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那个吉凶未卜的十一月，一方面，我很不情愿目送玛丽·贝斯特离开我的诊所，去海军当一名护士，但另一方面，我也很高兴地迎来了从前的护士爱玻；她的丈夫受召去服十八个月的预备役，爱玻于是又搬回北山镇。她搭火车从缅因来，与之同行的还有她四岁的儿子山姆，爱玻的样子与上次分别时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我生命中最多姿多彩的两个年头就这样开始了（年老的山姆·霍桑医生停下来，擦去眼中的什么东西，这才接着讲了下去，面前的客人若是没有看错，他擦去的无疑是一滴泪水）。

我抵达北山镇后不久就雇用了爱玻，那时候她三十来岁，身材丰满，性格开朗。现在她已年近五十，婚姻美满，成了个快活的妇人，还生下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小男孩。我无疑应该喜欢这个孩子，因为山姆·穆尔霍恩跟了我的名字；和他在火车站才玩耍几分钟，我就与这孩子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爱玻，真高兴看见你回来。”我诚心诚意地说道。

“我没有把别人挤得失业吧？”

“当然没有！”我保证道，“玛丽去参加海军了，我的诊所实在缺人。她能安排你接手，可真够有心的。”

爱玻点点头：“海军要走了玛丽，也要走了我家安德烈。”她紧紧握着小山姆的手，我领着他们走进停车场。到我那辆别克车停放的地方。看了车子，爱玻禁不住笑了：“山姆，好漂亮的车啊，你那辆响箭跑车我还记忆犹新呢。”

“那时候我还年轻。”我打开后备厢，把她的行李放进去。

“唉，谁不是呢！”她帮小山姆坐进前排乘客座，然后自己也坐了进来，我则坐到了方向盘后面。她租了一套漂亮的公寓，离我在医院的办公室不过几个街区，我开车把她从火车站送到了公寓。

我和一位靠得住的女邻居安排好了，爱玻上班的时候南她照看小山姆，要是那位女士腾不出手的话，爱玻可以把小山姆带到办公室。爱玻不想带着儿子驾车从缅因长途跋涉来北山镇，因此下个星期有位朋友会把车开来，同车的还有爱玻的更多衣服和其他物品。

我帮她安顿好，然后请她明天到我家吃感恩节大餐。“你和儿子总不能单独过感恩节吧。”我努力说服她。

“噢，山姆，我们上周已经过了感恩节！”我们有两年总是搞混感恩节的日期，这让大家分外恼火，因为罗斯福总统把感恩节挪到了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四，而不是原先的第四个星期四。

我只是笑了笑：“呃，那就庆祝两次好了。北山镇的很多百姓就是这么干的。”

就这样，爱玻在投身于办公室的各种日常杂事前，先带着小山姆和我庆祝了第二个感恩节。那天晚上，美餐一顿过后，她的儿子在我家客厅沙发上睡了过去，她说：“给我讲讲，到底发生了些啥事情。我知道你和玛丽有段时间走得挺近。”

“是啊，”我叹息道，“我们的关系到了一定的地步，但谁也不愿意更进一步了。希望这不是她参加海军的原因，但无疑也起了作用。”

“还有其他人吗？”

这个问题惹得我笑了起来：“镇外往辛恩隅去的路上，有位女兽医新开了家动物诊所。她叫安娜贝尔·克里斯蒂，诊所叫安娜贝尔的方舟。我们关系不错，但没别的了。”

“犯罪率呢？你仍旧经常救蓝思警长于危难之中吗？”

“呃，警长是个好人。他会高兴看见你回来的。只要力所能及，我还是经常帮他。”

“山姆，你太谦虚了。你一直都这么谦虚。你的病人如何？有什么特别的吗？”

“有个叫彼得·哈斯的荷兰人，声称他老婆是疯子。镇上没人能治好她，但他也不肯把她送走。我明天上午要去看他，你愿意一起去吗？”

“有多疯？他把老婆锁在阁楼上不成？”

“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如此。”

彼得·哈斯夫妇从巴黎来到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希特勒的崛起，将要降临在欧洲头上的不祥未来，这些都令他们心惊胆战。哈斯做的是钻石生意，过去大概挣了不少钱，否则恐怕没法和妻子住进北山镇最大的几幢宅邸之中，这是一栋奢华的维多利亚式大屋，建造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地下室里有厨房仆人住处，屋后还有一间小车库。两人单独居住，有位女仆每天来打扫卫生和做饭。

传统感恩节的第二天，星期五早晨，到门口迎接我们的是哈斯本人。他瘦高身材，头发正在日益稀疏，戴一副金属框的眼镜，说话时总要摘掉。我看过他的医学记录，他今年四十四岁，妻子凯瑟琳尽管只有二十九岁，可看起来却老得多。我从一年前开始为凯瑟琳治疗神经衰弱，但她的病情一直在持续恶化。我察觉到一丝歇斯底里的倾向，提醒过啥斯先生，让他去波士顿向执业的精神病医师寻求帮助。

今天，我为爱玻介绍他的时候，他显得格外心烦意乱：“她在剥她房间里的墙纸，霍桑先生，我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才好。”

“让我先看看再说。”

他领着我们上了两段台阶，来到三楼的一个房间；自从十月份他两次发现妻子半夜裸体在花园中奔跑后，这里就成了凯瑟琳的寝室。“凯瑟琳，”他打开门锁，嘁道，“霍桑医生来看你了。”

“请进！”她大声叫道，音调有些过于欢快。

我们走进卧室，我感觉自己像是第一次看见这个地方，就仿佛在透过爱玻的双眼观察。宽大的双人床的床头抵着墙壁，左右各有一扇带栏杆的窗户，窗外能看见后花园和车库。我们的左手边还有两扇正对着镇中心的窗户，也同样镶着栏杆。有一扇窗户开了条小缝换气，所有的窗户都装着拦截夏日蚊虫的纱窗。我们左手边的墙壁没有任何装饰品，和其他几面墙壁一样，都贴着褪色的黄色壁纸，上面印着实在不甚好看的花纹图案。壁纸有好几处被剥开了，悬在墙上，露出后面光秃秃的石膏板。房间里除了床以外还有一个床头柜、一把直背椅和一个衣橱。

凯瑟琳·哈斯直挺挺地坐在大床的正中央，身穿一件粉红色长睡衣，在喉咙口扎了个蝴蝶结，与那张沟壑丛生的憔悴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毫无疑问，她有病。“我在等你，医生，”她立刻开口说道，“我有一整套新的症候群要告诉你。”

“让我先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再说。”我拿出听诊器，听了她的心音和肺音。脏器似乎没什么异样，体温也很正常。我们聊了几分钟，我把爱玻介绍给她，然后说道：“来，给我们说说你的问题。”

“主要是做梦，医生，我每天夜里都做梦，不是美梦，是噩梦。我梦见这些墙壁里有个囚徒，就在壁纸后面，她拼命抓挠壁纸，想找到一条出路。”

“壁纸就是这样被撕破的？”我问。

“应该是的，我记不清了。”

我们继续聊了几句，我开了一张新处方，但除了安慰她以外并无太大实质作用。走出房门，我望着彼得·哈斯锁门，问他道：“真有这个必要吗？把她锁在房间里只能让事情更加糟糕。”

“你没有在半夜三更追着她跑过花园，”他的回答直截了当，“但我不同。”

“天哪，那就送她去波士顿吧！”我有些动怒，“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好医生。”

“我认为她在家能恢复得更好。”哈斯紧张兮兮地捋着头发。

“怎么个恢复法？把她关在阁楼房间里？”

爱玻第一次开口说话：“哈斯先生，房间的窗户为啥要装栏杆？”

他叹了口气，遇到一个能够回答的问题，他像是如释重负：

“据我所知，这个房间最初是育儿室，后来改建为孩童的游乐室。屋主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安保设施，方便在紧急情况时召唤仆役，那些栏杆是为了防止孩子爬上屋顶。”

“我懂了。”

他忽然领悟了这个问题的真正含义：“你难道认为是我安装了那些栏杆？”

“只是好奇而已，”爱玻答道，“这房间怎么看怎么像牢房。”

荷兰人扭头瞪着我，眼中喷出怒火：“这位女士是在存心侮辱我吗？”

我尽量安慰他：“当然不是了。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妻子，没别的意思。她需要的治疗不是我能够给予的。”

走到正门口的时候，他已经平静了不少：“医生，你何时再来？”

“星期二上午，看看新处方是否起效。”

坐回车里，我不得不听爱玻谈论她对事情的看法：“山姆，你不能允许这可怜的女人再遭受如此折磨了，一天也不行。这简直就是——就是我读到过的一个故事。大概在我带来的某本书里。”

驶回办公室的路上，我摇着头答道：“我想不出任何法子了。”

“波土顿有没有谁愿意来北山镇跑一趟的？”

我突然想起了一位当初念书时的同班同学，他后来从事的正是精神病医学——道格·弗雷——我几年前难得度假时曾拜访过他。“我想到了一个人，但他身在纽约。”

“能找个周末来一次吗？”

我思考着这个想法。道格·弗雷和我差不多，都是遇到挑战就兴奋的那种人。他多半愿意来北山镇走一遭。“我问问他。”我最后答道。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打电话联系到了纽约的道格，他答应下周六下午搭火车到斯坦福德，只要别在十二月刚冒头的时候就刮暴风雪。我去火车站接他，然后开两个钟头的车到北山镇。他在我家住上一夜，星期六再搭火车回纽约。另外一方面，爱玻还提出了一个建议。

“她一个人待在那个房间里，太孤单了。难怪会想象出墙纸这个那个的。能不能给她弄只宠物？一只猫怎么样？猫让人心情愉快。”

“这主意不错。”我赞同道。

那天晚上，我请安娜贝尔·克里斯蒂去北山客栈吃饭。占旧的法瑞之家早巳拆除，这是北山镇唯一称得上乡村客栈的地方。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们的谈话马上就转到了战争新闻方面。这个月的英格兰很不好过，考文垂被德军轰炸机夷为平地。大不列颠和意大利的战舰在地中海的撒丁岛附近爆发了海战，结果还没有传出来。

安娜贝尔那天晚上格外动人，她身穿浅棕色的礼服，与金色头发和栗色眼眸非常相配。你很难相信我认识她不过十个星期，起因是安娜贝尔的方舟——她的宠物医院——发生了一起异常事故。吃饭的时候，我把凯瑟琳·哈斯的问题讲给她听：“我的护士爱玻觉得宠物猫或许能帮助她恢复健康。方舟里现在有无家可归的流浪猫吗？”

“我有一只顶漂亮的小母猫，刚几个星期大。它在方舟里诞生，主人送给了我，抵了一部分账单。我管它叫毛球，但名字随便你换好了。它通体漆黑，只有爪子是白的。”

“你认为呢？会有帮助吗？”

她耸耸肩：“也许吧。”

“我觉得她的丈夫很可怜。”

安娜贝尔轻蔑地说：“把老婆锁在房间里的男人都该吃几记马鞭，而不是得到怜悯。”

“我的朋友道格下周末过来，希望他能给出一些建议。”

星期一早晨，我取了那只小猫，把爱玻留在办公室里，独自驾车去了哈斯家。凯瑟琳仍旧被锁在三楼卧室中，看起来和上周没有多大不同。我把黑身白爪的小猫递过去，她看起来打心眼里高兴了起来。“是你的了，”我告诉她，“随便你起名字。”

“我该怎么感谢你呀，霍桑医生？谁也没有待我这样好过。”

“你要是能好起来，就是最大的谢礼了。这两天按时吃药吗？”

她瞥了一眼站在门口的丈夫：“吃了，我觉得挺有效。”

“还做梦吗？”

“不……不做了，前几天晚上我都没有做过。”

在我看来，与上周五来探访时相比，有更多处黄色壁纸被挠破了。我们回到楼下，让凯瑟琳在床上逗弄小猫。“她又在撕壁纸了。”我说出我的看法。

他点点头，叹道：“她矢口否认，坚持说墙纸后面有个女人，挣扎着想逃出来。她肯定还在做相同的梦，只是不承认而已。”

我伸手按住他的肩头，安慰道：“我有位朋友，是医学院时候的同班同学，他是精神病专家，在纽约城执业。他下周末来探望我，我想请他看看凯瑟琳。说不定能帮助她。”

他犹豫片刻，然后点头同意道：“很好，要是你觉得有用，那就这样吧。”

“星期六，我的朋友到了以后，我给你打电话。他名叫道格·弗雷。”

十二月的第一周，北山镇的医院和医务人员忙得不可开交。

随着日子进入十二月，温度陡降，白雪纷飞，每年的感冒和流感高发期也就开始了。尽管小儿麻痹症的流行季已经过去，但神经紧张的父母仍旧有足够的理由为孩子担心。在这么繁忙的一周中，爱玻和我都没太去想哈斯夫妇的事情。

直到周五下午，道格·弗雷明天就将抵达北山镇，爱玻这才记起她要拿给我看的那个故事，这个故事收在一本二十年前的选集中，选集名叫《美国当代名篇》，由作家威廉·迪恩·霍威尔斯编辑。故事名叫《黄色壁纸》，作者是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其情节与凯瑟琳·哈斯的际遇不无相似之处。

“这故事够吓人的，”读完，我这样说，“希望我们能拯救哈斯夫人，别让她遭遇那么可怕的命运。”

“是窗户上的栏杆和壁纸让我想起了这个故事，感觉它仿佛在北山镇成了现实。”

“这个巧合够古怪的，”我不得不承认，“能把书借给我吗？明天还你，我想让安娜贝尔读一读。”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我让安娜贝尔读了这个故事，她的反应却与爱玻和我的迥然不同。她合上书，放在桌上：“你们难道只把它当做一个恐怖故事吗？”

“难道不是？”

“山姆，这是一个关于女性意识的故事，其主角是一位受到男权囚禁的女性。她想象的受困于壁纸花纹中的女性，实际上是无名叙事者本人。她的丈夫对待她仿佛对待孩童，对她的渴求毫无回应。她在诞下孩子之后受到抑郁症的困扰，这并不稀奇，而她丈夫却用最糟糕的方式对待她。”

我听得懂安娜贝尔的意思，她说的或许很有道理。“你不该浪费时间做兽医。”我的话只有一半是在开玩笑。

星期六早晨，天很冷，但阳光充足，我开车去斯坦福德的火车站接道格·弗雷。我们都刚四十出头，但我能够看得出，自从上次分别以来，他的头发灰白了不少。我这样说的时候，他哈哈大笑道：“这对我的生意大有好处。人们不喜欢把最隐私的秘密告诉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每次看见又多了几根白发，我就把每小时的费率提高一点儿。”

“你对战争怎么看？”上路后，我问他，“我诊所的护士最近加入了海军。”

“美国会参战，”他预测道，“一年之内。但你我都过了四十岁，征兵令恐怕不会包括咱们。现在，跟我说说你那位患者。”

“到办公室给你看她的病历。凯瑟琳·哈斯，二十九岁，但看起来老得多。几年前，希特勒刚对欧洲其他地区形成威胁的时候，她和丈夫从巴黎搬来北山镇。他们买下了镇上最大的一幢维多利亚式府邸，但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一年前，我开始为她治疗中度抑郁症，但她的情况不停恶化。她光着身子半夜在花园里乱跑了几趟后，丈夫把她锁在了三楼的房间里，房间的窗户镶着栏杆。我几乎从一开始就推荐他去波士顿看精神科医生，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我不清楚你去他会有什么反应，但至少他同意了让你见凯瑟琳。”

道格在座位上不舒服地动了动。他在中央车站乘上火车，已经坐了一个多钟头，接下来的旅程还更长。“真是不幸啊，很多人到今天还觉得我们是巫医的同类。弗洛伊德和荣格毕竟不是梅奥兄弟。”

“感谢你这么老远跑一趟，道格，我会为占用你的时间而做出补偿的。”

弗雷挥挥手，拒绝了我的好意：“偶尔来乡间走走也不错。在曼哈顿，有太多患者因为跟不上过快的节奏而精神错乱。他们实在不适应大城市的生活。”他透过车窗望着荒野，这儿那儿的有一两块积雪，“我想不会遇到什么大问题的。”

尽管我的诊所在周六只开业半天，爱玻过了中午就可以回家，但我们进屋时，她还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我在等我的朋友爱莲，她开着我的车，带着我的东西来。”爱玻解释道，“我很快就离开。”

“我觉得玛丽的归档体系挺好用的。”我看着她桌上那堆文件夹说。

“的确如此，但大家做事的手法各不相同。我和安德烈管理旅馆的时候学了不少。”

我给道格解释，爱玻的丈夫受召去海军服预备役，我们三个人于是聊了起来，直到爱玻的朋友把车开进停车场为止。她们离开之后，我在那堆文件夹里找到凯瑟琳·哈斯的病历，拿给道格看。他读了两次，表情严峻而认真。“咱们还是现在就去吧。”他下了决定。

“不先吃午餐吗？”

“不着急。”

去哈斯家的路上，他向我问起爱玻。“我刚来北山镇开业的时候，她可帮了大忙，”我告诉弗雷，“她变了不少，做事情自有一套，不过挺好。她能回来帮我，算是我运气不错，尽管只有短短十八个月。”

“按照欧洲战争的发展势头，她丈夫或许要离开更长时间。”

为了爱玻，我诚心希望弗雷是错的。

彼得·哈斯在正门口迎接我们，连声请我们赶紧进屋。“很高兴遇见你，弗雷医生，”等我作过介绍之后，他说，“很抱歉，我妻子今天格外不好。”

“出什么事情了？”我问。

他领着我们穿过门厅，爬上楼梯，我瞥见他们家的女仆在打扫客厅。“她不肯让我进房间，说要是我开门，她就躲到壁纸里去。”

到了三楼的房间，我敲敲门：“凯瑟琳，你在吗？”

“走开！”她在上锁房门的另外一侧说，“别进来。”

“凯瑟琳，是我，霍桑医生。”

“我知道你是谁。走开。”她的声音很低，但离得不远。

“我有一位朋友从纽约来。我认为他对你会有很大帮助。”

“不！”她几乎嘶喊起来，“他会把我关起来的！”

“你现在不是已经被关起来了吗？”我努力隔着房门跟她说道理，“弗雷医生能帮助你。”

“壁纸——”这个句子说到半截，被一声短促的惊叫声打断了。

我扭头问她的丈夫：“跟她说不通道理。你还是打开房门吧。”

哈斯深吸一口气，把钥匙插进了锁眼。一听见门闩移开的声音，我就转动门把手，推开了房门。我立刻注意到有更多的黄色壁纸被剥开了，大块大块地悬在石膏墙板上。

房间似乎是空的，我连忙去看门背后，哈斯和道格也走进了房间。“她肯定藏在床底下。”哈斯说。

但床底下并没有她的身影，哪儿也找不到她。黑身白爪的小猫端坐在被子中央，是房间里唯一的活物。

我打开衣橱，里面只挂着一件礼服和一身睡衣。我绕着房间走了一圈，边走边敲打实心的石膏墙板。我试了试窗户，但栏杆和纱窗都很牢靠。

这时候，我回头望向正对窗户的墙壁，见到的东西令我背脊发冷。凯瑟琳·哈斯模糊了的面容正在壁纸牢狱中死死地盯着我。“要我说，这是水彩画的。”一小时后，蓝思警长端详着壁纸上的面孔说。确认凯瑟琳·哈斯确实在这个大门上锁、窗户有栏杆的房间中陡然消失后，我立刻通知了蓝思警长。“哈斯先生，你的妻子会画画吗？”

“好些年没动过笔了。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是在巴黎了，她曾经沿着塞纳河一路画水彩画。”

等待警长的那段时间里，道格和我排除了所有的可能性。我们从顶到底搜查了这幢屋子，对三楼的储藏室格外上心，但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凯瑟琳·哈斯就仿佛从未存在过那样消失了。

和我一起仔细检查凯瑟琳的房间时，道格困惑得不停摇头：

“没有她的任何东西！没有个人物品，没有书籍，没有化妆品，连一面镜子也没有！”道格怒气冲冲地扭头瞪着凯瑟琳的丈夫，他站在门口看着我和道格忙碌，“你总允许她上厕所吧？”

“那是当然。我每天都把她领下楼好几次呢。她和我一起吃饭。我只是不放心她离开我的视线，所以才把她锁在楼上的。”

“可她现在去了哪儿呢？”

“我不知道，”他承认道，“也许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希望那是一个更好的世界。”

他给了蓝思警长同样的回答，警长不比道格·弗雷更加满意：

“哈斯先生，你有没有杀死你的妻子？”

“什么？当然没有！我怎么可能！这两位先生从头到尾都和我在一起。”

“我指的是先前，”警长瞥了我一眼，“医生听见的说话声也许来自录音机之类的装置。”

但我拒绝接受这种可能性。“她隔着门直接与我对话，”我指出警长的漏洞，“我说话，她答话。我们简短地聊了几句。”

我们几个人重新检查那个房间。戳弄、按探床铺，把床架从墙边搬开。我们在衣橱里找到一个隐藏的隔间，从墙上拉了出来，可里头也还是空空如也。蓝思警长有了新的见解。我把我和凯瑟琳隔着门说话时我们站立的位置指给警长看，他说道：“哈斯先生，你不会凑巧懂得腹语术吧？”

“当然不懂！”

我不得不帮他说话：“那的确是他妻子的声音，我敢拿我这条命跟你打赌。她当时在房间里，但一转眼就不见了。”

我们下楼走进客厅，坐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董椅上，蓝思警长显然很不舒服。他用手指摸了摸银质茶具，我看着他满脸不悦地擦去沾上的灰尘。“女仆呢？”他问，“我瞥见她进门来着。”

“她肯定在楼下的仆人房间里。”哈斯答道。他走到墙边，大声喊道：“萝丝，能上来一下吗？”

我没有听清她的回答，但当年轻的女仆现身时，我一眼认出她是萝丝·韦斯特，本地一位五金店老板的女儿，去年六月高中毕业。“萝丝，你好啊？”我打招呼道，“不知道你在这儿帮工。”

“你好，霍桑医生。我在攒上大学的钱。上午在我父亲的店里打工，下午两点到六点来这儿，打扫房间，帮忙准备晚餐。”她的眼神从我移向蓝思警长，最后落在彼得·哈斯身上，“怎么了？哈斯夫人出什么事情了吗？”

“她失踪了，”萝丝的雇主解释道，“凯瑟琳不见了，我们找不到任何线索。”

萝丝惊讶得张大了嘴：“希望她别伤到自己。”

“这就难说了，”蓝思警长说，“你来的时候有没有见到不寻常的事情，任何方面的不寻常事情？”

她摇着头说：“所有事情都很正常。我没看见哈斯夫人。”

“你有没有去过三楼的房间见她？”

“有时候她不肯下楼吃晚餐，我只好给她送上去。哈斯先生也一起上楼，他要开门锁。”

“警长，你打算怎么处理？”我问警长，“情况超乎想象。”

他只能耸耸肩，答道：“啥也做不了，医生，我看不出这里曾经发生过任何罪案。”

“有位女士失踪了！”

“失踪人口。她也许从栏杆间挤出了窗口。”

“警长，栏杆的间隙仅有几英寸，”我指出事实，“更何况还罩了一层纱窗。”

“等一天再说。我想她会出现的，而且还挺健康。”

离开的时候，哈斯说：“你还是把小猫带走吧，现在没人照看它了。”

驾车回家的路上，我只能连声向道格说对不起：“看起来让你白跑一趟了。”

“没关系。能找个借口逃出大城市就很不错了。”

安娜贝尔·克里斯蒂坚持要为我们做顿饭，我和道格在她的公寓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我想把小猫还给她，但她认为我该养着它。“你可以管它叫华生。”她建议道。后来，她提到黄色壁纸的故事，道格非常想一睹为快。

“怎么样？”等道格读完，安娜贝尔问道，“这个故事写的是癫狂还是女性的屈服？”

道格能觉察到关于这个话题曾经有过争执。他答得很巧妙：

“两者兼有，我觉得。”

第二天在火车站，我与道格握手话别。“记得告诉我事情进展，”他说，“需要的话我可以再来一趟。”

“多谢了。”

“还有，山姆——”

“什么？”

“安娜贝尔·克里斯蒂是个好姑娘。”

星期一匆匆而过，周二亦然，消失的凯瑟琳·哈斯音讯全无。我给萝丝·韦斯特打电话，她说今天去哈斯家帮佣的时候，彼得·哈斯显得十分冷漠且心事重重。他吃得很少，甚至还提到他不久后也许就将离开北山镇。

蓝思警长那儿的消息稍微有意思一些，尽管对解决疑案本身并无多少帮助。在查找凯瑟琳·哈斯来到北山镇之前的背景资料时，警长发现了一些颇堪玩味的事实。“在欧洲从事钻石生意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父亲，”警长在电话上这样说，“她父亲十四年前过世，把钱交给第三方托管，等凯瑟琳三十岁后再给她。每个月一号都有一张支票从瑞士的某家银行存入她的账户。”

“这么说，是她的钱在供两人日常开销喽？”我边思考边说，“这就有意思了。假如她在三十岁前过世，托管的钱该怎么处理呢？”

“全部捐给西班牙的一家女子修道院。难怪啥斯要把老婆这样关起来。他害怕她会跑掉。”

“有这个可能性。”但突然间，另一种可能性跃入脑海，“她在三十岁生日时能得到多少钱？”

“那些瑞士银行不肯泄露这样的秘密，可以确定的是，不到一定的数量，他们是决计不会协助处理的。”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有她的任何消息吗？”

“完全没有。我向警察部门和新英格兰地区及纽约的所有治安官办公室发了失踪人口报告。”

“估计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不认为她离开过那幢屋子。”

“那她在哪儿呢？”

“我也想知道。”

爱玻终于按照她的意愿整理好了文件；我挂断电话的时候，她有一大堆问题想请教我，其中之一与凯瑟琳·哈斯有关系：“她档案夹里的这些法语文件是什么？”

“她的病历。他们从巴黎搬来的时候，凯瑟琳随身带来的。我的法语不太好，但也无所谓。她当时很健康。”

爱玻端详着最顶上的一页纸：“安德烈和我刚结婚的时候，教了我不少法语。我大部分都能看懂。”隔了一会儿，她说，“你好像说过，她在那个房间的墙上画了一幅自画像？”

“看起来是的。哈斯说早先住在巴黎的时候，她沿着塞纳河一路画水彩画。”

“这就怪了。你看这儿。”她把第二段的一个法语单词指给我看——daltonien。

我摇摇头，问：“什么意思？”

“色盲。”

“色盲？”

“色盲患者的确也有可能成为画家，但为数实在不多。她有没有对你提起过这件事？”

“没有。而且直到最近她看起来都很健康。”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还在思考凯瑟琳·哈斯是怎么离开那个房间的，又躲到了哪里去。到了晚上，我终于拨通了蓝思警长的号码。

“我要去见哈斯。你愿意跟我去逮捕他吗？”我问。

“哈斯谋杀了他的妻子？”

“是的。”

“我就知道。我来接你。”

去那幢维多利亚宅邸的短短车程中，我一句话也没有告诉警长。我们沿着马路开过几幢屋子后停车，步行走完剩下的那段距离，但没有去那幢大屋，而是绕到后面走向车库。虽说只是出于推测，但我看不到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门没有锁，我们轻手轻脚地进去。我听见二楼传来说话声。我和警长走上楼梯，木板的吱嘎声泄露了我们的踪迹。

彼得·哈斯立刻出现在楼梯顶端，手持一柄左轮手枪。“是谁？”他喝问道。

“山姆·霍桑和蓝思警长，彼得，把枪收起来。”

另外一个人出现在门口。站在哈斯背后，正是那位失踪的女士。她的手惊恐地掩住了嘴巴。

蓝思警长扭头问我：“你不是说他杀了老婆吗？”

“毫无疑问。但这女人并不是凯瑟琳·哈斯。”

我仿佛念了什么咒语，又或者是因为哈斯发觉大势已去，他放下左轮手枪，转身回到房间里，我们跟了上去。曾经被认为是凯瑟琳·哈斯的女人提出了那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和警长随着哈斯和那女人走进楼上的小房间，蓝思警长接过哈斯手中的枪。“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我承认道，“我完全走错了方向，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是怎么离开那个房间的，而不是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你为何要离开那个房间。警长和我的护士爱玻提供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警长告诉我，凯瑟琳·哈斯有一笔信托资产，要到三十岁后才能领取。你们这些年一直靠这笔钱过活。接着，正在整理文件的爱玻找到了一页法语的旧病历，上面说凯瑟琳·哈斯是色盲。色盲画画，尽管罕见，但并非不可能。这让我想起她在壁纸上留下的自画像。她拿什么画的呢？房间里既没有颜料也没有画笔，也没有化妆品，连镜子都没有。一个没有颜料和镜子的色盲画家恐怕是画不出一幅自画像的。还有别的疑点。这位女士比凯瑟琳自陈的二十九岁要老。还有，上锁的房间、有栏杆的窗户、撕开的壁纸，这些东西的灵感显然来自一则五十年前的短篇故事。”

蓝思警长越来越不耐烦：“她的真实身份暂且不论，她是怎么逃出那个房间的呢？又是为了什么要费事演这么一出戏？”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动机是这整件事情的关键。如果假设哈斯在来美国之前已经谋杀了真正的凯瑟琳，接下来发生的就容易理解了。凯瑟琳每个月都从信托基金中收到一笔大额汇款，对哈斯而言，能够继续收到这笔钱至关重要，必须想办法让凯瑟琳显得还活着。伪造凯瑟琳在支票上的背书签名并不难，他肯定有很多样本可供参考。迁居美国使得他可以避免接触认识真凯瑟琳的家人和朋友。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在威胁他——真凯瑟琳的三十岁生目就要到了。瑞士的那家银行会要求提供凯瑟琳的身份证明，比方说指纹，然后才会把那笔信托基金全额交给她。哈斯希望所谓的精神问题能拖延她的露面时间，但我坚持要让弗雷医生来检查凯瑟琳，他们知道这条路行不通了。凯瑟琳必须失踪，容他们筹划出下一步计划。其他的方法都行不通。如果伪造凯瑟琳的死亡，那笔信托基金就将被转给一群西班牙修女。”

“为何不简简单单地让她离家出走呢？”警长想知道原因。

我朝哈斯的方向瞥了一眼。他站在那里，紧闭双眼，仿佛还不想接受现实。“她不能一直失踪下去，否则哈斯就会成为杀妻嫌犯。巴黎那些事情将会重演，他不得不因此离开法国，带着新凯瑟琳·哈斯来到美国。通过现在的处理方法，他们制造出一起谜案，甚至有可能是超自然事件，给他们争取到了时间。”

“那么，她是怎么失踪的呢？”蓝思警长旧话重提。

“道格和我来到三楼房间的门口时，她已经离开了那个房间。”

“但你不是隔着房门和她说了几句话吗？”

“这种带仆人住处的大型旧宅，肯定有办法在需要时召唤仆人。多数屋子使用钟绳，也有采纳船用对讲系统的。你告诉过我们，这家人装了安保设施，孩子出了紧急情况可以立刻呼叫仆人，我想那种对讲系统就是其一。通话管道就装在门里，大声对着它说话，你那位凯瑟琳的声音就仿佛来自房门另一侧。早该想到屋里有这么套装置的，因为周六我们见过哈斯召唤女仆，但当时我们只看见他走到墙边，大声呼喊，没意识到他在干什么。”

“我们搜查房间的时候为何没有发现通话管道呢？”

“这就是撕掉更多壁纸并任其悬挂原处的真正原因。其中一块壁纸恰好遮住了通话管道，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

假凯瑟琳开口说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做错了什么吗？”

“除了墙上那幅可疑的自画像，只有一个地方。星期六我和道格·弗雷到哈斯家的时候，我一眼瞥见有个女仆在打扫客厅。但那并不是后来被我认出的萝丝·韦斯特。警长大约两点钟看着她进屋的，那才是她的正常上班时间。我还注意到，客厅里仍旧有不少灰尘。你只是穿成女仆的样子在楼下活动，等待我们走到方便你使用通话管道的地方。然后，你赶忙跑进车库躲起来，所以道格和我在警长和真女仆到来前搜查屋子的时候没有见到任何人。”

当局扣押了彼得·哈斯和假凯瑟琳，通知了那家瑞士银行和巴黎警方。但巴黎在六个月前就已陷落德军之手，没有任何人对此案表示出兴趣。哈斯坚称真凯瑟琳死于事故，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他说的是假话。两人被释放后马上离开了北山镇，据说瑞士那家银行雇用的侦探后来找到他们，追回了信托基金中已经给付的款项。

我留下了那只名叫华生的小猫，因为它让我时刻想起安娜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