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诺决定留下来，陪被人称作“早餐男孩”的埃格尔斯顿和哈姆在现场进行我认为没必要进行的拉线工作。我独自开车回家。树木和草坪全罩上了一层白霜，我暗暗祈祷着千万别停电，但最害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我把车驶入小区，发现四周黑暗寂静，在岗哨亭值班的警卫丽塔似乎正在举行降灵大会。

“别告诉我。”我对她说。

她走出岗哨亭，拉了拉制服夹克，裹紧身体。烛光在玻璃窗里跳动着。

“大约九点半就停电了，”她摇了摇头说，“这座城市只剩冰霜了。”

左邻右舍都是一片漆黑，好像正值战争期间。天空云层密布，月亮不见踪影。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车道，走上门前结冰的石阶时又差点滑倒。我攀住栏杆，费力地翻出钥匙开了门。由于有备用电池，我的防盗系统仍然开着，但只能维持十二小时。冰霜造成的停电通常会持续好几天。

我输入密码，重新设定警铃。我得洗个澡。这种时候我绝不可能跑去车库，脱下衣服放进洗衣机，而一想到得赤裸着穿过漆黑的屋子跳进漆黑的浴缸，我不禁头皮发麻。除了薄冰偶尔发出的脆裂声，四周一片死寂。

我找出家里所有的蜡烛，在屋内各个角落都点上几根，接着在手电筒的照射下燃起炉火。屋子成了黑暗的容器，唯有细小木柴燃起的火焰闪烁跳动，投射出斑驳光影。至少电话是正常的，当然答录机暂时无法工作了。

我无法安静坐着，到卧室脱去衣服，用毛巾擦拭身体，然后换上睡袍和拖鞋，一边琢磨着还能做点什么，因为我一刻都不容许自己处在无所事事的状态。我想也许露西给我留言了，只是自己目前无法接听。我尝试写信，又全部揉掉扔进炉火，望着那些纸张逐渐焦黄直至化作灰烬。碎冰咔咔作响，屋里越来越冷。

温度持续地缓缓下降，时间悠悠溜走，不觉已是寂静的凌晨。我努力入睡，可实在太冷，而我又始终心绪不宁。我想到露西，想到本顿，思绪又跳到不久前经历的可怖现场。我看见一个全身是血的女人被拖过地板，猫头鹰的眼睛从腐烂尸体上瞪着这个世界。我辗转反侧，露西始终没来电话。

我望着窗外黝黑的后院，忽然感到莫名的恐惧和紧张。呼吸在窗玻璃上蒙上一层水雾，半睡半醒中，雨夹雪的沙沙声变成了织针穿梭的声响。我看到远在迈阿密的垂死父亲，看到母亲在他身边织着毛衣，在贫寒交迫中没完没了地织着。街上没有一辆车。我给岗哨亭里的丽塔拨了电话，无人接听。

直到凌晨三点，我的眼皮才渐渐沉重。树枝裂开的声音有如枪响，远处的火车沿河岸缓缓行驶，苍凉而凄厉的汽笛声不时响起，轰隆的金属撞击声加深了我的不安。我裹紧羽绒被，静静地躺在黑暗中。当第一抹天光蹿出地平线，终于来电了。几分钟后，马里诺打来电话。

“你希望我几点钟去接你？”他问，由于刚睡醒而声音沙哑。

“接我做什么？”我睡眼惺忪地走进厨房去煮咖啡。

“工作啊。”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往窗外看了吗，医生？”他问，“你困在那个集中营里，哪里都去不成。”

“我告诉过你别开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我走到窗边打开百叶窗。街头所有行道树和灌木丛仿佛都覆盖着一层冰糖和白霜，草地宛如厚厚的地毯，利齿般的细长冰柱垂在屋檐下。我的车的确寸步难行。

“哦，”我说，“我的确需要搭个便车。”

马里诺那装系着粗防滑链的大卡车疾驶过里士满的街道，一个小时后便带我到了办公室。停车场里没有一辆车。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向大楼，曾几次差点滑倒，因为人行道成了冰面，我们是头一个向它挑战的。我把外套扔在办公室椅子上，然后与马里诺一起走向更衣室。

救援小组使用了便携式验尸台，因此我们不必将尸体从轮床搬到验尸台上。在这空寂的死亡殿堂中，我们拉开尸袋拉链，掀开被鲜血浸透的布罩。在顶灯的照射下，她的伤口愈发凄惨。我挪近一盏带荧光灯的放大镜，调整角度通过透镜观察。

放大后的皮肤是一片满布干涸龟裂的血块以及狭谷般深长伤口的沙漠。我采集了几十根毛发，淡黄色，细软如婴儿的头发。大部分毛发长约六至八英寸，黏在她的腹部、肩部和胸部，脸上则没有发现。我把它们装进信封以保持干燥。

时间如小偷般偷偷溜走，盗走了整个早晨。我百般推想，始终无法给她的毛衣和胸罩被撕开的情形找到合理的解释。唯一的可能性是，凶手是徒手把它扯开的。

“我从没见过这种事，”我说，“凶手的力气一定大得惊人。”

“也许他吸了可卡因或天使尘什么的，”马里诺说，“所以才会那样对她。甚至这也可以解释他怎么会有昂贵的金点子弹，你知道，如果他是街头毒贩，这就没什么奇怪的。”

“露西好像提过这种弹药。”我回想着。

“道上的热门玩意儿，”马里诺说，“毒虫的最爱。”

“如果他吸了迷幻药，”我说着把采集到的纤维放入另一个信封，“那么他思维的清晰和有条理就相当令我惊讶。他把停止营业的招牌挂上，锁了门，直到天黑以后才走出商店。说不定还梳洗了一番。”

“没有证据显示他梳洗了，”马里诺提醒我，“排水孔、水槽和马桶里都干干净净。甚至离开商店时他都没有在门上留下痕迹。因此我想，他开门时可能垫着什么东西——衣角或纸巾，谁知道呢，来避免血迹或指纹沾上门把。”

“这可一点都不糊涂，不像是刚吸过毒的人的行为。”

“我宁可相信他吸了，”马里诺忧心忡忡地说，“否则就太糟了，我是说，万一他真是绿巨人之类的。真希望——”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我知道他想说，他希望本顿能在这里提供专业意见。事事依靠专家纵然容易，但专家并非能解决所有问题。每个犯罪现场和每道伤痕都反映着犯罪情绪，而这桩凶杀案显然是狂乱的性犯罪。我随后找到的几块更大的不规则挫伤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通过镜片，我发现了许多锯齿状的细小伤痕。

“咬痕。”我说。

马里诺凑近来看。

“已经浅多了。用力撕咬的结果。”我补充道，一边移动灯光寻找其他咬痕，结果在右手掌边缘和右脚掌分别发现两个，左脚掌发现一个。

“老天。”马里诺不安地轻声喃喃道，目瞪口呆地从受害者的双手打量到双脚，“我们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怪物，医生？”

咬痕十分严重，只能分辨出是齿痕。可供制作印模的槽痕已被灭迹，对采证工作没有丝毫帮助。遗留痕迹非常有限，无法进行比对。

我用棉棒蘸取唾液，然后逐一拍照存证，一边思索着啃咬受害人的手脚对凶手来说有何特殊意义。难道他真的认识她？她的手脚在他眼中或许是某种事物的象征，就像面孔，代表着她的身份？

“看来他并非完全不在乎是否会留下证据。”马里诺说。

“他似乎知道自己的齿痕不可能被比对出来。”我边回答边用喷水管清洗尸体。

“嗬，”马里诺打着哆嗦，“每次看到这个我都觉得很冷。”

“她感觉不到的。”

“该死。我真希望她在遭到凄惨攻击时也没有任何感觉。”

“感谢老天，我认为凶手开始丧心病狂时，她应该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了。”我说。

金兰的验尸结果加剧了我们的惊骇。贯穿她的颈部、命中颈动脉的子弹同时也损伤了她第五节和第六节颈椎的脊髓神经，致使她瞬间瘫痪。她可以呼吸、说话，但无法动弹，只能任由自己被他拖过走道，让鲜血溅上货架。她两手无力地摊开，因麻痹而无法压住颈部的伤口。我几乎看得见她眼里的惊恐，听得见她低声的呜咽，她猜测着他将要实施的各种暴行，眼睁睁地目睹自己死去。

“该死的畜生！”我说。

“可惜他们把死刑改成了他妈的注射毒剂，”马里诺气愤地厉声说道，“这样的混账难道不该下油锅吗？他们本该吸氰化物毒气直到眼球爆裂，可我们却只让他们舒服地睡着。”

我迅速用解剖刀沿锁骨向胸骨再往下直到骨盆划出Y形切口。马里诺安静下来。

“你觉得你可以在他手臂上注射毒剂吗，医生？你可以打开毒气或者把他绑在电椅上，然后扳下开关吗？”

我没回答。

“我常常会想这个问题。”他继续说。

“多想无益。”我说。

“我知道你办得到。”马里诺执意继续这个话题，“还有一件事，我想你一定也很向往可又不愿承认，甚至不愿对自己承认，那就是——有时候我真的很想杀人。”

我抬头看着他。血沾污了我的面罩，浸湿了手术袍的袖子。

“这下我真的很为你担心。”我发自内心地说。

“看吧，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但就是不肯承认。”

她的心肺都很正常。

“我觉得大多数人并没有这种感觉。”

马里诺愈发怒火冲天，也许金兰的悲惨遭遇让他无比愤怒而又无能为力，正如金兰眼睁睁看着自己死去时的无助。

“我认为露西就有这种感觉。”他说。

我抬起头，错愕地望着他。

“我想她只是在等待机会。如果终究得不到这样的机会，她宁愿去餐厅当服务员。”

“闭嘴，马里诺。”

“真相总是很伤人，不是吗？至少我敢承认。就拿这个人渣来说，我呢，想把他铐在椅子上，绑住他的脚踝，把枪管塞进他的嘴里，问他有没有牙齿矫正医生，因为他相当需要。”

她的脾、肾和肝脏也都正常。

“然后我要用枪抵住他的眼睛，让他看我的枪管需不需要清洗。”

她的胃里还有看似鸡肉、米饭和蔬菜的残留物。我想起在她钱包和外套附近的纸袋里发现的保鲜盒与餐叉。

“说不定我会退后几步，在射程内把他当靶子，看他会有多享受——”

“别说了！”我说。

他安静下来。

“真该死，马里诺。你到底着了什么魔？”我一手拿着解剖刀，一手拿着镊子冲他说道。

他沉默片刻，我也闷不作声，顾自工作，给他找各种事情不让他闲下来。

一会儿他说：“昨晚追着救护车狂奔的那个女人是金兰的朋友，在夏尼餐厅当服务员，晚上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上课。她们是室友。她下课回家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忽然电话响了，一个该死的记者问她：‘你听到这个消息有什么感觉？’”

他停了下来。我望向他，见他正盯着解剖中的尸体。红色的胸腔空荡荡的，苍白的肋骨在笔直的脊椎旁优雅地弯曲着。我插上斯特莱克电锯的电源。

“根据这位朋友的说法，她想不到谁会这样无缘无故地攻击金兰。从来没人到店里找她麻烦。前几天有人误触警铃，就在周二，也是后门的警铃，这是常有的事，因为大家常常忘了后门也装有防盗铃。”他继续说，目光茫然，“这该死的家伙一定是从地狱里冒出来的。”

我开始锯割颅骨，颅骨上布满被一种或多种不明工具猛烈殴击所致的裂痕。带着热度的骨粉在空中弥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