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死者的头到哪里去了呢？”

“这个嘛……至今都还没有找到，仿佛彻底消失了一样。要是能找到的话，或许还能查明些情况，可是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吉敷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尸身上没有头……当时警方对此是如何解释的？”

“什么如何解释的？”

“凶手为什么要砍下死者的头？”

“警方对此未做任何说明。”

“什么都没说吗？”

“这件事估计他们连想都没想过。”

“怎么会！这种事根本不可能。”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吉敷心里已能猜出个大致情形。他以前曾参与过分尸案的调查，一说到分尸的理由，总会以一句“便于搬运”来敷衍，参与搜查的其他人也不会去深究原因。

“律师是怎么说的呢？”

“律师根本就不考虑这件事。我曾经和本井律师详细说过这事，结果却被他取笑了一番。后来这起案子在盛冈有些名气了，不少人这样那样地说了一大堆，或许该说是推理吧。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本井律师都会说：‘外行人，瞎说什么？这可不是在玩侦探游戏，白痴！’根本不把那些人的话放在眼里。”

诚然，警察在与普通人打交道时，普遍存在一种高人一等的想法。吉敷自己也一直被这种想法困扰。如果案件本身再多少带点离奇色彩，事件本身比较繁复纠结的话，调查时便会觉察到外行们跃跃欲试的倾向，并选择有意识地无视。身为警察，一旦遇到情况与前例有异，哪怕自己主观不想，也会东拼西凑地找些理由来否定。但吉敷一般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对疑点进行深究，而且无一例外地收到了实效。

“你怎么看？觉得这一点重要吗？”

女人如此问道，不知她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这种事怎么可能不重要？吉敷甚至觉得这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信息。不过吉敷如今已成熟了不少，虽然心中这么想，却不会坦白说出“当然重要”这种话。尽管他并不认为对这件事抱有兴趣会是不成熟的表现，但身为警察，他总觉得自己应该和嫌犯的妻子保持一定距离，不能随便站到对方那条战线上去。

“话说回来，检察官当时是怎么重现犯罪过程的呢？恩田……不，你丈夫用菜刀捅死了三个人，然后——我不清楚事情发展的顺序究竟如何，不知道你丈夫是什么时候砍下河合人头的，反正就是把死者的头带走了，他们当时是这么说的吧？是这么回事吗？”

“差不多吧。事实上，检察官当时并没有提这件事。”

“案情陈述和起诉书里都没有提过吗？”

“是的。”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想起诉被告，检察官必须重现犯罪过程。这起案子是一起无头杀人案，如果人头的去向暧昧不明，就无法证明其罪行。”

“我刚才说过，当时我丈夫已经认罪了。”

“哦……自供书里都说了些什么昵？你丈夫说他把人头弄哪儿去了？”

这一点同时也是衡量自供书可信度的方法。如果犯人在自供书里准确说出了人头在哪儿，那这通自供是被逼写下的可能性便可以消除了。那是唯有真凶才知道的秘密。

“我刚才说过，当时警方对我丈夫严加拷问，一会儿让他说埋在了这儿，一会儿又让他说埋在了那儿。整整两个月，警察每天带着他在姬安岳里来回转悠。每次发现可疑地点，他们都会说是我丈夫说的，然后就到处挖。他们不知在山里挖了多少坑，基本把推测的那条我丈夫从现场逃回家的路线挖了个遍。当时当地市民群情激愤，嚷着要警方尽快将如此残暴的凶手缉拿归案，他们就连忙逮捕了我丈夫，想拿他来顶罪。案子之所以一直拖到第二年的三月才开始审理，就是因为找人头花费了不少时间。”

“那后来找到了吗？”

“直到最后都没有找到。”

“没找到啊……那后来怎么办了呢？”

“眼见如此，那些警察又推翻之前说我丈夫将人头埋在山里某处的说辞，转而改口声称我丈夫拿着人头下了山，扔到了北上川附近，之后人头被山里的动物叼去了。最后在法庭上他们也是这么说的。不过案情陈述时，他们还是没有提这一点。”

“判决书上是怎么说的呢？”

“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里都没有提人头的去向。”

“被忽略了吗？”

“是的……他们应该全盘接受了检察官的话。”

这种事的确很普遍。地方法院审理案件时会偏向于检察官的意见。尽管出于特殊立场，吉敷不能对此事进行批判，但若从个人角度出发，他也不喜欢这样的倾向。别的刑警怎样吉敷不清楚，他自己希望看到公正而谨慎的法庭审理，不想看到为了迎合检察官，连案子都没彻底查清就下定论的黑色判决。

“他们说人是在五点前后被杀的，对吗？”

“是四点前后。”

“四点前后？你丈夫提着人头下了山？”

“对，那时候天还亮着，跟大中午似的。”

“如果手里提着人头，会被人看到的吧。”

“确实如此。但是，警察说或许我丈夫当时把人头装进袋子里了。后来还把家搜了个遍。当然，最后只是空手而归。”

“目击者是怎么说的呢？”

“二审时才出现的目击者并没有提到人头或袋子之类的事。”

“镇上的人又是怎么说的呢？有没有人说曾经看到你丈夫回家？”

“没有。只有我丈夫说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小孩，但那孩子没出现。”

“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在从杀人现场回家的途中，没有人看到过你丈夫？”

“没有。不过我丈夫可没有杀人，他不是从杀人现场回来的！”

“是我失礼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盛冈真的那么荒凉吗？”

“差不多吧。我想可能遇到过，只不过对方不愿出面。加上一审二审的时候没这个必要，警方就没去寻找。”

“哦……这件事就这么搁了二十年……”

“是的。事到如今，当年的目击者根本无从找起，如今盛冈那边都几乎没人记得这件事了。”

的确如此，吉敷就从未听人说起过恩田事件。

“或许那些目击者的记忆也都淡薄了吧。”他感叹道。

“是的。二审的时候目击者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毕竟过去十三年了。为了避免被指控做伪证，他们就一味重复自己在一审时的证词，可他们全都遭到了检察官的威胁啊！”

“那种事你未必能理解。”吉敷说道。

“啊？”

“证人的心理，你未必能明白。”

恩田的妻子沉默了，虽然看起来她似乎想说些什么，最后却还是忍住了没有开口。不过她应该只是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和吉敷起争执，并不表示她同意了吉敷的观点——她也丝毫没有同意的样子。

“凶手既然砍下了死者的人头，就应该有这么做的理由。”吉敷思考了一番，说道，“凶手不可能只是为了恶作剧就把死者的人头砍下带走。一定有他这么做的理由。”

吉敷并没有加一句“对吧”来征求对方同意的意见，这也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一切都由自己一肩承担，从不寻求他人的意见。就算别人能帮忙出主意，最后的判断也还得由自己来下。

吉敷想了想，接着问道：“有关人头的问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都没有提过半句？”

“他们什么都没说，甚至没有人注意这件事。他们只管结果。”

“结果？”

“嗯……”

“那关于脖颈上的断面他们是怎么说的？”

“说是用柴刀砍断的。”

“哦，他们肯定吗？”

“听说当时九州那边刚好发生了一起用柴刀砍断死者手臂的杀人案，负责那起案子的大学老师也参与我丈夫这起案子的尸体鉴定工作，他说那样的伤口很可能是柴刀造成的……”

“只是说可能性很大吧？”

“是的。不过，那位老师说凶器上应该没有金属箍，而我家的柴刀是有金属箍的。”

“那么被害者……记得是叫河合，对吧？他们家没有柴刀吗？”

“不清楚。我想应该有吧，毕竟是在伐木场。”

“可是检察官说从你们家储物间搜到的柴刀才是凶器，是吧？”

“是的。他们说那把不知多少年没人用过、上边沾满灰尘的柴刀是凶器。”

“凶器上沾满灰尘，还没有血迹，这些疑点你们就没反应过吗？”

“没有……不管是一审还是二审，都一直在争论精神鉴定方面的事。”

“这可不妙啊。”吉敷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寻思冤案往往都是这么产生的。“当时，律师是想通过精神鉴定来达到减刑的目的吧？”

“没错。他说所谓审判，只要刑警和检察官的意见达成一致，法官便无法违逆了。反正现在判决是由警方说了算，那还不如求法官网开一面，明确表现出愿意改过自新的意思。尤其我丈夫已经坦白了罪行，目前的情况极为不利。本井律师在一审时就对我说，想要救你丈夫，眼下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吉敷不由得沉默了。那些被自己送上法庭的被告，大部分罪行确凿，很多时候他都在想，这种案子法官直接判决就行了。

因此大部分案件审理时，他都不会对律师的辩解提出异议。但说实话，这样处理获得减刑的并不在少数，其中甚至有情节十分恶劣的案件。

不过这种事无法直接告知法官，更别提和律师谈判了。如果遇到手头同时有三四十件公诉案等待处理的律师，更会直接认定所有刑事案件都是检察官和刑警送来的被告干的。这样一来，冤案的发生就无法避免了。这一点吉敷并不想否定，也正因如此，法庭审判才设有三审制度。

但事实上审判只有两次，没有特殊情况，最高法院是不会重新把整个事件梳理一遍的，充其量只会核查一下之前的审理过程有没有违反法律；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以及得出该判决的过程是否与之前判例有显著差异。以这种形式完成的审判，基本上很难再改变了。当然，这也是在假定恩田事件确有冤情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

就在吉敷前思后想之时，恩田的妻子突然问道：“你是位刑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