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警总部坐落于题德多公园里，俨然是一座由水池和玻璃构成的晶莹剔透的堡垒，与想象中的这类机构大相径庭。建筑外部没有任何“国际刑警”的字样，事实上这里没有任何标志。我可以肯定，行经此处的驾车人几乎无法辨识自己究竟到了哪里。夹道种植着树木，没有路牌，因此倘若不知道具体的方位，你可能永远到达不了。

卫星接收器、天线、水泥路障和摄像机一概难觅踪迹，顶端锋利的绿色金属栅栏也巧妙地被树木掩盖起来。国际刑警总部所在的这栋建筑静静地散发出睿智平和的气息，里面的人可以向外远眺，外人却无法往里窥探。在这个阴冷的早晨，屋顶那株小小的圣诞树极具反讽意味地在佳节将至时倾斜了头冠。

我按下入口处的对讲机，说明来意。四下无人，一个声音要求确认身份。我们报上姓名，门锁咔啦开启。马里诺和我沿着一条步道进入附属建筑，另一道门打开，一位身着套装系着领带的警卫前来迎接。此人健壮得似乎可以一把抓起马里诺扔回巴黎。另一名坐在防弹玻璃后方的警卫打开抽屉，拿出访客身份牌交换我们的护照。

私人物品需要放在传送带上接受x光扫描。接待我们的那位警卫用手势指示我们依次踏进一个从地板直达天花板、有如透明导管的装置。我照做了，一边心想也许会忽然被吸走。一道树脂玻璃门关闭，另一道同时开启，走出装置时全身的每个细胞都被扫描过了。

“这是什么鬼地方？星舰迷航？”马里诺接受扫描时嘟囔道，“谁知道这东西会不会致癌？对男人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安静。”我说。

不知等了多久，终于有个男人出现在连接主楼和警戒区的走廊里。他以年轻运动员般轻盈的步伐向我们走来，模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昂贵的炭灰色法兰绒套装优雅地裹着他那雕像般的躯体，套装里衬以纯白色衬衫和红褐、绿、蓝相间的奢华的爱马仕领带。和他握手时，我留意到他手腕上的金表。

“我是杰伊·塔利。很抱歉让二位久等了。”他说。

他那双犀利的淡褐色眼睛仿佛洞悉一切，让我产生一种遭到侵犯的感觉。他肤色黝黑，相貌异常俊美，我立刻可以判断出他的类型，这种美男子总是十分类似。看得出，马里诺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们通过电话。”他对我说，似乎认为我会忘记。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没睡安稳过。”我说，无论如何都无法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

“请跟我来。”

马里诺对我使了个眼色，在塔利背后绞扭着手指，每当他觉得某人是同性恋时便会如此。塔利宽肩窄腰，嘴唇饱满，下巴坚挺，侧脸的线条完美得酷似罗马神祇。

尤其令我诧异的是他的年龄。这类海外职位通常是众人垂涎的目标，往往用来奖励资深探员和高级探员，而塔利看起来最多三十岁。他带领我们到达一处有四层楼高的大理石中庭，这里似乎汇聚了全世界所有的马赛克，在阳光下晶莹夺目，连电梯都是透明的。

通过一系列繁复的电子门锁、警报系统、密码锁、监控我们一举一动的电子摄像机等重重关卡，我们终于到了三楼。我仿如置身于被切断的水晶之中。塔利全身仿佛笼罩着一层光晕。我头晕目眩且感到懊恼，因为我不是自愿到这里来的。一切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

“上面是什么？”绅士的典范马里诺指着说。

“四楼。”塔利淡淡地答道。

“按钮上面没有号码，而你似乎有点激动，”马里诺仰头望着电梯的天花板说，“我在想那里会不会就是你们的控制中心。”

“秘书长就住在那里。”塔利若无其事地回答，好像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不会吧？”

“基于安全考虑，他和家人都住在这栋大楼里。”塔利说。我们经过看似普通的办公区和在里面忙碌的看似平常的工作人员，“我们就是要去见他。”

“很好。也许他不介意说明一下要我们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马里诺说。

塔利打开一扇气派的深色木门，一个带有英国口音的男子彬彬有礼地前来迎接，介绍自己是公关总管。他为我们叫了咖啡，然后通知乔治·米罗秘书长我们已经到达。几分钟后他带我们进入米罗的私人办公室，一位仪容威严的灰发男子坐在一张黑色皮革办公桌前，四周墙壁上挂满奖章、古董枪械和许多来自异国的赠礼。米罗起身和我们握手。

“请随意。”他说。

他领我们到窗前的会客区坐下，窗外便是罗讷河的风光。塔利从另一张桌上拿来一个厚厚的多层文件夹。

“我知道二位一定备感煎熬困惑，并且累坏了，”他措辞谨慎有礼，“我不知该如何表达感激之情。尤其这次通告十分紧急。”

他莫测的神情和军人的威仪没有泄露一丝内心，其存在似乎让周围的一切黯淡失色。他坐在摇椅里，交叉双腿。马里诺和我坐沙发，塔利坐在我对面，文件夹搁在地毯上。

“塔利探员，”米罗说，“你来开头吧。”又转头对我们说，“二位不介意直接切人重点吧？时间有限。”

“首先，我想解释为什么烟酒枪械管制局会和你们的案子扯上关系，”

塔利对我和马里诺说，“你知道贩毒高发地区计划吧？或许你的外甥女露西告诉过你？”

“她和这件事无关。”我不安地说。

“也许你已经知道，贩毒高发地区计划有许多暴力逃犯的缉捕工作正在进行，”他继续说道，“调查局、药品管制局、地方执法部门，当然还有烟酒枪械管制局，这些机构经常针对高度紧急或复杂的案件，整合彼此的资源联合办案。”

他拉了把椅子坐到我面前。

“大约一年前，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调查发生在巴黎的几桩凶杀案，我们原本以为作案的凶手就是你们发现的那名死者。”

“我不知道巴黎有什么连环凶杀案。”我说。

“法国对媒体的管制比贵国略严，”这时秘书长说，“媒体当然对此进行了报道，斯卡佩塔医生，但很少会透露细节，或者危言耸听、追求轰动。巴黎公众知道有个杀人犯在逃，我们也警告所有妇女别轻易开门让陌生人进入家里，但仅此而已。我们认为披露死者的伤痕、残破的骸骨、被撕裂的衣服、咬痕和性凌虐等细节没有丝毫意义。”

“狼人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我问。

“由他得名。”塔利说。他的目光几乎触及我的身体，但随即如小鸟般飞走。

“凶手？”我问，“你是说，这是凶手对自己的称呼？”

“是的。”

“你们又是怎么知道的？”马里诺不客气地插嘴。从他的动作和表情看来，我知道他又要找碴了，塔利犹豫片刻，瞥了一眼米罗。

“这浑蛋干了些什么？”马里诺追问，“在现场的小纸条上留下自己的昵称？还是像电影中那样把名字刺在受害者的尸体上？这就是我讨厌重要机关介入这类该死的白痴案件的原因。侦办刑事案件最理想的人选就是像我这种成天在外面到处闲逛、不怕弄脏鞋的粗人。一旦让那些了不得的机构和电脑系统介入，整个案子就变得刺激，变得复杂了，但其实一开始就根本没有你们认定的那种高智商——”

“你错了，”米罗打断他，“狼人非常聪明。他在一封信里告诉我们他叫狼人不是没有原因的。”

“给谁的信？”马里诺好奇地问。

“我。”塔利说。

“什么时候？”我问。

“大约一年前。在他犯下第四件案子之后。”

塔利打开文件夹，取出一个用塑料袋包裹着的信封交给我，手指与我的轻触。信用法文写成，我认出那些古怪的方方正正的手写字体和在集装箱纸箱上发现的非常相似。信纸上印着一个女人的名字，沾染着斑斑血迹。

“这上面写着，”塔利翻译道，“‘因为一人犯的罪，他们全都得死。狼人。’信纸属于受害者，上面的血也是她的。可当时最让我困惑的是，他怎么知道我参与了这起案子的调查工作。我们据此得出一个推论，这同时也是你们来到这里的缘由。这个凶手很可能来自某个有权有势的豪门，他的家人对他的行为非常清楚，并保护他免于落网。当然，这并非因为他们多么关心他，而是必须竭尽所能保护自己的名声。”

“所以就把他放进远洋集装箱？”我说，“把他扮成身份不明的死尸放到距离巴黎数千英里的地方？他们受够了？”

米罗打量着我，抚摸着一支银笔，调整了一下坐姿，椅子嘎嘎作响。

“也许并非如此。”塔利对我说，“一开始我们也以为是这样，因为所有迹象都显示，在里士满发现的那具死尸就是这名凶手：纸箱上写着狼人，勉强可以辨识的外貌特征，名牌衣着，等等。可你在报告里进一步描述，他身上的纹身是曾经试图改小的黄色眼睛……”

“哦，哦，”马里诺接口道，“你是说这个狼人身上有黄色眼睛的纹身？”

“不，”塔利答道，“他的弟弟生前有过。”

“生前？”我问。

“这点我们稍后会再提，或许也可以让你明白为何你的外甥女会与这件事情有关。”塔利的话让我又是一阵心惊，“你知道一个叫一六五的国际犯罪集团吗？”

“哦，老天！”我叹道。

“他们得名的原因似乎是非常偏爱斯皮尔金点一六五格令子弹，”塔利解释道，“他们不但走私这种型号的枪弹，自己也大量使用。只要发现这种子弹，我们就基本可以确定这些案子是他们所为。”

我想起在凯利快克便利店一案中发现的金点子弹。

“当你把金兰谋杀案的报告发给我们时，感谢老天你这么做了，许多片段开始聚焦起来。”塔利说。

这时米罗接口说：“这个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有一对亮黄色圆点纹身。”

他在便笺纸上随手画出两个硬币大小的圆点。

“这是成为这个大型暴力集团成员的标记，表明一旦加入，终生不得退出，因为纹身无法抹掉。退出一六五集团的唯一途径就是死亡。”

“除非你能把黄点变小，把它们修改成眼睛。猫头鹰的小眼睛——简单又便捷。然后逃到某个没人想得到的地方。”

“比如弗吉尼亚州里士满这种内陆港。”塔利补充道。

米罗点了点头。“没错。”

“为什么？”马里诺问，“这家伙为什么忽然想逃跑？他犯了什么错？”

“他耍滑头，”塔利回答说，“换句话说，他背叛了他的家族。我们认为在你停尸间的那个死者就是托马斯·尚多内。”他对我说，“他父亲是一六五集团的教父，暂且这么称呼吧。托马斯犯了个小错误，他决定另起炉灶，瞒着他的家族自己走私枪械。”

“补充一点，”米罗说，“尚多内家族从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定居在圣路易岛。这是巴黎最古老富裕的地区之一，那里的居民自称路易人，非常引以为荣，自认为高人一等。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个岛不属于巴黎，觉得它才是位于塞纳河中央的城市中心。巴尔扎克、伏尔泰、波德莱尔、塞尚，”他说，“这些人只是这个岛几位知名的代表人物。尚多内家族就在这里，利用贵族身份、慈善事业和政治势力作掩护，世代从事着血腥的全球性犯罪活动。”

“我们始终无法掌握足够的罪证，”塔利说，“有了你的协助，我们或许还有机会。”

“怎么协助？”我问，尽管不想和那种暴力家族产生任何牵连。“首先得确认身份。我们必须证明那具尸体就是托马斯。我毫不怀疑。可是身为执法者，我们还有若干法律上的小障碍有待突破。”他微笑着说。

“DNA、指纹、X光片？有诸如此类的东西可以作比对吗？”我问，明知答案是否定的。

“一个老练的罪犯非常懂得如何避免留下这些东西。”米罗说。

“我们没找到任何可供比对的东西，”塔利答道，“这时狼人就派上用场了。我们可以用他的DNA鉴别他弟弟的。”

“看来我们得在报上刊登广告，请狼人过来验血？”马里诺显得愈发焦躁。

“根据我们的推测，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塔利没理会他，继续说道，“十一月二十四日，前往里士满的‘天狼星号’起航，而在两天前，这名自称狼人的男子在巴黎试图犯下最后一桩谋杀案。我得强调‘试图’一词，因为那个女人逃脱了。时间大约在晚上八点半，”塔利开始叙述案情，“那个女人听到有人敲门。开门时她看见门廊上站着一个陌生男子，彬彬有礼且口齿清晰，看起来很有教养。事后她说他当时穿着件优雅的深色长外套，也许是皮大衣，围着条深色围巾。他说他出了一点小车祸，想借用电话报警。她毫不怀疑，正要让他进门时，她丈夫在房间里叫她，那个人就忽然溜走了。”

“她看清那个人的外貌了吗？”马里诺问。

“只记得他的外套、围巾，也许还戴了帽子。她很肯定他的手插在口袋里，冷得瑟缩着身子，”塔利说，“她没看清他的脸，因为天色已暗。总体来说她觉得他是个温文尔雅、讨人喜欢的绅士。”

塔利停顿下来。

“还需要咖啡或者水吗？”他向每个人问道，眼睛却望着我。我注意到他的右耳穿了耳洞，在他弯腰替我倒水时才发现上面闪烁着一颗小巧的钻石。

“这桩谋杀未遂案发生两天后，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天狼星号’从安特卫普港起程，另一艘定期往欧洲运送磷酸盐的摩洛哥货轮‘出埃及号’同时起航。”塔利回到座位上继续陈述，“可托马斯·尚多内另有计划，结果在迈阿密海关，‘出埃及号’的磷酸盐布袋里被查出大批枪械、炸药等走私品。我们早就获知了他这次行动。现在你该明白贩毒高发地区计划的行动了吧？还有你外甥女的缉毒行动和这整起案子的关联？那只不过是我们和托马斯·尚多内的众多周旋游戏之一罢了。”

“很显然他的家族也察觉了。”马里诺说。

“我们认为，长久以来他一直在用各种手段掩人耳目，例如走某些特殊线路、变更登记数据等等，”塔利说道，“这在黑道中被称为‘偷吃’，在合法领域中被称作‘侵占’，对尚多内家族来说就叫‘自杀’。我们无法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的确出事了，因为我们预期他会在‘出埃及号’上，结果却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塔利用演讲的口吻说，“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行迹已经败露，藏不了多长时间了。他试图掩盖自己的纹身，并选了个没人会在意偷渡者的小港口。美国的内陆港本就不多，而且里士满和安特卫普之间又有定期的货轮往来。”

“于是托马斯就用了假名……”我说。

“用了诸多假名中的一个。”米罗接口道。“他已作为‘天狼星号’的船员进行了登记，计划在里士满港溜下船，而‘出埃及号’则继续驶往迈阿密。”塔利说。

“狼人又是什么时候介入的？”马里诺问。

“关于这点我们只能推测，”米罗答道，“狼人越来越焦躁，因为他的最后一桩案子没能成功，而他很可能因此被指认出来。也许他的家族受够了他，计划把他除掉，而这点他也知悉。也许他知道弟弟托马斯计划搭乘‘天狼星号’偷渡出国，并一直在留意他的行踪，清楚他修改纹身之类的事情。于是他溺死了托马斯，把尸体藏在集装箱里并试图让人误以为那就是他——狼人——的尸体。”

“于是和他换了衣服？”塔利对我说。

“如果他打算在船上顶替托马斯的身份，当然不会身穿阿玛尼现身。”

“衣服口袋里有什么发现？”塔利笔直地坐着，感觉却像不时凑近我说话。

“掉换过了，”我说，“打火机、现金等等。托马斯的尸体在里士满港被发现时，正穿着他哥哥的名牌牛仔裤，口袋里则装着自己原来的衣服口袋里的所有物品。”

“口袋里的东西的确被掉换了，但没发现任何证件。”

“是的，”我说，“而且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是在托马斯死后才换的衣服。这么做相当麻烦，最好是强迫受害者脱下衣服。”

“没错，”米罗点头说，“这正是我准备提的。应该是杀人之前换的衣服，两个人同时脱去衣服。”

我想起尸体身上穿反的内衣，膝盖和臀部的摩擦痕迹。托马斯很可能在换过衣服后才被溺水，而鞋子后跟的磨损痕迹很可能是在尸体被拖向集装箱内部时造成的。

“‘天狼星号’原本有多少名船员？”我问。

回答的是马里诺。“登记的有七名，全都接受了警方讯问，但不是由我负责的，因为我不懂法文。是海关的一个家伙进行的讯问。”

“那些船员彼此认识吗？”我问。

“不认识，”塔利说，“这并不奇怪，因为那些人只是上船去赚钱的。出航两周，回航两周，当中没有休息，所以一定是轮班制。更别提这些人都不那么安稳，很少会在一个地方待太长时间。七个船员里很可能只有两个曾经一起出过海。”

“那艘货轮返回安特卫普时也同样是这七个人吗？”我问。

“根据港口主管乔伊·肖的说法，”马里诺说，“没有人在里士满港下船。他们在船上吃饱睡足，卸完货就回航了。”

“啊，”塔利说，“恐怕事实并非如此。其中一名船员家里发生变故，运货经纪人送他去了里士满机场，但并没有亲眼看见他搭上飞机。他在船员名册上登记的名字是帕斯卡·雷杰，但事实上似乎并没有雷杰先生其人，那很可能只是托马斯的假名，是他被杀时用的名字。狼人将他溺死后或许也用了这个假名。”

“很难想象这个疯狂的连环杀人犯就是托马斯·尚多内的兄弟，”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确定呢？”

“凭我们刚提到的，那个修改过的纹身，”塔利答道，“还有你最近提供的金兰谋杀案的细节描述。殴击、咬痕和凶手脱去她衣服的方式，以及其他种种迹象。非常、非常独特而可怕的作案模式。托马斯小时候曾告诉过他的同学，说他有个哥哥是espece de sale gorille——躲在家里又蠢又脏的猿猴。”

“这名凶手并不愚蠢。”我说。

“的确。”米罗赞同道。

“我们找不到关于托马斯这个哥哥的任何记录。没有名字，什么都没有，”塔利说，“可是我们相信这个人的确存在。”

“等我们讨论完这几桩连环凶杀案后，你就会清楚多了。”米罗说。

“我想现在就开始。”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