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艾比的任务是去试试她能找到什么关于巴瑞·阿蓝诺夫的事。她在早晨前往罗诺克。当天傍晚,她才回来不到几分钟,马里诺就出现在我家前门。我邀请他来晚餐。

他在厨房看到艾比时,瞳孔倏忽圆睁得老大,然后脸色转成潮红。

“黑色杰克?”我问。

我从酒柜拿了他的饮料回来,发现艾比在餐桌旁抽烟,而马里诺站在窗前。他已经把百叶窗拉起,神情阴沉地往外看着电缆。

“你在这个时刻是看不到什么鸟的,除非你对蝙蝠有兴趣。”我说。

他没有回答,也没有转身。

我开始盛放沙拉。一直到我开始倾倒意大利红酒,马里诺才终于坐到为他安排的椅子上。

“你没有告诉我你有同伴。”他说。

“如果我事先告诉你,你就不会来了。”我同样直率地回答。

“她也没有告诉我。”艾比说,暴躁易怒的语气。

“所以现在证明了我们都很高兴能聚在一起,让我们享用晚餐吧。”

如果说我从跟东尼那场失败婚姻里学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绝不要在晚上很晚的时候或吃饭的时候,提起不愉快的话题,我用尽全力以轻松话题来填补充塞晚餐时刻不自然的静默。一直等到开始喝咖啡时,才开始说我要说的话。

“艾比要跟我住一阵子。”我对马里诺说。

“那是你家的事。”他伸手拿糖罐。

“那也是你的事,我们在这案件里都属同一边。”

“也许你应该解释什么叫我们都在同一边,医生。但首先……”他看着艾比,“我要知道这个小小的晚餐会在你书里的什么地方出现,那样我就不必读完那见鬼的书,可以直接翻到正确的页数去。”

“你知道,马里诺,你真的是头蠢猪。”艾比说。

“我也可以是个屁眼,只是你还没有那个荣幸罢了。”

“谢谢你给我一些可以期待的东西。”

他从他上衣口袋里抓出一支笔,把它丢到桌上。“最好开始写。你可不要把我的话给引述错了。”

艾比愤怒地瞪视着他。

“停止!”我生气地说。

他们两人都看着我。

“你们比其他人的行为好不了多少。”我说。

“谁?”马里诺的面孔单调空虚。

“所有的人,”我说,“我对谎言、忌妒、权力游戏厌恶到了极点。我对我的朋友期待很深,我以为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朋友。”

我推开我的椅子。

“如果你们两人都想要继续短兵相搏,请继续,但我受够了。”

我没有再看他们两人一眼,端起我的咖啡径自走到客厅,打开音响闭上眼睛。音乐是我的治疗师,此刻音响上放着上一回聆听的巴哈,他的第二号交响曲,清唱剧29号,松弛了我的情绪。自马克离开后,有好几个礼拜的失眠夜晚,我都走到楼下来,戴上耳机把自己包围在贝多芬、莫札特、帕海贝尔的音乐里。

15分钟之后,艾比和马里诺来到客厅,一脸刚刚口角过才又复合的情侣般的羞怯表情。

“喔,我们谈过了,”艾比在我关上音响时说,“我尽可能地解释原由,我们开始达成共识。”

我实在很高兴听到这个。

“还是让我们三人好好合作,”马里诺说,“反正,艾比现在并不真的是记者。”

这评语让她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我看得出来。但是最起码他们愿意合作,这已经是奇迹中的奇迹。

“当她的书出版时,或许这些也都会变得无关紧要。所有要紧的事都会随时间过去的。到现在几乎已经有3年了,10个孩子。如果包括吉尔和伊丽莎白,我们讲的就变成一桩12条人命的案件。”他摇着头,眼神转成凝重。“不管是谁杀了这些孩子,他都不会退休的,医生,他会一直做下去,直到被抓到为止。像我们目前如此深入、广泛的调查,还依然找不到线索,那只能说是有人运气很好。”

“运气可能开始靠向我们这边了,”艾比对他说,“阿蓝诺夫不是开着那辆林肯车的人。”

“你确定?”马里诺问。

“太确定了。阿蓝诺夫头发是灰色的,而且稀薄光秃。他也许有5英尺8寸高,体重应该有200磅。”

“你是说你见到他了?”

“没有,”她说,“他仍然在外头跑。我敲了他家的门,他的妻子让我进去。我穿着工作服、靴子,告诉她我在电力公司工作,要来检查他们的电表,我们就此聊了起来,她请我喝可乐。我进屋子后到处东张西望,看到一张全家福,便问她照片里的人是谁。那就是我看到阿蓝诺夫长相的情形。我们那天看到的男人不是他,也不是在华盛顿跟踪过我的那个。”

“我猜不会是你把牌照号码看错了吧?”马里诺问我。

“不会。而且如果我弄错了,”我说,“那巧合也未免太神奇了。两辆车都是1990年林肯出厂的同款车?阿蓝诺夫碰巧在我误抄一个车牌号码时,刚好也在威廉斯堡和潮水镇地区旅行,而且刚好就是我抄录下的车牌的主人?”

“看来阿蓝诺夫和我得要好好谈一谈了。”马里诺说。

马里诺在那个星期中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来,开宗明义地说:“你坐着吗?”

“你跟阿蓝诺夫谈过了?”

“答对了。他星期一离开罗诺克,那是2月10号,然后到丹佛、彼得斯堡,以及里士满。12号星期三,他在潮水镇,然后开始变得很不寻常。他必须在13号星期四抵达波士顿,就是你和艾比在威廉斯堡的那个晚上。所以12号星期三,阿蓝诺夫把他的车子停放在新港纽兹机场的停车场。他从那里飞到波士顿,在那里待了一个礼拜,租了一辆车到处跑。一直到昨天早上才回到新港纽兹,取回他的车回家去。”

“你是在说他把车子停在长期停车区时,有人偷了他的汽车牌照,然后又送回去?”我问。

“除非阿蓝诺夫说谎,我找不到支持的证据,没有其他的解释了,医生。”

“当他回到他的车子上时,他是否注意到什么不对的地方,让他猜疑有人对他的车子动了手脚?”

“没有。我们到他的车库看过。前后两个车牌都在,螺丝拧得很紧、很牢。车牌跟车子其他部分一样肮脏,而且有污点,也许那不代表什么。我没采到任何指纹,但不管是谁曾借用过那牌照,他也许戴着手套,那可能是造成污点的原因。没有任何工具撬动的痕迹。”

“在停车场上,那辆车停放在显眼的地方吗?”

“阿蓝诺夫说他停在大约中间的地方,当时停车场几乎是满的。”

“如果他的车子停放在那里好几天,没有挂上牌照,安全人员或什么人应该会注意到的。”我说。

“不一定。人们观察力通常没有那么好。当人们把他们的交通工具停放在机场,或是旅游回来取车时,盘据在他们脑海中的可能只有运搬行李,赶上班机,或急着回家。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不太可能会向警卫报告。警卫反正也不能做什么,除非失主回来,然后那会是失主的决定,看是不是要报案。至于真正偷牌照的小偷,你可以在午夜后到机场去,那时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如果是我,我会若无其事地走进停车场,就像是我要去取我的车,5分钟后,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往外面走,而公事包里已经装有一组牌照。”

“而你认为情形就是那样?”

“我的理论是这样,”他说,“那个问你方向的家伙不是什么警探、联邦调查局警员啦,或刺探别人的坏蛋,他是一个存心不良的家伙,可能是一个毒品贩子,或任何坏人。我想那辆深灰色林肯车是他自己的车子,只是为了安全起见,他想外出做什么坏事时,就把牌照换下,那是为了避免有人看见他的车在那个区域活动,像是巡逻警察等等。”

“但是仍然有危险,比如说他闯了红灯,”我指出,“那牌照号码会追踪到别人。”

“是没错。但是我可不认为那是他计划的重点。我想他更担心他的车被撞见,因为他要进行什么违法的事,如果出了什么错,他可不想冒着他自己的车牌号码被人记下来的危险。”

“他为什么不租辆车呢?”

“那跟有他的牌照号码一样糟。任何警察都有办法辨认出租来的车,在弗吉尼亚州所有的租车牌照都以R开头。如果你循线追踪,终会追到租车的人身上。他够聪明找出另一条安全的途径,换牌照号码的确是个比较完美的主意。要是我的话,我就会那样做,也可能会找一个长时间停放在停车场的车。我会用别人的牌照,然后再把那牌照从我车上拿下,把我自己的装回去。接着我会开车到机场,在天黑后轻松地回到停车场,确定没有人看见,再把我偷来的牌照放回去。”

“如果原车主已经回来,发现他的牌照不见了呢?”

“如果那辆车已经不在了,我会就近丢弃。不管哪种情况发生,都于我无损。”

“老天爷,那个晚上我和艾比看到的男人有可能就是凶手,马里诺。”

“你们看到的那个坏蛋,不是迷路的人或什么尾随你们的疯子,”他说,“他正在从事不法行为,可那并不表示他就是凶手。”

“那停车标签……”

“我会查查看。看威廉斯堡能不能提供申请那种停车贴纸的名单。”

“乔伊斯先生看到的那辆经过他木屋、没有开车头灯的车,有可能就是一辆林肯汽车。”我说。

“有可能。那车型是1990年出厂。吉姆和邦妮是1990年夏天遭到谋杀。在晚上,一辆林肯跟一辆雷鸟没有多大的区别,雷鸟是乔伊斯先生说他看到的那种车型。”

“韦斯利会为这个花些脑筋的。”我低沉地说,仍然不可置信。

“是呀,”马里诺说,“我这就打电话给他。”

3月就像一阵轻声的承诺,低诉着冬天不会永久停留。我清洗着奔驰车的挡风玻璃,阳光暖暖地照在我的背上,艾比则帮我加油。微风轻柔,雨天后的灌木丛抽着新芽。人们都来到户外洗车或骑着脚踏车,大地在蠕动,但还没有完全醒来。

这些天来,很多的休息站,都像我常来的这家一样,涌进双倍以上的顾客,简直变成了便利商店。我进去付钱,顺便买了两杯咖啡。然后艾比和我开着车往威廉斯堡去,窗户开着,布鲁斯·霍斯比在收音机里唱着“海埠灯光”。

“我们出发前我打电话听我答录机的留言。”艾比说。

“然后呢?”

“5个一接起来就挂断的电话。”

“柯利弗德?”

“我敢打赌,”她说,“他不是要跟我说话。我猜想他只是要确定我在不在家,更可能已经看过我的停车库几次了,想找我的车。”

“如果说他并不想跟你说话,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也许他不知道我已经换装了门锁。”

“那他必定是个傻瓜。一个普通的正常人都会知道,一旦你看到他的报导,就会把两件事联想在一起的。”

“他不傻。”艾比说,看着窗外。

我把天窗打开。

“他知道我已经知道,但他不是傻瓜,”她又说,“柯利弗德把所有的人都耍得团团转,他们不知道他很疯狂。”

“如果他很疯狂,很难想像还能做到这种程度。”我说。

“那就是华盛顿美丽的地方,”她讥诮地说,“世界上最成功、最有势力的人都在那里,而他们中有半数是疯子,另一半是神经病。他们多数猥亵,没有道德。权力使人腐化,我不知道尼克松水门案为什么会让人吃惊讶异。”

“权力对你做了什么呢?”我问。

“我知道它的滋味,但是我浸淫其中的时间还没久到可以上瘾。”

“也许你很幸运。”

她沉默着。

我想到帕特·哈威。她最近怎样了?她脑海中盘旋的是什么?

“你跟帕特·哈威谈过吗?”我问艾比。

“谈过。”

“在邮报那篇报导之后?”

她点点头。

“她好吗?”

“我曾经读过一篇到刚果的传教士写的文章。他提到遇见一个丛林部落成员,他看起来一点也没什么不对,直到他开口笑,他的牙齿全都锉成尖形。他是食人族。”

她的语调平缓但充满了怨忿,她的情绪突然间变得深沉,而我完全不了解她到底在说什么。

“那就是帕特·哈威,”她继续说,“那天我到罗诺克之前先去看了看她。我们简短地提到了邮报的故事,我以为她已经能够平淡地处理这件事,直到她开口笑。她的笑容让我的血液顿时都凉掉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此时我才知道柯利弗德的报导已经把她逼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德博拉的谋杀案已经让帕特濒临崩溃的边缘,这篇报导又把她再往前推了几步。我记得当我跟她谈话时,我感觉到她身上什么东西不见了。很久以后,我才了解不见的就是帕特·哈威。”

“她以前知道她先生有外遇吗?”

“她现在知道了。”

“如果真有那么一回事。”我说。

“柯利弗德不会写出他无法举证的事情,那要归功于无可责难的消息来源。”

我不禁暗忖着什么样的事会让我沮丧到濒临崩溃。露西、马克?还是我自己发生了事故,不能再移动双手或眼睛失明?我实在无法想像会是什么让我永远封锁自己,也许那就像失去了生命。一旦你失去了,你根本就感觉不到不同。

我们在刚过午后时分来到老城。吉尔和伊丽莎白住的那栋公寓大厦并不醒目,蜂窝状的建筑看来看去都一个样子。红色布篷覆盖下的砖墙上,靠近主要入口旁有着楼层号码,庭园景致是由枯黄的草地和窄窄一条花床补缀凑合而成。中间有个户外烹调聚餐的区域,散置着秋千组、野餐桌和煎烤架。

我们将车停在停车场,坐在车里抬头仰望曾属于吉尔的阳台。透过栏杆间宽阔的空隙,可以看到两张蓝白相间的椅子立在微风中。天花板垂下一条链子,孤单单地吊着一盆植物。伊丽莎白住在停车场的另一边。从她们各自的住所看来,这两位朋友可以观望到彼此。她们可以看着彼此的灯亮或熄灭,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上床睡觉,或起床了,什么时候在家或外出。

有好一阵子,艾比和我就静静地任抑郁氛围笼罩着我们。

然后她说:“她们不仅仅是普通朋友,对不对,凯?”

“回答这个问题会像是道听途说。”

她轻轻笑了,“老实告诉你,当年我追踪这个新闻,就曾经那样猜测过。不管怎样,那个念头闪过我脑海,但从来没有人提起,甚至暗示过。”她停下,望向远处。“我想我知道她们的感觉。”

我看着她。

“那一定跟我与柯利弗德在一起时的感觉一样。束手束脚,隐藏欺瞒,用一半的精力来担心别人会怎么想,害怕他们猜疑。”

“讽刺的是,”我启动车子,“人们并不真的在意,他们为自己的事都已忙得分身乏术了。”

“我怀疑吉尔和伊丽莎白是不是会把那点想通。”

“如果她们之间的爱较她们的恐惧来的强烈,她们终会想通的。”

“顺便问一声,我们要去哪里?”她看着窗外急速飞逝的景观。

“游游车河,兜兜风,”我说,“大致方向是市区。”

我一直没有给她确定地点。我从头到尾都只说我要“开车转转”。

“你在找那辆该死的车子,对不对?”

“试试无妨。”

“凯,即使你找到它,你又能怎样?”

“把汽车牌照写下,看这次会追到谁。”

“哼,”然后她开始笑起来,“如果你能找到一辆灰色的1990年的林肯车,在后保险杆上有张威廉斯堡的标签,我给你100美金。”

“最好现在就把你的支票簿准备好。如果那辆车在这附近,我就一定会找到它。”

我真的找到了,在不到半小时之后,依循的是如何找到你遗失物品的古老法则。我简单地重溯以前的路径。当我回到商人广场时,那辆车就安静地躺在停车场一角,跟我们第一次见到它,其主人停下来问我们方向时的停放处相距不远。

“耶酥基督,”艾比轻呼着,“我无法相信。”

车里没有人,车窗玻璃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看来才刚清洗过,还上了蜡。车后缓冲板的左侧有一张停车标签,车牌号码是ITU-144。艾比抄了下来。

“这太简单太容易了,凯。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辆车。”我开始变得很科学,很逻辑化,“看起来一样,但我们并不确定。”

我停在约20辆车子远的地方,把我的奔驰夹在一辆公务车和一辆庞帝克中间,坐在方向盘后,扫描着眼前的商店。一家礼品店、裱画装框店、餐厅,烟草店和面包店之间是一家书店,小小的,不引人注意的,一些书本陈列在窗前。一张木制招牌横在门上,用书写体印着“庄家房”的字样。

“填字游戏。”我悄声低语着,一阵寒意爬上我的脊梁。

“什么?”艾比仍然望着那辆林肯车。

“吉尔和伊丽莎白喜欢玩填字游戏。她们常在星期天早上外出吃早餐时,顺路买《纽约时报》。”我说着打开车门。

艾比伸手放在我手臂上,抓住我。“不,凯,等一等,我们要先想想。”

我坐回椅子上。

“你不能就那样走进去。”她说,那听起来像是一道命令。

“我要买报纸。”

“如果他真在里面怎么办?你要怎么做?”

“我只是要看看是不是他,那个开着车的人。我想我认得出他来。”

“而他也可能把你认出来。”

“庄家的名称可能就跟纸牌有关。”我冲口而出,眼前一个披着卷曲黑色短发的年轻女郎正走向那家书店,打开门,随之消失在里头。

“发纸牌的人,会发到红心J。”我又说,声音因为慌乱而逐渐减弱直到细不可闻。

“他问路时,是你跟他说话,你的照片曾登在报纸上。”艾比掌控着局面。“你不可以进到那里面,我去。”

“我们两个都去。”

“那太疯狂了!”

“没错。”我下了决心,“你坐在这里。我去。”

她能出声阻止之前,我已经下了车。她也下车来,但就站在那里,看来有些迷惘,而我怀抱着某种使命般地大步往前。她没有跟上来,她有足够的理智知道最好不要引起任何骚动。

当我把手放在门上那冷冷的铜制把手时,我的心跳如钟。当我终于跨步进去,我发现我的膝盖开始发软。

他就站在柜台后面,微笑着,填写一份信用卡刷用收据,一个穿着小羊皮套装的中年妇人絮絮不休地说着话,“……那就是生日的目的。你帮你丈夫买一本你想读的书……”

“只要你们两人都喜欢同一本书,那就没有关系。”他的声音非常柔软,使人宽心,那是一种可以让你信任的声音。

现在我在店里面了,我却拼命地想离开,想夺门而出。柜台旁边有一摞报纸杂志,包括《纽约时报》。我可以拿起一份,匆匆付钱然后离开,但是我不想面对面看着他的眼睛。

是他。

我转身,走出去,没有回头。

艾比坐在车里抽着烟。

“他不可能在这里工作,却不知道怎么到64号公路。”我说,发动引擎。

她完全了解我话里的意思。“你要现在就打电话给马里诺,还是等到我们回到里士满?”

“我们现在就打电话给他。”我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但接电话的人说马里诺在街上巡逻。我留话给他,“ITU-144,回电话给我。”

艾比问了我一堆问题,我尽最大努力回答。然后我们之间陷入一阵长长的沉默,我静静地开着车。我的胃开始翻腾着酸液,我考虑着是不是要在什么地方暂停一下,我想我大概要吐了。

她正看着我。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关注。

“我的天,凯,你脸色苍白得像张白纸。”

“我还好。”

“你要我开车吗?”

“我没事。真的。”

当我们回到家,我一步并两步径直走上二楼来到卧室。在我的手不可遏止的抖动中,竭力拨着一个电话号码。电话铃声响了两次,马克的答录机接了起来,我想把电话挂上,却发现我贪婪地听着答录机里他的声音,像是被催眠般。

“对不起,现在无法接听你的电话……”

到哔哔声时,我犹豫了一下,然后默默地把话筒放回去。我抬起头,发现艾比站在我房门口。我可以从她脸上的表情了解她知道我刚刚做了什么。

我看着她,眼中逐渐盈满了泪水,然后她来到床边,坐在我身旁。

“你为什么不留话?”她低语着。

“你怎么可能知道我打给谁?”我努力维持我声音里的平静。

“因为当我自己异常沮丧时,席卷而来的是相同的情绪,我特别想要拿起电话。即使现在,所有的事情发生后,我仍然想打电话给柯利弗德。”

“你打了吗?”

她缓缓地摇了摇头。

“不要,永远不要,艾比。”

她紧紧地盯着我。“是因为走进那间书店,看到了他,”

“我不确定。”

“我想你知道。”

我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开。“当我走得太靠近,我会知道。我以前就靠得太近,我问我自己那为什么会发生。”

“凡人如你我,是无助的。有一种机制,掌控着我们。那就是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她说。

我无法向她承认我的恐惧。如果马克接起了电话,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向他表白。

艾比看向别处,她的声音似乎从远远的地方发出,问道,“你看过那么多的死亡,你可曾想像过你自己的?”

我从床上站起来。“马里诺到底在哪里?”我拿起电话,试着再一次跟他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