到一九六四年,他都把女儿放在托儿所。由于父母都健在,埃里克松值夜班时,他们也会帮忙照顾。”

“然后呢?”勒恩问,“一九六四年之后呢?”

“之后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马丁·贝克说,然后用询问的眼神看梅兰德。

“是的,”梅兰德说,“他在当年八月被炒开除。没有人会想念他,任何跟他有牵扯的人都因为种种理由只想尽快将此人忘掉。”

“我们连后来他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吗?”马丁·贝克问。

“他在同年十月申请一份夜间守卫的工作,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得到那份工作,后来他就消失了。”

“他被解雇这件事,”勒恩说,“算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什么意思?”

“我是说,他是因为有太多毛病,还是因为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才被解雇?”

“其实骆驼本来就快垮了,可是导火线是因为他破坏规矩。八月七日星期五,埃里克松下午在美国大使馆外值勤,那是一九六四年反越战大游行举行之前。你们大概也记得,当时只留一个人固定在美国大使馆前监视,那工作大家都不喜欢,因为只是无聊地在外头走来走去而已。”

“不过当年咱们还是可以挥挥警棍的。”马丁·贝克说。

“我记得有个家伙很厉害,”勒恩说,“谁要是警棍能耍得像他那么好,保证可以进马戏班了。”

梅兰德懒洋洋地瞥了勒恩一眼,然后看看表。

“我答应萨加回家吃中饭,”他说,“能不能让我继续——”

“抱歉,我只是刚好想起那家伙罢了。”勒恩闷闷地咕哝道,“请说吧。”

“我刚才说过,埃里克松应该去监视大使馆的,可是他就是不。他找人到大使馆跟他换班,然后就逃班去。埃里克松在一个星期或更早之前,被派到费吉修夫街的某大楼去,那里有位门房死在地下室。那位门房把绳子套到锅炉房的管子上吊自尽,绝无他杀可能。警方在地下室一间上锁的房间里找到一堆赃物——相机、收音机、电视、家具、地毯、图画及各种当年偷来的东西。门房是负责把风的,几天后他们抓到把赃货藏到地窖里的那批人。其实埃里克松只用叫人来,也就是叫分局的人来,合力把那地区封锁起来,再把情况报告上去就行了。可是埃里克松觉得事情还没完,我记得他好像觉得门房是被谋杀的,还有他希望能抓到更多同伙。结果他没回大使馆,而是溜到费吉修夫街向居民四处打听,他真不该逃班。要是平时,也许不会有人注意到,偏偏算他倒霉,当天下午大型示威活动就在大使馆前展开了。那天的两天前,也就是八月五日,美国对北越实施攻击,在沿海地区投弹,因此大使馆前聚集了好几百人,抗议美国的侵袭。由于示威来得突然,大使馆自己的安全人员措手不及,而咱们这位埃里克松又不知去向,所以警方过了好久才赶到。示威的过程很平和,人们高喊口号,举牌站在四周,他们的代表走进大使馆,将写好的抗议声明书递交给大使。可是你们也知道,一般警察并不习惯处理示威活动,他们把它当暴乱来处理,结果搞得鸡飞狗跳。一大群人被拖进警局,有些被整得很惨,他们把这一一切全怪罪到埃里克松头上,由于他严重失职,因此立刻被解雇,几天后便正式离职,下台一鞠躬了。”

梅兰德站起来。

“我梅兰德也要下台一鞠躬了,”他说,“我可不想错过午饭,希望各位今天不要再来找我,不过如果需要的话,各位知道我会在哪儿吧。”

他把烟草袋和烟斗收起来,穿上外套,马丁·贝克走过去在他的椅子上坐下。

“你们真的认为尼曼是埃里克松杀的吗?”梅兰德站在门口问。

勒恩耸耸肩,马丁·贝克没搭腔。

“我觉得不太可能。”梅兰德说,“他要杀尼曼的话,早该在他老婆死时就下手了。十年了,恨意和报复之心应该会渐渐淡化的。你们查错方向了,不过祝各位好运,再见。”

他离开了。

勒恩看看马丁·贝克。

“也许他说得没错。”

马丁·贝克默默坐着,不经意地看着桌上的文件。

“我在想梅兰德的话。有关埃里克松的父母,也许他们功在还住在十年前的地方。”

他开始用心去看那堆文件。勒恩什么都没说,冷眼看着他。

马丁·贝克终于找到他要的资料了。

“这是住址,在西洁特的葛拉索德拉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