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血？你确定吗？”吉敷问道。尽管恩田表现得极为漠然，但对吉敷而言，却使他坚信恩田就是凶手的理由开始崩溃。

“确定……”恩田投来厌恶的目光。

“那不是人类的血？”

老者的面容歪斜扭曲起来。

“怎么会是人血？开什么玩笑！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我的外套上怎么可能沾有人血。我自打出生以来连架都没打过。不过来到这里之后，倒变得会跟看守打架了。”

“当时你的外套上沾了不少鸡血吧？”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因为那件衣服是深灰色的，就是之前有个美国演员曾在某部电影里穿过的，后来就流行起来了。是一件长外套，颜色接近黑色，染上血也看不太清。想来应该沾了不少吧，之前我在河边杀过好几次鸡，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应该沾了不少。”

“你每次都是在北上川河畔杀鸡吗？”

“没错。”

“总是在同一个地方？”

“不，这倒不一定。虽然每次都稍有不同，但常去的也就四处地方。有的离家比较远，有的离家比较近。”

“为什么每次都要换个地方呢？”

“这个嘛……因为杀鸡毕竟算不上什么好事，我想避开路人的目光。但有时鸡的只数太多，没法儿到远处去。还要在水边，因为要把血洗干净，最好还能宽敞点儿。这么一来，符合条件的就只有那四处地方了。”

“案发当天呢？”

“去的是离家较远的地方。”

“那件沾血的外套后来到哪儿去了？”

“律师曾经找过，但哪儿都找不到。”

“检察官说那上边的血就是河合民夫一家三口的血？”

“是的。”

“还安排鉴识科的人调查了那件外套，证明是人血？”

“嗯，差不多吧……也不知道到底调查过没有。”

“有没有提到过血型之类的？”

“好像没提过。我不记得有人说过河合一家三口的血型，就算提过，也没有作为证据。话说回来，这件事并未引起过什么争议。”

“我听说最终闹上最高法庭时，那件理应作为证据的外套却消失了？”

“是的。”

“如果外套上沾的只是鸡血的话，那可是件不得了的证物。有了它，不光重审申请会得到批准，甚至有可能推翻原判。”

但前提是找到它——吉敷在心里说道。为了解救自己，许多人都会编造谎言，这些人的说法是不能全盘相信的。被告有充足的时间去编造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如果它不停地在脑海里浮现，久而久之，被告自己也会相信这便是真相。

“你是在最高法庭上改变证词的吧？”

恩田点头。

“为什么要改呢？”

这些事虽然已经听他妻子说过，但那毕竟是他妻子的理解，或许丈夫有其他的说法。

“没有什么为什么，因为那是事实。”恩田说道。

“这么说来，你刚开始撒了谎，是吧？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实话实说呢？”

“因为当时我听信了律师的话。他说一旦上了刑事法庭，就算被告把实话说出来，也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更别提主张自己无罪了。既然已经遭到警方逮捕，检察官也提起了公诉，法官就会对案件抱有一种先人为主的观点，不会轻易相信我说的话的。聪明的话还是在法庭上老实点儿，让他们判个二十年有期徒刑。当时律师就是这样叮嘱我的。”

“而你就乖乖地听信他的话了？”

“除此之外还能怎样？我们什么都不懂，对法律更是一窍不通。除了相信律师，还能怎么办？”

“可这是连杀三人的大案啊。死的可不是一人，再怎么看，这种案子都是要判死刑的。这一点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如果不奋起抗争，是会把你拉去枪毙的。这种情况下，不管律师说什么，都应该顾不上理会吧？”

“当时我身边找不到半个能出主意的人，站在我这边的只有律师；他很耐心地对我说该怎么办，让我按他说的去做，并保证他是不会害我的。既然事情都到这份儿上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干脆就死了这条心，听天由命吧。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做了努力的。我质问他，为什么不能说这不是我干的，人不是我杀的？”

“嗯，那后来呢？”

“律师大为光火，说如果我这么说了，这件案子他就彻底不管了。要是他也不管的话，我就连个律师都没有了，只能独自一人在法庭上战斗。”

“一派胡言，纯粹诈唬人。没有律师，公审也无法展开。”

“这些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一点儿都不了解。先是刑警，接着是律师，然后是法官，这些人把我骗得团团转。我是个没知识的乡巴佬，要骗我非常轻松。每个人都用话来诓我……在姬安警署被拷问的时候，警察叫我坦白，并反复强调这份调查报告只是临时的，不会拿来做量刑的依据，真实情况等上了法庭再说也不迟。审判时我只用说一句调查报告并不属实，陪审团就能立刻明白我的主张。他们告诉我这叫自由心证主义，说或许我不知道，但现在的法官可以脱离证据、光凭主观印象判定被告有罪还是无罪，所以一定要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早早坦白说是自己干的，就会给审判团留下一个好印象。还说他和审判团的人很熟，会替我说话的，不会判死刑。他反复对我说让我放心，相信他，就算是撒谎，也要先承认人是我杀的。”

吉敷陷入了沉默。这是典型的威逼利诱，是警方在骗取嫌犯自供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利用嫌犯的无知对其进行哄骗。如果不这么做，就无法取得供词。说出来虽然有些不大光彩，但必要时只能采取这类手段。不过吉敷自己从来没这么干过。

“当时我发着高烧，冷得发抖、恶心想吐，他们对我说只要我乖乖照他们说的去做，就让我穿上衣服去看大夫，又说在这儿坦白与法庭的裁决毫无干系。当时我相信了他们的话，认同了他们的指控。然而那些话全是警方编造的谎言，一审的判决书上写着‘判处死刑’，还说附带说明——‘鉴于无人会在无罪的情况下承认杀人，因而自白证词真实可信，并依此判处被告死刑。’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法官自己心里应该也很清楚，自供书是警方在审问现场用什么手段套取的。”

吉敷心想，话虽如此，但无知也得有个限度。这可是件杀人案，世上哪有明明自己没干，却甘愿承认杀过人的人？

因此，吉敷说道：“就算你最终获判了律师所说的最佳判决，那也是整整二十年的刑期啊。即便不是死刑，二十年也是极为艰辛的。况且人不是你杀的。整整二十年，又不是一年两年。不管怎么说，当时你就该把话说清楚，人不是你杀的。”

“不，当时律师跟我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不可能有办法洗脱我的嫌疑。他让我彻底死心，主张无罪是不可能得到法官认同的，即便出现奇迹，法官判处无罪，检察方也必定会申诉。就算再次在复审中获胜，他们还是会继续上诉。不管怎么说，肯定要闹到最高法院，这至少就要花上二十年，没有任何差别。不管是主张无罪，还是承认有罪、靠精神鉴定来抗争，都得花上二十年。当时他就是这样反复劝我的，告诉我还是伏法认罪的做法比较聪明。”

吉敷终于明白了，所谓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酿成的啊。这名律师是个弃检，也就是恩田之妻所说的检察官出身的律师。这样的律师，其实就是检察官和法院的爪牙。

“两种情况根本不一样。如果一审时被判无罪的话，首先可以解除拘留。就算检察方继续上诉，你至少可以获得自由，并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出不出庭。拘留所内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啊。”

“是啊，这些我也是后来才得知的。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串通一气，合伙儿把我骗得团团转。有一件事我直到今天都无法忘记。有一次，那个姓本井的律师在谈话中无意说道：‘你就别整天强词夺理、纠缠不休了，适可而止，干干脆脆地承认了吧。这种杀害无辜幼童的可怕案件，若是无法抓获凶手，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设想一下，到时候整个社会将会秩序大乱，人们将不再信赖警方，杀人狂满街闲晃，女人、孩子无法安心度日，每个人都惶惶自危，没有人愿意老实干活。如此这般，日本这个国家还怎么存在？想要继续维持社会稳定，就必须把凶手绳之以法。’”

吉敷一边聆听一边点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这的确是那些不懂装懂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论调，“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这番话不无道理。但过后再想想，就让人气不打一处来。什么意思啊？话是这么说没错，可干吗要把我当凶手对待？既然知道危害大，你们就该快点儿去把真凶揪出来吧？我不是凶手，人不是我杀的。社会秩序变得混乱，责任不在我这里。胡乱抓个无辜者，硬说他就是凶手，这种行为比抓不到凶手更恶劣。我说的不对吗？”

吉敷无言以对，只能默默点头。尽管心里同意对方的说法，却不想表现出赞同的态度来。

“他当时是想说，为了让世人安心、维持社会的秩序，我就该隐忍牺牲？还是说本井他其实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这一点我实在闹不明白，直到今天也没搞明白。那时他还跟我说，依靠精神鉴定来辩护是很有胜算的，之前他也有靠这种办法顺利结案的经验。看他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别无他法的我也只能下定决心听他的话，按他说的去做了。但实际上，之前他靠这种方法打赢的不过是个很小的官司，根本不能和三人被害、震惊世人的灭门惨案相提并论。”

吉敷不禁点头表示赞同。所谓法官，就是一些时常把“震惊世人的罪行”这类字眼挂在嘴边的一群人。尽管案件的结构大致相同，但大案和小案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最高法庭上，那件沾血的外套并没被当做证据出示，是这样吗？”

吉敷把话题转回来，这才是此次谈话的关键。

“好像是的。因为最高法庭没有唤我出庭，所以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听律师说似乎没有出现。”

“这案子审了三十年之久，或许是在什么时候给弄丢了吧？”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估计那东西要是还存在，也是在盛冈警署的什么地方。但刑警和检察官都说已经处理掉了，找不到了。刑警先生，这种情况下，证物一般都保管在什么地方？如果知道的话请你告诉我。”

问这个问题时，恩田才第一次流露出哀求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