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我曾经的思念 第一节

美国的《人物》杂志上,曾刊登过对松崎玲王奈的采访报道。我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条旧街区的书店里,买到这本杂志的,报道中主要介绍了她的近况,包括新近参演过的影片,也提到了她初来乍到时,在美国电影界的一些经历,其中有些说法,甚至相当尖锐。

那次采访是一九八七年上半年的事情,正是她担任主滇的第二部大片《阿依达,一九八七》正式公演的前后,采访中,她对记者这样说:“影片《阿依达》拍摄结束后的那段时间里,我接不到什么自己想演的戏。电影在日本受到冷遇,西海岸这边,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事可做,那时我心里,真是烦到了极点,总想做点儿什么来寻找刺激。我甚至想过出去干点粗活,打工卖力气也行。我本来就是做好了这个准备,才到美国来的。多亏我身边没交什么强盗朋友,不然他一个电话打过来:‘嗨,玲王奈小姐,我们一起抢银行去吧!’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着去。

“当时,我十分相信自己的实力,认为自己绝对能够获得成功。我也曾经有过辉煌的经历,而且,我有语言方面的优势,能说东西方好几种语言,对自己的演技也充满信心。我那时身体也比现在要强壮得多,所以十分自信地认为,即使是体力消耗很大的动作片的角色,只要我肯接下来,就能把身体状态,调整到剧情需要的水平。导演说九点钟集合的话,我肯定会在十分钟前到达拍摄现场。我想这一行的规矩你也知道,稍微大牌点的演员架子都挺足,别说九点以前到现场,磨蹭到十点,也许还没露面,来了之后还要卖乖讨巧:‘各位好!今天咱们是几点开拍呀?’但我初来乍到的,在摄影师和导演们的眼睛里,不过是个从东方来的花瓶而已,谁也不指望我能拿出什么新鲜演技。他们以为我站在镜头前面,就只能和在东京出席时装发布会时似的,在T型台上随便走几圈了事。可是我一上场,要做的动作,几乎都是一次到位,谁也挑不出什么毛病。甚至有几组画面拍出来后,还能多次使用,弄得连我自己都十分惊讶:‘什么?今天的活么快就干完了?’那种心情,你能理解吗?

“我的经纪人什么,也没教过我。我一对她讲自己焦虑,她就回答说:‘太棒了,玲王奈小姐,你很有进取心,这种精神很要紧!’接着一连介绍了几个剧组给我。但是和他们接触后我发现,那些剧本内容,都没有什么吸引力。偶然有几部剧本让我感兴趣,想要好好施展一番演技,可是对方剧组,又看不上我,借口他们要的是白人女性。有位导演看了我主演的《阿依达》后找到我,想让我在他片里,演上一个小角色,可是我一看剧本,戏里只需要我演一个年轻艺妓,或者演一个多情的日本女子,和到京都出差来的外国青年实业家,产生恋情什么的。剧本中,要求我在短短一周里,结识这名外国青年,然后,带着他在京都一些古寺到处转转,和他接吻,再和他上床,然后那个男人离开日本,回芝加哥的老婆孩子身边去。你说演这种角色,能有什么出息?难道这就是我一直憧憬的好莱坞的演艺生活吗?我感觉无聊透顶,后悔来到这里,甚至觉得,生活还不如在东京有意思,那时我很认真地考虑过,要滚回国内去的问题。

“那年夏天,我的经纪人又来劝我,说是能替我找一个临时的模特工作,让我和几个女孩,到巴黎去试试。她说,你在履历书里,写着曾经在东京当过模特,要是觉得这儿的生活无聊,倒不如试试这个工作。那些当红的名模,大多数是在欧洲成名的,要说时装,还是欧洲比较正宗。不过,那儿的竞争太激烈,简直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好比几条鲨鱼放进一个游泳池,让它们拼命地厮杀,看谁能笑到最后,谁被咬死。但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她似乎觉得,这份工作很好玩。

“那次旅行真是糟糕透了,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心里不舒服。旅程中发生了许多不如意的事情,虽然也有些事情,给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但是总的来说,太让人失望了,我这辈子真的不想再去第二回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任人挑选的商品,旁边再放一张价签,只要看中了,就可以拿走,任人摆布。我想现在还是一样,那个行当里的情况,不会改变多少的啦。

“我到了巴黎以后,就和其他三位和我一样、临时被叫来的女模特一起,被扔在一间宾馆里。我们四个人里面,没有一个能说法语的,接我们去那儿的人,不知道在什么时侯也不见了,那时我们几个,真是非常担心。和我在一起的I(那篇报道里提到了她的真名),当时还没什么名气,但现在已经成了一位超级名模。那时,她和普通女孩没什么区别,甚至晚上睡觉时,还得让人哄着,要是没人跟着照顾,她简直都活不下去。我还真觉得她挺可爱的,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那么认为的。

“第二天早晨,那几只大灰狼全露面了:‘嗨!小姑娘们,晚上睡得好吗?对繁华的巴黎早晨有什么印象?……I小姐,你的工作来了,是给L杂志拍封面广告,会有一些暴露的镜头。马上跟我走!’

“那时我们几个,谁都没想到过要拒绝。给我安排的工作也不好做,那是在海滩上,脱光衣服后,再抹上点稀泥,在海边的沙子里,一躺就是半天,全身晒得火辣辣地痛。我好容易刚去完体毛,又被晒成那样,弄得我好久都没法上镜头。

“回到宾馆后,只见I气哼哼地在发火。她告诉我,对方问她同不同意拍全裸写真。我一听也挺生气,马上给我的经纪人打了个电话,直接告诉她,我和I明天不干了,要回日本去,不过到了晚上,I的举动却变得很奇怪,整个人摇摇晃晃地站不稳,而且,说好的事情又全忘了。吃完饭以后,一位当地有名的摄影师,在她德望套间里开了个派对,中间端上来一个大银盘,上面摆着满满的小袋可卡因。我这时才明白,原来她还是一个瘾君子。我想,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眼里,全都是一样的吧?

“现场来的一群人里,有时装杂志主编,还有所谓法国青年艺术家,他们把我们当仙女似的,使劲夸了半天。那位I小姐刚才还气鼓鼓地不说话,这会儿又嘻嘻哈哈的大笑起来,觉得挺开心。

“那些自称是艺术家的人里面,虽然也有好人,但在我的眼里,他们无异于一群饿狼,个个都色迷迷的,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就会凑到你身边,不是把手搭在你肩膀上,就是伸手偷偷搂一下你的腰,要多恶心有多恶心。现在我回想起来,那种做派,大概就是所谓‘法国社交界的通行模式’吧,不管洛杉矶的男人,还是东京的男人,都做不出来。我实在很看不惯这些,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个妓女,被他们叫到那里去似的,何况,当时我们身上,还有着当演员那点儿优越感呢。

“刚过了一小会儿,I就在洗手间里大声喊我过去,满脸醉醮醣的样子.我过去看看她到底怎么了,发现她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上完洗手间,连裙子都提不上去了。

“那阵子,我也跟着沾上了毒品,回美国去的事也不提了。当时我还觉得挺高兴呢,吸过毒,浑身就像火烧似的发烫。过了几天,这家宾馆里,又开了一次更小型的私人派对,那天,连我自己也喝得酩酊大醉,提不上裙子了。从洗手间里出来,我只穿了一条短裤,上身围着一件披肩,出现在派对里的时候,反而博得满堂喝彩,那些人还抢着跟我合影呢。

“可是,再荒唐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我自己能把握得住自己。好歹我也是个演员,现在这份工作,只是来玩一玩,我可不想因为这份临时工作,让自己掉了身价。所以,我虽然沾过几次毒品,但是滥交的事我绝不会干。

“不过,真正开眼的是之后到罗马去的那一趟,在那里工作结束之后,经常需要来点刺激,那帮摄影师们,从来不会马上回老婆那里去,总要尽情享受一番。那时的情景,真叫人看不下去。晚会上还有不少本地的无名模特,吃过晚饭后,其中有个女孩,跳到铺着台布的桌子上站着,裙子下面连内裤都没有穿,什么都能看见。我回头一看,其他那些女孩儿们,全都在男人们的腿上坐着呢。

“这种晚会,后来会变成什么样,你也猜得出。那群人在地板上滚成一团,丑态百出,场面相当滑稽。我们在欧洲待了不过三个礼拜,其他女孩对每天晚上见到这些事,已经慢慢地见怪不怪了,好像是在一点点地,接受学坏的心理教育似的。不过,我可跟她们不一样。

“哦,说到这里,你一定很想知道,那位I小姐的事情吧。她那段时间,都干了些什么呢?呵呵,起码她是没有跟着我,离开那间开派对的屋子。

“我刚出房间的门,后面就跟上来一位高个子男人。他自称是作家,想找我问点儿事,他说的是英语,态度还挺客气,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人也挺诚实。我说:‘要不,你请我喝杯咖啡,再聊一聊吧。’他马上就答应下来了。我们到一层的咖啡厅,找了个连体的座位,边喝边聊了起来。他算是我在这趟欧洲之旅中,见过的唯一正经点儿的男人了。

“他说自己是德国人,原来当过律师,现在不干了,才改行当了作家。因为对模特界的内幕很感兴趣,想收集点资料写本书。我告诉他,赶紧死了这条心,这一行,整个就是一团糟,写出来的东西,正经人不会买来看的。

他笑了笑,告诉我,他并不这么认为:无论是哪个行当里,都少不了一些在地板上搂着打滚的人,不管是当律师,还是当法官都一样。女人要是长得漂亮点,就会有许多人注意你,也就更容易被拉下水去。可是也有些模特,先在美国干一段时间,有了点名气后,再回到欧洲来,最后,在艺术界里获得了成功。

“我告诉他,自己当过演员,他听了后很惊讶,他说:‘你的确看起来很冷静,当演员的天分,似乎也不低。’他劝我,还是要好好发挥自己的长处,干出点事业来。我当然也不是听了他这句话,才下的决心,因为我自己本来也有过这种考虑,所以,当时就决定,不再这么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摄影模特就干到今天为止,我还是要回好莱均去努一把力,不管在那里多么无聊,也比在这儿混着强上百倍。

“我真想再见他一次。他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全忘了,但是我记得他是德国人,现在一定也是很有名的作家了吧。我当时抱怨了一句:‘混蛋!什么当模特,还不就是给人当衣架子,套上件时装?’他也劝导过我,说这些模特,确实不过是每天抹抹口红,化化妆,一天换几件时装,上台走几趟而已。年轻时,整天跟那些只关心裙子长短的男人,混在一起,不管多么聪明的人,也得变傻。我觉得,还是他说得有道理,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想找什么模特的事来做了。”

我是在斯德哥尔摩的一间咖啡馆里,读到这篇报道的,读着读着,怀旧感又爬上了心头——松崎玲王奈小姐还记得我,这当然让我很自豪;其实那天晚上,她在罗马那家R宾馆里,和我一起喝咖啡,并接受采访的事,我也还记得很清楚。那家咖啡馆里面,到处都铺着髙级地板,看起来都能赶得上莎士比亚《麦克白》的舞台布景了。那天我喝的是乞力马扎罗咖啡,玲王奈要的是一杯摩卡。

就像玲王奈直言不讳的批评那样,当晚的那场派对,确实不堪入目;可是,当时,我正在暗地里调査、采访米兰的一些黑社会卖淫组织,知道了很多内幕。跟那些团伙干的事情比起来,这种疯狂的派对,还算是非常正经的啦。那时候,我刚刚用不久前,在欧洲模特里采访来的实际材料,写了本有关这个行业内幕的书,出版以后,居然十分畅销,我也因此有了点名气。所以,当时我正想采访几位美国模特界的人,写一本续集,刚巧听说来了几位美国的名模,都住在了R宾馆里,我一听说后,就想找到她们,了解点儿实情。

那天我一进宾馆,刚好碰见这位美国来的、名叫松崎玲王奈的日本裔女演员。刚一见面,我就觉得,她和其他那些模特不大一样,她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她显然具有东方人的血统,首先就给人以特别聪明的感觉;她的说话虽然有点直,但话里话外听得出,她这个人,不乏幽默感和独特的见解。对她的气质和灵性,很欣赏赏也很佩服。

这篇报道中,她提到的事情,大体上是对的,但有几个细节,也许她记得不准确。一开始见面时,我的确说了那些庸俗的女模特们不少坏话,但说那些话的目的,是用来引出她的话题。随着我们的谈话越来越深入,我已经感觉到,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孩,而且,就像她转述的那样,我最为吃惊的是,她在这种乌七八糟的环境中,居然还能保持那么冷静的头脑,这一点我很佩服她。

玲王奈记忆不准确的,还有一处地方。我那天告诉过她,自己虽然是个德国人,但基本上生活的重心,是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我只不过是出生在德国罢了,那地方,现在也已经划归波兰了,所以,我究竞算是哪国人呢,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也许造就了我现在多愁善感的性格。当天,那些闹哄哄的场面,和猥琐不堪的行为,我也说不上特别讨厌,我的目的,只是想从中找到一些,略显阴暗的索材,并把它们写进书里去。

说起我的经历,几乎可以写成一本小说了;而且遗憾的是,这甚至比我以前写的几本小说,情节更为曲折,也更富文学色彩。我原名海因·里希·冯·伦道夫·斯泰因·奥尔特,出生于茅恩泽湖畔的一座小城堡里。这座本来属于我们家族世代所有的城堡,在纳粹德国进攻莫斯科那一年,被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强行占为己有。

我父亲曾经当过德国陆军的预备役中尉,但他一直在暗地里,试图除掉希特勒,这件事情,不幸被盖世太保觉察以后,我的父亲立即遭到了逮捕,随即于一九四四年,被法西斯枪决了。我们家的财产也全部充公,直到二战结束后,也没有归还。当时除了父亲,母亲也遭到逮捕,她带着当年只有四岁的我,以及妹妹,被关押在一座集中营里面,原以为我们一家,迟早都逃不脱被杀害的命运,但多亏我母亲认识一位有地位的人,在他的帮助下,一直到纳粹德国投降,我们还活着。

因为失去了一切,所以在战后的西德,我们的日子过得就像吉卜赛人似的,只能在有房子住的母亲朋友家里,辗转搬来搬去。我们几乎每年都要搬家,光是我读过的小学和中学,加起来就有十三所,我妹妹转学的次数,竟然也和我差不多。

尽管小时候吃过不少苦,所幸,我们的生活还是渐渐好了起来。我大学毕芈后当了一名律师,在社会上小有名气,那时,我的母亲依然健在。到她去世时,我们家还买了座不大的房子。我妹妹长大后,就当了一名模特,在事业上也还算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二十五岁那年,妹妹脱离了模特这一行,嫁给了一位富有的男士。现在,他们一家定居在波兰的华沙,而且,生活过得还算幸福。

这么说,过得不幸福的,也许只有我一个。大概是家族遗传下来的贵族血统起了作用,我在生活中,喜欢追求奢华和排场。我后来爱上了一位和我妹妹一起,工作的瑞典籍模特,并和她结了婚,但终归因为性格不合,在结婚六年后,还是以分手告终。母亲活着的时候,我还老老实实地在家乡待着,她去世以后,我就托一位读书时的同学帮忙,跑到瑞典谋生来了。也许是娶过一个瑞典女子的原因吧,我的瑞典语和英语,都说得非常不错,干起律师这行后,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来自这个语言圈子里的朋友。

虽然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正式职业是律师,但我有位出版界的朋友,还是经常委托我写些东西。在他的要求下,我一口气写了好几本书。我写了我们家族没落的经过,写了关于纳粹和阿道夫·希特勒先生的一些旧事,也写了许多在波兰生活时的故事。由于当年瑞典所受的战乱不多,我写的内容,还很受当地人的欢迎。那几本书,当时的销量很可观,因此,瑞典皇家笔会还特地吸收我当了会员,由于我德语、英语和瑞典语三种语言的听说读写都没有问题,我写的书,不用专人翻译,也能同时在这些国家出版。虽说还算不上有多髙的知名度,但收入很不错。也许因为妹妹和前妻,都当过模特,加上我当律师时的经历,我对模特这个行业比较熟悉,因此,我才专门到罗马去,并在那里,认识了这位松崎玲王奈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