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周三早上八点，我把车开进一个计费停车位。晨雾中，街对面那排铸铁栅栏和喷泉后方十八世纪的州政府大楼保留着最初的风貌。

瓦格纳部长等政府官员和检察长就在这栋位于第九街的行政大楼里办公。这里戒备森严，我到达不久后便开始感觉自己有如罪犯。进门就是一张桌子，一名警卫在此检查我的手提包。

“如果发现什么请告诉我，”我说，“因为我什么都找不到。”

这位面带微笑的警卫看起来似曾相识。他个子不高，微胖，三十五六岁，有一头细软的棕发，中年发福之前那张可爱的娃娃脸还依稀可见。

我出示证件，他看都不看。

“不必了，”他雀跃地说，“还记得我吗？你还在这一带工作时我每天都向你的大楼通报好几次。”

他指向与这里相距五个街区、我的旧办公大楼所在的第十四街。

“我是雷克·霍奇。”他说，“那时有一阵在闹铀恐慌，还记得吗？”

“怎么忘得了？”我说，“不时就会想起。”

“还记得我和温格偶尔会待在一起，通常在午餐时间，要是没什么异常状况的话。”

他的神色忽然黯淡。温格是我雇用过的最优秀、最敏锐的解剖技师，七年前死于天花感染。我捏了捏霍奇的肩膀。“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想念他，”我说，“非常想念。”

他四下张望，然后靠近我。

“你和他的家人联系过吗？”他压低声音问。

“偶尔。”

从我的语气可以听出，温格的家人不希望多谈他们这位同性恋儿子，也不喜欢我或者他人打电话问候，当然也包括温格的其他朋友，比如霍奇。霍奇点点头，试图以微笑掩饰眼底的痛苦。

“那小子真的很崇拜你，医生，”他对我说，“我早就想告诉你了。”

“这话真让人高兴。”我伤感地说，“谢谢你，雷克。”

我顺利通过安检系统，他把手提包交还给我。

“要常来啊。”他说。

“好，”我迎向他年轻的蓝眼睛，“你让我觉得安心多了。”

“你知道怎么走吗？”

“应该知道。”我说。

“只要别坐错了电梯。”

我沿磨损的大理石台阶爬上六楼。辛克莱·瓦格纳的办公室俯瞰着州政府大楼广场。在这淫雨霏霏的清晨，我几乎看不见跨骑在马上的乔治·华盛顿雕像。昨夜气温骤降十一度，细小而强劲的雨滴有如枪弹般坠下。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办公室的接待室陈设着优雅的殖民时代家具和旗帜，与瓦格纳医生的风格大相径庭。办公室里杂乱地堆置着公文，显示此人工作极其努力且对自己拥有的权力了如指掌。

瓦格纳医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出生成长，在那里，他的姓氏被读作辛克勒。他是个拥有法律学位的心理医生，曾经负责监督包括心理健康、滥用药物、社会服务和医疗护理等方面的私人服务机构，也曾任教于弗吉尼亚医学院，后来被招入公职系统。我一向对他敬重有加，而他也同样敬重我。

“凯，”他拉开椅子，从办公桌后站了起来，“你好吗？”他招呼我在沙发上坐下，然后关上房门，回到办公桌后。不是好兆头。

“我对医学院的现状相当满意，你呢？”

“我也是，”我答道，“问题不少，但比我预期的要好。”

他从托盘里拿起烟斗和一包烟草。“我一直在想你究竟怎么了，”他说，“似乎从地球上消失了。”

“我不明白你为何会这么想，”我回答，“我经手的案子和以前一样多。”

“哦，是啊。当然了，我常在新闻里看到你的消息。”

他开始填塞烟草。屋里没有烟雾，他只是在心烦时抽冷烟斗。他知道，我这次前来绝不是为了和他谈论学院的事或抱怨工作有多忙。

“我知道你很忙，”他继续说，“忙得没空见我。”

“我今天才知道你上周曾约我见面，辛克莱。”我说。

他注视着我，一边吮吸着烟斗。他六十多岁，但看起来苍老得多，仿佛多年来为病人们承受的那些不为人知的苦痛终于开始侵蚀他的身心。他眼神温和，时常让人忘了他兼具律师的犀利和机敏。

“要是你没收到我约你见面的留言，凯，那么我得说，你的人事管理很可能出了问题。”他一字一句地缓缓说道，一如以往谨慎。

“的确，但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在听。”

“有人闯入我的电子邮箱，”我平静地回答，“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擅自翻过保存密码的文件夹。”

“安全措施——”

我举手制止他。

“辛克莱，问题不在于安全措施。我是被内部人员所伤。很显然，办公室里某个人——也许不止一个——正蓄意找我麻烦，甚至想让我丢掉工作。你的秘书发电子邮件给我的秘书，告诉她你要见我。我的秘书把邮件转发给我，而我竟然回复说自己太忙了没空见你。”

不难看出，在瓦格纳医生眼中，此事若说不算荒诞，至少称得上怪异。

“还有，”我继续说，自己的声音在耳边织成一张如此奇诡的大网，令我愈发不安，“我的秘书还接到一些电子邮件，指示她把找我的电话转给我的副手。更糟的是，一个聊天室主持人冒用我的名字。”

“我知道这件事，”他严肃地说，“你是说，这个自称‘亲爱的凯首席法医’的家伙就是盗用你密码的人？”

“绝对是某个盗用我的密码并冒充我的人。”

他抽着烟斗，没做声。

“我怀疑我的解剖技师和这件事有关。”我补充道。

“何以见得？”

“乖戾、充满敌意、不时旷工。心怀不满，似乎正在谋划着什么，而且不止这些。”

一阵沉默。

“等我找到证据，”我说，“这问题自然会解决。”

瓦格纳将烟斗放回烟灰缸，起身走向我，在我身边一把没有扶手的椅子上坐下，身体前倾，目光灼灼地望着我。

“我认识你不是一两天了，凯，”他的语气亲切但坚决得不容辩驳，“我知道你享有很好的声誉，堪称州政府的财富，而你不久前刚遭到一粧极大的不幸。”

“你是在扮演我的心理治疗师吗，辛克莱？”我并非开玩笑。

“你毕竟不是机器。”

“我从不胡思乱想，刚才所说也句句属实，绝无半点虚言。的确有人在暗中作祟，我也不否认最近可能有些恍惚，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既然你承认最近有些恍惚，凯，又怎能咬定这一切都是真的呢？大多数人若遭遇你那样的悲痛，恐怕得休息很久才能继续工作吧。你是什么时候回去工作的？”

“辛克莱，每个人有自己的处事方法。”

“我来替你回答吧，”他继续说，“十天。容我补充，况且面对的又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工作环境——悲剧，死亡。”

我力图镇静，默不作声，仿佛置身于黑暗的洞穴，依稀记得将本顿的骨灰撒在了他最爱的希尔顿海德岛的海面。我还依稀记得自己先清空了他公寓里的所有私人物品，接着疯狂地翻找自己住处的抽屉和柜子，将他的所有痕迹都清除得干干净净，反正终究要舍弃的。

若没有安娜·泽纳医生，我很可能熬不过来。她是位比我年长的心理医生，也是我多年的好友。我不知该如何处置本顿的高级套装、领带、锃亮的皮鞋和古龙水，不想知道他那辆宝马车的下落，尤其不忍知道我们卧室里床褥的最终下落。

安娜明智地保留了他的重要物品，没碰他的书和饰物，让他书房墙上的证书、奖状留在原处，那里没人看得见，因为他不喜欢炫耀。她不许我收起屋里到处摆放的照片，说我必须习惯在这些事物当中生活。

“你必须学会与这些记忆共存，”她一遍遍告诉我，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它们目前还活生生地存在，凯，你无法立刻把它们甩掉。别挣扎了。”

“从一到十，你的沮丧在哪一级，凯？”瓦格纳医生的声音在远处响起。

而在此过程中，露西始终都没有现身，这点依然让我伤心且无法释怀。本顿在遗嘱中说把他的公寓留给我，而我把它卖掉了，露西为此十分气愤，尽管她和我一样清楚，我们再也无法进入那些房间。我执意要把那件他最心爱的，在大学时代穿得起毛的旧运动夹克留给她时，她拒绝了，说会把它送给别人。我知道她口是心非。她把它藏在了某个地方。

“承认自己难过并不丢脸。我想你大概很难承认自己也是个普通人吧。”瓦格纳医生的声音清楚地飘飞于耳际。“你有没有想过服用抗抑郁药？”他问，“比如盐酸安非他酮这样温和的？”

我沉思片刻。“首先，辛克莱，”我说，“情境造成的忧郁是正常现象。我不需要什么神奇药物来解除自己的哀痛。也许我太过理性，不习惯在他人面前表露情感。对我而言，奋斗、发怒和超越远比沉浸在痛苦中要容易得多，可我并没有否定一切。我头脑十分清醒，知道哀伤需要自己的发泄渠道。而在你发现自己信任的人正试图销毁你生命中所剩无几的东西时，要合理地宣泄哀伤也许并不容易。”

“你陈述时从第一人称变成了旁观者，”瓦格纳指出，“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

“别急着剖析我，辛克莱。”

“凯，我想提醒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悲剧和暴力有其自己的生命。它们一路横冲直撞，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偷偷地潜藏下来，而伤口也不再那么明显。”

“我每天都在直面悲剧和死亡。”我说。

“你照镜子时又看见什么了呢？”他问。

“辛克莱，遭遇苦难已经非常不幸了，再加上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你、怀疑你是否还能正常工作，真的会有种被人落井下石的感觉。”他迎视我的目光。我又用第二人称——更加安全的角色——说话了，他的眼神流露出这样的想法。

“残酷会在软弱的滋养下愈发苗壮。”我说。

我深知邪恶为何物，当它潜伏在我的身边，我嗅得到它的气味，认得出它的形貌。

“有人想趁我遭遇不幸时毁掉我，这是他等待已久的大好时机。”我继续说。

“你不觉得这种想法多少有些偏执吗？”他终于开口。

“不觉得。”

“除了忌妒和心胸狭窄，那人还有什么理由这么做？”他问。

“为了权力。想偷我的火。”

“有趣的说法，”瓦格纳说，“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我用权力行善，”我解释道，“而这个企图中伤我的人却想将我的权力窃为己有以满足私欲。你不会希望权力落在这种人的手中。”

“我同意。”他若有所思地说。

电话响起，他起身接听。“现在不行，”他对着话筒说，“我知道。请他稍等。”

他回到座位上，长吁一口气，摘下眼镜搁在咖啡桌上。

“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布新闻稿，声明有人在网络上冒充你，尽可能把伤害降到最低。”他说，“哪怕请求法院命令，我们也要把这件事做个了结。”

“好极了。”我说。

他站了起来，我也随之起身。

“谢谢你，辛克莱。感谢老天还有你帮助我。”

“但愿新任部长也能一样。”他说，似乎认为我理应知道。

“什么新任部长？”我问，焦虑再次袭来，而且更加剧烈。

他的表情由困惑转为愤怒。“我发了好几份标有私人和机密标记的备忘录给你。该死！真是太过分了！”

“我什么都没收到。”我说。

他紧抿双唇，脸颊发红。伪造电子邮件已相当恶劣，拦阻部长的加密备忘录性质则完全不同。这类信件连罗丝都不会打开。

“州长的犯罪调查委员会始终坚持你的办公室应由卫生部转交给公共安全部管理。”他说。

“老天，辛克莱！”我叫道。

“我知道，我知道。”他抬手制止我。

我任职不久后就有人提出过这个愚昧的建议。目前警察局和法医实验室同属于公共安全部，倘若我的办公室也被纳入公共安全部，那么未来将不再存在监督与制衡，警方基本上将对我的工作方式握有决定权。

“我曾呈递公文表达自己的立场，”我对瓦格纳医生说，“若干年前就向检察官和警方高层据理力争，让他们打消了这个多头，甚至为此站上了辩护律师席。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瓦格纳医生缄默不语。

“为什么现在又忽然提起？”我追问，“为什么？这个议题已经被搁置了至少十年。”

“我想康纳斯议员此时提出这个议案是因为执法部门的高层在施压，”他说，“谁知道呢。”

我知道。开车回办公室的途中，我感到浑身热血沸腾。我思索着诸多疑点，努力抓住不易察觉的细节，试图接近真相。查克·拉芬和黛安·布雷等人尚未将他们的计划加以实施，是想敲山震虎，让我知难而退。

一个剧本在我脑中逐渐成形，真相十分简单。有人试图摧毁我，使我的办公室失去防御，以便于公共安全部接管。早有传闻指出，我非常景仰的现任部长瓦格纳即将退休，到时若布雷取代他也不足为怪。

我到达办公室，愉快地向罗丝微笑问好。

“今天心情不错哦。”她开心地说。

“因为你的蔬菜汤啊，”我说，“我简直又想要尝尝了。查克呢？”

一听见他的名字，罗丝表情骤变。

“去弗吉尼亚医学院送几个脑样本了。”她答道。

当案情复杂且疑似与脑神经系统相关时，我会将脑样本浸在福尔马林溶液里让人送往神经病理学实验室做专项研究。

“他回来后告诉我一声，”我对她说，“我们必须在分解室里装设卢玛探照仪。”

罗丝托着下巴，肘部支着桌面，望着我摇摇头。“真不想告诉你这件事。”她说。

“哦，老天，又怎么了？我刚才还在想今天会一切顺利的。”

“学院正在进行犯罪现场模拟，而他们的卢玛探照仪刚好送修了。”

“我不想听了。”

“我只知道有人打来了电话，接着查克就抱着探照仪给他们送去了，然后才去弗吉尼亚医学院。”

“我只好去把它拿回来了。”

“那是个户外模拟犯罪现场，离这里起码有十英里。”

“谁授权查克擅自出借的？”我问。

“至少它不像办公室里的其他东西那样是被偷走的，这就很值得庆幸了。”她说。

“那么我只好上楼借用范德的实验室了。”我说。

我进了办公室，在桌前坐下，摘下眼镜揉着鼻梁。也许该替布雷和查克安排一次约会了。我登录查克的电子邮箱，给布雷发了封邮件。

布雷局长：

有些重要信息必须告诉你，请于五点半在贝佛利山庄购物中心和我碰面。把车停在靠近鹿头餐厅的后排停车位。我们可以在你的车里谈话，以免被人看见。倘若你不能前来，请呼叫我。否则不见不散。

查克

接着我又以布雷的名义向他的呼叫器发了一则文字信息，约他见面。

“好啦。”我满意地说，这时电话铃声响了。

“喂，”马里诺说，“你的私人警探随时待命。下班后你有什么安排？”

“加班。记得我说过那游戏我们也可以玩吗？你得开车送我去鹿头餐厅。我们可不能错过了两位挚友的小小约会，所以最好你带我去餐厅吃饭，和他们来个不期而遇。”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