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点一刻马里诺过来接我。凌晨这种恍惚而又无力的时刻，不禁让我想起早年间在医院不眠不休值班时的情景，想起刚担任法医时总是被召唤去处理无人愿意接手的案件的那些日子。

“现在你知道值夜班的滋味了。”马里诺在结冰的路面上驾驶着，一边说道。

“我清楚得很。”我说。

“是啊，可差别在于，你大可以选择不去，派别人前往现场，自己待在家里，因为你是首席。”

“每次露西需要我时，我总是转身走开，马里诺。”

“听着，医生，她会理解的。也许她已经准备动身去华盛顿接受那些大人物的拷问了。”

我没告诉他多萝茜来访的事，那只会让他再次暴跳如雷。

“你在弗吉尼亚医学院教书。我是说，你是货真价实的医生。”

“多谢。”

“难道你不能找学校的行政主任之类的人谈谈？”他轻敲着打火机说，“难道你不能想办法把露西也送进那里？”

“只要乔一天没有恢复行动能力，谁能谁不能去探访她都由她父母决定。”

“可恶的宗教狂，拿《圣经》当幌子的希特勒。”

“你也有过心胸狭隘的时候，马里诺，”我提醒道，“还记得你以前对男同性恋者的抨击吧，某些措辞我简直不好意思复述。”

“好吧，我承认，可我不是有意的。”

米林奈私人机场的气温低至零下七摄氏度，我从卡车后车厢取出行李时，强劲的冷风横扫而来。两名飞行员前来迎接我们。他们话没多说，只打开一道大门，带领我们走向停机坪，一架李尔喷气式飞机正停在燃油车旁补充油料。飞机的一个坐椅上放着一个写有我名字的厚实的牛皮纸信封。升至冷冽清朗的夜空后，我关掉坐椅灯沉沉入睡，直到飞机在新泽西州的泰特波罗机场降落。

我们走下舷梯，一辆深蓝色的福特探路者汽车立刻开了过来。天空细雪纷飞，刺痛我的脸颊。

“警察。”那辆探路者在飞机附近停下时，马里诺点了点头，说道。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司机身穿牛仔裤、皮外套，显得十分老到，似乎很乐意承担接送我们的任务。他把我们的行李放进车厢。马里诺钻进副驾驶座，话题一个接一个地和他聊得十分投机。原来这位司机隶属纽约警察局，而马里诺也在那里工作过。我困倦不堪，他们的谈话声在我耳边飘忽不定。

“……亚当在调查部门，大约十一点钟他就接到了电话。我猜是国际刑警通知他的。没想到他跟他们那么熟。”

“哦？是吗？”马里诺的声音有如波本威士忌溶入冰块时那般悄无声息、让人昏昏欲睡，“又是个娘娘腔的家伙……”

“呵，他还算好了……”

我昏昏沉沉，半睡半醒。当一股被掏空般的痛楚再度向我袭来时，城市的璀燦灯光已映入眼底。

“……有一次我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早上起床竟找不到车和警徽了，这下可真的吓醒了……”

我另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搭乘超音速喷气式客机是和本顿一起。我记得我们坐在窄小的灰色皮椅里，啜着法国红酒，望着罐装鱼子酱却完全没兴趣品尝。他紧挨着我，我温热的胸脯偎依着他。

我记得彼此都抛出些互相伤害的言语，最后却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附近的一个房间里疯狂做爱。也许多萝茜的话并非毫无道理，也许有时候我的确顾虑太多而且不如自己期望中的洒脱，可关于本顿她完全错了。他从来都不软弱，而我们炽热的关系也从未降温过。

“斯卡佩塔医生？”一个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们到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我说。

我揉着脸，伸了伸懒腰。这里气温更低，风也更加强烈。我去法国航空公司的售票处办理我们两人的登机手续，因为实在不放心把机票和护照交给马里诺，也不指望他能正确地找到登机门。班机大约一个半小时后起飞，左侧二号登机门。我在协和客机的候机厅坐下，又一次感到精疲力竭，眼睛刺痛起来。这时马里诺在旁边惊叫道：“你看见了吗？”他的耳语未免太过响亮，“这里竟然有酒吧！那个家伙在喝啤酒，现在才早上七点啊。”

马里诺把酒当成了起床铃。

“需要什么吗？”他问，“报纸？”

“现在我一点都不在乎这该死的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只希望他能让我安静待会儿。

不久他端回两个堆满丹麦面包、乳酪和饼干的托盘，胳膊下还夹着一罐喜力啤酒。

“你知道吗，”他说着把自己的早餐搁在身旁的咖啡桌上，“现在已经下午三点了，法国时间。”

他打开啤酒。

“有人把香槟和橘子汁混在一起喝，你听说过这种事吗？还有，我肯定那边坐着一个女明星。她戴着墨镜，所有人都盯着她看。”

我没兴趣。

“和她一起的那个男人也很有名，长得有点像梅尔·布鲁克斯。”

“那个戴墨镜的女人是不是很像安妮·班克罗夫特？”我含糊应道。

“很像。”

“那应该就是梅尔·布鲁克斯吧。”

许多衣着考究的候机乘客用异样的目光瞟向我们。一个男人边品尝浓缩咖啡边翻阅《世界报》。

“她演过《毕业生》，记得吧？”马里诺说。

我完全清醒了，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

“那也是我的幻想。下课后给学生补课的女老师，让人心痒痒的那种。”

“从那边的窗户可以看见协和客机呢。”我指着窗户说。

“真该带照相机来。”

他又灌了一大口啤酒。

“你可以现在去买。”我提议道。

“你认为他们这里会有那种小型的拍立得相机吗？”

“只有法国产的。”

他犹豫片刻，朝我翻了个白眼。“马上回来。”他说。

马里诺的机票和护照放在外套口袋里，外套则留在椅子上。机场广播我们的班机即将起飞时，我收到了一个紧急呼叫，说他被拦在了候机楼外。在服务台见到他时，他正气得满脸通红，由一名警卫陪着。

“抱歉。”我把马里诺的护照和机票向一名职员出示。

“别一开始就不让人消停好吗？”我压抑着心头的火气对他说。我们走回候机厅，和其他乘客一起登机。

“我跟他们说我有机票，这些该死的法国佬。要是他们会说英语就好了，难道不该会吗？否则这种事也不会发生了。”

我们的座位是相连的，但很幸运，这个班次没有满员，我移到和他隔着过道的位子。他始终耿耿于怀，直到我将自己的酸橙酱汁鸡、草莓慕斯海绵蛋糕和巧克力分给他一半才算作罢。我不知他究竟喝了多少啤酒，只看见他不停地在狭窄的过道里来来去去。飞机以两倍于音速的速度飞行，在当地时间下午六点二十分抵达戴高乐机场。

机场大楼外一辆深蓝色奔驰已等候多时。马里诺试图与司机攀谈，可那人既不肯让他坐在副驾驶座上也没兴趣理他。马里诺自觉无趣地开了窗户抽烟，冷风呼呼灌入。我们行经许多画满涂鸦的破旧公寓和长达几英里的调车场，终于进入了一个灯火通明的现代都市。赫兹租车、本田、松下音响、东芝等著名企业的招牌高悬在夜空中闪耀生辉。

“这里简直是芝加哥，”马里诺抱怨道，“感觉太古怪了。”

“时差的关系。”

“以前我去西岸时就不会这样。”

“这次飞得更远。”我说。

“大概是飞得太快了，”他又说，“想想看，你只能从机舱的小窗孔往外看，就像坐在宇宙飞船里一样，不是吗？你看不见地平线，那种高度又没有云，空气稀薄得不能呼吸，气温说不定有零下一百度。没有鸟，没有其他飞机，什么都没有。”

一名开着带红条纹的蓝白色雪铁龙警车的警察正在法兰西银行附近拦下一个超速驾驶的人。沿繁华的卡普西奈大街一路前行，昂贵的设计师专卖店多了起来，这让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来得及兑换货币。

“所以我这么快就感到饿了，”马里诺继续他的分析，“飞那么快的时候你的新陈代谢一定也加快了。想一下那需要多少卡路里。过了海关后我就觉得轻飘飘的，你没这种感觉吗？一点醉意都没有，肚子里也空荡荡的。”

这里没有太多圣诞装饰，包括市中心一带。巴黎人只在他们的小酒吧和商店门口挂了些简单的灯泡和常春藤饰物。到目前为止，除了机场那个伸展着双臂、像在做健美操的充气圣诞老人，我再没看见任何圣诞老人的影子。欢庆的氛围倒是更浓。巴黎大酒店的大厅里装饰着圣诞红和高大的圣诞树，我们便被安排在这里住宿。

“我的天，”马里诺环顾着那些梁柱和大型吊灯，“你认为在这里住一晚得花多少钱？”

电话铃声不断响起，服务台前的队伍长得令人惊讶。大厅里堆满行李箱。了解到有个旅行团正在办理住宿登记时，我逐渐失去了耐心。

“你知道吗，”医生马里诺说，“在这里我连啤酒都喝不起。”

“等你可以去吧台时再考虑吧，”我答道，“看样子我们得在这里待上一整晚了。”

话音刚落，便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一个身穿深色套装的男子出现在我背后，面露微笑。

“斯卡佩塔女士，马里诺先生，”他带我们走出队伍，“很抱歉，我现在才看到你们。我叫伊凡。你们的手续已经办妥了，我这就带你们去房间。”

我分辨不出他的口音，但可以确定他不是法国人。他带领我们穿过大厅走向光亮可鉴的黄铜电梯，按下三楼的按钮。

“你是哪里人？”我问。

“四海为家，但在法国待了很多年。”

我们跟着他通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两间相邻的客房。发现行李已被安置在这里时，我们无比惊讶，同时又有些不安。

“两位如有任何需要，请给我本人打电话。”伊凡说，“希望你们能下楼到餐厅用餐，那里为你们订了位子，当然，我们也提供客房服务。”

他没拿小费就离开了，只剩马里诺和我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地望着房间。

“真诡异，”他说，“我最烦这种神神秘秘的小把戏。他是什么人？我敢打赌他根本不是这家酒店的员工。”

“马里诺，我们还是别站在走廊里说话了。”我轻声说。我必须和他分开一会儿，否则我会发疯。

“你想吃点什么？”

“回头我再打电话给你。”我说。

“我真的很饿。”

“那你何不下楼去吃呢，马里诺？”我建议道，暗自祈祷他快点离开，“我想晚点再吃。”

“不太好吧，我想我们最好一起行动，医生。”他答道。

我进了房间，关上房门，吃惊地发现我的行李箱被打开过了，里面的衣服被齐整地放进了抽屉。衣橱里挂着我的长裤、衬衫和套装。盥洗用品则整齐摆放在浴室洗手台上。这时电话响起，不用多想也知道是谁。

“什么事？”我说。

“他们打开我的箱子，把东西全部拿了出来！”马里诺像一台音量巨大的收音机那样吼道，“我受够了。我讨厌别人乱翻我的东西。这些法国人以为自己是谁？这是他们的习俗吗？客人一住进高级酒店就来翻行李？”

“不，法国没这种习俗。”我说。

“那就是国际刑警干的。”

“稍后我再打给你。”

桌子中央摆着果篮和一瓶葡萄酒。我切了一颗血橙，斟了杯美乐红酒，拉开厚重的窗帘望向窗外，身着晚礼服的人们正坐上高级轿车，街道对面古老歌剧院上的镀金雕像向神祇炫耀着辉煌的人体之美，一根根烟囱竖立在连绵数英里的屋顶上，仿如田野里黝黑的麦茬。我感觉焦躁、孤独，感觉受到了侵扰。

我从容地洗了个澡，很想今晚就这么甩掉马里诺，可礼节占了上风。马里诺从没来过欧洲，当然也没到过巴黎，更重要的是，我不放心留下他一个人。我拨了他房间里的电话，问他是否要简单吃点晚餐。我提醒他巴黎不是以比萨闻名的城市，可他毫不理会，硬是点了比萨，而且到我的小冰箱里翻找啤酒。我点了带壳牡蛎，然后把灯光调暗，经过这一整天我的眼睛已不堪重负。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晚餐送来后他说，“我不想提，医生，但我实在无法摆脱那种古怪的感觉，怪得要命。我是说，”他咬了口比萨，“我在想你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会不会也在你脑中飘来飘去，就像飞碟一样。”

我放下餐叉。窗外灯火通明，即使屋内光线昏暗，我仍然可以清楚看到他害怕的神情。我礼貌地回应。

“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说着拿起酒杯。

“没关系，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仔细想想。”

我不想听。

“你瞧，先是一位美国参议员带了封信给你，而这位参议员正好是司法委员会主席，对联邦执法机关有着绝对的影响力，这也意味着他对特情局、烟酒枪械管制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种种内幕了如指掌。”

我心中鸣起了警笛。

“你得承认，罗德参议员刚把本顿的信带给你，不久后我们就忽然被国际刑警找来，时机未免太凑巧了……”

“我们谈点别的吧。”我打断他，胃部一阵阵抽紧，心脏剧烈跳动着。

“你必须听我说，医生，”他接着说，“本顿在信里要你别再难过，说一切都会好转，而且知道你会来这里——”

“别说了！”我尖叫着把餐巾甩在桌上，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

“你必须面对现实，”马里诺也激动起来，“你怎么知道……我是说，要是那封信并不是几年前写好的呢？也许是最近才写的……”

“你竟然会这么说！”我叫道，泪水涌上眼睛。

我推开椅子猛地站了起来。

“出去，”我对他说，“我不会接受你那该死的飞碟理论。你想怎样？逼我再一次经历那些痛苦吗？让我在努力接受残酷现实的同时还残存一丝希望？给我滚出去！”

马里诺将椅子向后一推，在椅子倒下时及时跳到了一边。他抓起桌上那包香烟。

“要是他还活着呢？”他也提高了音量，“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暂时消失一段时间，好去执行与烟酒枪械管制局、调查局、国际刑警甚至太空总署相关的某项秘密任务？”

我抓紧酒杯，双手不停颤抖，杯中的酒洒了出来。我整个人仿佛又一次被撕得四分五裂。马里诺在房里踱步，一个劲地弹着手中的香烟。

“你根本无法确定，”他又说，“你只看见发臭的火堆里烧焦的骨头和一块很像他戴的那种百年灵手表。可这能证明什么？”

“你这浑蛋！”我吼道，“你这该死的浑蛋！唯恐我受的折磨还不够，还在那里——”

“受折磨的又不只有你一个。要知道，你跟他睡过并不表示他就是你的人啊。”

我朝他冲过去，拼命控制自己才没有给他一巴掌。

“哦，老天！”我望着他震惊的眼神，喃喃念道，“哦，天啊！”我想起露西对乔的攻击，立刻走开去。马里诺转身到窗前抽烟。哀伤愧疚在房里弥漫开来。我用头抵着墙壁，紧闭着眼睛。我这辈子不曾对任何人有过暴力念头，尤其是像他这样我熟识而且关爱的人。

“尼采说得对，”我挫败地自语道，“慎选你的敌人，因为你很可能变得和他一样。”

“我很遗憾。”马里诺只这么说道。

“就像我的前夫、我的妹妹一样，就像我认识的所有残虐自私的人一样。我已经变成他们那样了。”

“不，你没有。”

我额头抵着墙壁，像在祈祷，内心则庆幸房里昏暗。我背对着他，他看不见我的痛楚。

“我那么说并没有恶意，医生。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说这些。”

“没关系。”

“我只是想弄清楚真相，因为有些地方实在很不对劲。”

他走向烟灰缸，把香烟捻熄。

“我甚至不明白我们来这里干吗。”他说。

“绝对不是来吵架的。”我说。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像往常一样用电脑和我们联系，或直接给我们电话。你不觉得奇怪吗？”

“不觉得。”我深吸一口气说。

“所以我才怀疑本顿会不会……也许他参加了什么计划，不得不在一段时间里担任秘密证人，接受保护、隐姓埋名、改头换面等等。以前我们就不怎么了解他的工作。就连你都不见得清楚，因为他不一定会把一切都告诉你，更不会说一些我们不该知道的事，以免我们受到伤害，尤其不想伤害你或者让你整天为他担心。”

我没做声。

“我不是故意没事找事，只是觉得这件事值得仔细考虑。”他轻声补充道。

“不，没什么值得考虑的，”我清了清喉咙，感到浑身疼痛，“我们不该再怀疑了。他的身份已经被确认了，马里诺，彻底确认过了。嘉莉·格雷腾绝对不会随便到只让他适时地消失一会儿，你不觉得这完全不可能吗？他死了，马里诺。他死了。”

“你参与过他的验尸吗？你看过他的验尸报告吗？”他不肯罢休。

本顿的遗体被移往费城法医办公室。我始终没有过问。

“没有，你没有参与他的验尸。要是你参与了，我会认为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冷酷可怕的人，”马里诺说，“你什么都没看见。你只知道别人告诉你的。我不想一再让你难过，但这是事实。要是有人试图掩饰那具遗体不是他这一事实，你又怎么会知道，既然你见都没见过？”

“给我倒点威士忌。”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