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拿起多层文件夹，从中抽出好几份厚厚的文件放在我面前的咖啡桌上。

“我们已经全部翻译成英语了，”他说，“所有解剖工作都是在巴黎法医学院进行的。”

我开始翻阅。每个受害者都遭到难以想象的毒打，验尸照片和报告显示皮肤上有多处淤伤，裂伤部位的皮肤边缘呈撕扯状。我认为造成这种伤口的工具和施加于金兰的并不属于同一类型。

“受害者头骨遭到的重击，是类似斧头的工具造成的。”我翻着文件说，“我猜还没找到凶器吧？”

“没有。”塔利说。

面部肌肉组织全毁，硬脑膜下出血，血液渗透脑部甚至渗入胸腔。受害者的年龄从二十一到五十二不等，每个人身上都有多处咬痕。

“左顶骨有多处粉碎性骨折，这种凹陷性骨折使骨头内壁压迫到下层的脑部，”我翻阅着一份份验尸报告出声念道，“两侧硬脑膜下血肿。伴随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脑组织坏死……蛋壳状骨折……右额骨骨折沿中线直达右顶骨……血凝状态显示伤口形成后至少还存活了六分钟……”我抬头说道，“狂暴，过度杀戮，狂乱的过度杀戮。”

“性犯罪？”塔利注视着我说。

“每件案子不都是这样？”马里诺问。

每个受害者都半裸着，衣服被剥下或撕开到腰部，全都赤裸着双脚。

“奇怪的是，凶手似乎对她们的臀部和性器官不感兴趣。”我说。

“这人似乎有恋乳癖。”米罗淡然说道。

“乳房是母亲的象征，”我说，“如果他整个幼年时期都不曾离开家庭，患有这种症状也就不足为奇。”

“抢劫的部分怎么解释？”马里诺问。

“不确定所有案子都是这样，但至少部分如此。只有钱财遭窃。没有线索可供追踪，例如可以典当的首饰之类。”塔利答道。

马里诺弹着烟盒，这是每当他迫切想抽烟时的习惯动作。

“请便。”米罗对他说。

“也许他曾在别处犯案？在里士满以外的地方犯下与金兰谋杀案类似的案子。”我说。

“金兰谋杀案是他干的，这点可以确定，”马里诺说，“从犯案手法来看不可能是别人。”

“我们不确定他到底杀害了多少人，”塔利说，“或者是否曾在其他地方杀人。”

米罗接着说：“倘若真有关联，我们的软件可以在两分钟内完成比对。但或许还有其他我们尚未发现的案子。我们有一百七十七个会员国，斯卡佩塔医生，而有些国家并不经常找我们协助。”

“这只是一种可能，”塔利说，“但我认为这家伙并不会经常在各国间游历，尤其是他基于某种生理障碍而必须长期待在家里。我猜他在犯案期间很可能还住在家中。”

“这些案件的发生时间很接近吗？还是他蜇伏一段不短的时间后才再次犯案？”马里诺问。

“我们所知道的最后两起案子都发生在十月，接着是最后一次谋杀未遂，也就是说，他在五周内犯下三起案子。”塔利说，“这更加印证了我们的怀疑，他失控了，发狂了，于是决定逃离。”

“也许他希望能改过自新，不再杀人。”米罗说。

“不太可能。”马里诺说。

“报告中没有提到有任何证物被送到实验室，”我感到一股寒意从某个阴暗的源头渗出，“我不明白，难道这些案子都没有证物需要送交化验？体液采样、头发、纤维或者折断的指甲之类？”

米罗看了眼手表。

“甚至指纹？”我难以置信地问。米罗从坐椅中起身。

“塔利探员，是否可以请你带我们的客人去餐厅用午餐？”他说，“我恐怕无法奉陪了。”他说着送我们离开那间壮观的办公室。

“再次感谢你们赶来，”他对我和马里诺说，“我明白你们的工作刚开始，但愿能尽快让这可怕的事件尘埃落定。至少让凶手就此罢手。”

他的秘书按了通话键。

“阿尔文副秘书长，你在吗？”她对电话那头的人说，“你现在方便过来开会吗？”

米罗朝她点点头回到办公室，轻轻关上了门。

“你让我们大老远赶来，绝不只是要我们看这些文件。”在塔利的带领下通过迷宫似的走廊时，我对他说。

“让我带你们看样东西。”他说。

他带领我们绕过一处拐角，来到一条挂满死者肖像的走廊。

“尚待验明身份的尸体，”塔利说，“黑色通告。”

这些照片全都是粗颗粒的黑白照，包括指纹和其他生理特征。所有资料都同时以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呈现。这些无名受害者大多数死状凄惨。

“认出你的案主了吗？”塔利指着近期新增的照片说。

所幸，我负责的那位身份不明的死者的面孔不在其中，但取而代之的是不太乐观的齿列记录、指纹和文字资料。

“除了这些照片，国际刑警基本上是没有公文往来的机构。”塔利边解释边带我们走向电梯，“书面文件全部扫描归档，保存一段时间后便全部销毁。”

他按了电梯按钮。

“希望千年虫不会找上你们。”马里诺说。

塔利笑了笑。

自助餐厅外，几副盔甲和一只凶猛的黄铜老鹰眈眈注视着所有来客。餐桌间挤满数百个身穿套装的男女警察，他们从世界各地聚集于此打击各种组织性犯罪，从美国的信用卡偷窃伪造案到涉及可卡因走私的银行账号调查。塔利和我选了烤鸡和色拉，马里诺则拿了烤肋排。

我们在角落的餐桌旁坐下。

“秘书长通常不会直接过问这类案件，”塔利对我们说，“由此可见，这起案子多么事关重大。”

“我们真该觉得受宠若惊了。”马里诺说。

塔利切了块鸡肉，没有把餐叉换手。欧洲人的习惯。

“我不希望我们因过度期待这具无名尸体是托马斯·尚多内而模糊了焦点。”塔利继续说。

“是啊，你从你们的超级电脑里调出黑色通告一看，结果怎么着？那浑蛋根本没死，而那个狼人只不过是本地的某个变态杀人狂。这两人根本没有半点关系，”马里诺说，“也许国际刑警组织会因此损失不少会费，是吗？”

“马里诺队长，这与会费无关。”塔利神色凝重地说，“我知道你在职业生涯中处理过很多棘手的案件，你非常清楚侦破案件是件多么耗时费力的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我们必须把这家伙的靠山挖出来，把这帮人彻底摧毁。”

他没吃完便把餐盘推开，从外套的内袋掏出一包烟。

“这是生活在欧洲的好处之一，”他微笑着说，“对个人健康有害但并不违背社会公德。”

“我想问你，”马里诺说，“如果这与会费无关，那所有这些花费都是谁支付的？李尔喷气式飞机、协和客机、豪华酒店，以及奔驰出租车？”

“这里的许多出租车都是奔驰。”

“我们在国内都只坐旧雪佛兰或福特，”马里诺挖苦道，“你知道，支持国货。”

“国际刑警并没有提供李尔喷气式飞机和豪华酒店的习惯。”塔利说。

“那是谁出的钱？”

“这些你可以去问罗德参议员，”塔利答道，“但我要提醒你，组织性犯罪的根本动机和目的就是金钱，这些钱大都来自守法的商人和企业，他们同样希望能把这些犯罪集团彻底扫荡干净。”

马里诺绷着脸。

“我只能说，一家世界五百强大企业遭窃的电子设备甚或枪械炸药动辄价值数百万，要他们买几张协和客机的机票并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

“这么说是微软公司之类的企业在付钱了？”马里诺追问。

塔利的耐性在受到极大考验。他没做声。

“我在问你问题。我要知道我的机票到底是谁付的钱，我要知道是谁他妈的乱翻我的行李。是国际刑警的探员吧？”马里诺穷追不舍。

“国际刑警没有探员，只有联系人，负责与烟酒枪械管制局、联邦调查局、邮政部门和警察局等执法机关进行联系沟通。”

“哦，这就像是说中央情报局不会窃听一样。”

“拜托，马里诺。”我说。

“我要知道是谁翻了我的行李，”马里诺涨红了脸，“这件事真他妈的惹火我了，我忍耐得够久了。”

“看得出来，”塔利说，“也许你应该向巴黎警察局报案。不过我想，就算这的确是他们所为，也是出于对你的好意，比如，以防万一你带了枪支之类的过来。”

马里诺没有回应，只是把剩余的肋排一扫而光。

“不会吧？”我难以置信地问他。

“如果不是经常出国旅游，很可能会犯这类错误。”塔利补充道，“尤其是习惯佩着枪到处跑的美国警察，往往不明白在这里这么做会导致严重后果。”

马里诺依然不语。

“我想他们只是为了避免给两位造成不便。”塔利弹着烟灰补充。

“好吧，好吧。”马里诺咕哝着。

“斯卡佩塔医生，”塔利接着说，“你熟悉我们这里的司法制度吗？”

“相当熟悉，而且很高兴弗吉尼亚没有这样的制度。”

“法官是终身制的。法庭病理医生由法官指派，证物是否该被送交实验室，甚至死亡方式也都是由法官认定的。”塔利解释说。

“就像我们的验尸官制度，”我说，“一旦牵扯到政治和选举——”

“权力，”塔利打断我，“导致腐化。政治与犯罪调查永远都不该产生关系。”

“但事实就是如此，一向如此，塔利探员，即使是在这里，在你的组织里，或许也没有什么分别。”我说。

“你是说国际刑警？”他似乎觉得相当不可思议，“也许听起来有些虚伪，但国际刑警实在缺乏这么做的动机。我们不居功自傲，不需要宣传、车辆、枪械或制服，也不需要维护自己的管辖权。我们的预算少得惊人。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

“你一直在说‘我们’，好像你是他们中的一员，”马里诺说，“这就让我糊涂了。前一分钟你还是烟酒枪械管制局的人，现在就忽然变成秘密松鼠了。”

塔利扬起眉毛，吐出一口烟雾。“秘密松鼠？”

“你究竟是怎么加入这个机构的？”马里诺不肯罢休。

“我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美国人。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巴黎度过的，后来全家移居到了洛杉矶。”

“然后呢？”

“读法律学校，不喜欢，结果加入烟酒枪械管制局。”

“多久了？”马里诺继续盘问。

“担任探员大约五年了。”

“是吗？这期间有多少时间待在这里？”马里诺的问题越来越不客气。

“大约两年。”

“这倒有趣。在外面跑了三年，然后就被调到这里喝红酒，在这座大玻璃城堡里和大人物们周旋。”

“我运气一向很好，”塔利话中带刺，“你说得没错。我想精通四国语言和频繁的旅行经验的确让我占了点便宜。我还在哈佛攻读过计算机和国际关系研究。”

“我要去洗手间。”马里诺忽然起身。

“是哈佛的部分让他不怎么愉快的。”他离开后我对塔利说。

“我并意激怒他。”塔利说。

“当然。”

“唉，这下我在你眼中的形象一定全毁了。”

“通常他不会这么失态，”我继续说，“只因新来的副局长强迫他重新穿上制服，还把他停职，千方百计想毁了他。”

“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塔利问。

“是位女士，”我答道，“有时候女人比男人更加冷酷可怕，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因为她们更容易感觉受到威胁，更加缺乏安全感。女人本应互相扶持的，而不是互相倾轧。”

“你不像这种人。”他打量着我说。

“钩心斗角实在太浪费时间了。”

他一时没回应。

“你会发现我为人处事非常直接，塔利探员，因为我没什么需要隐瞒。我尽职尽责。必要时我会回击，甚至不惜正面冲突。我会从战略上还击对手，但一定会仁至义尽，因为我没兴趣看到任何人痛苦。我和布雷副局长不一样，她喜欢中伤别人，然后坐在一旁欣赏，看着对方在痛苦中挣扎，缓缓倒下。”

“黛安·布雷。原来是她，”塔利说，“裹着紧身衣的蛇蝎。”

“你认识她？”我诧异地问。

“她终于离开华盛顿去祸害别的警察局了。我被派往这里之前曾在调查局总部短暂待过一段时间。她总是越俎代庖，干涉我们的工作，甚至让自己的手下代行。你知道，我们，调查局和特情局的人。不是说大家合作有什么不对，但这不是她的真正用意。她只是想搭上那些政治掮客，而且似乎相当成功。”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谈论她了，”我说，“她已经耗去我太多精力。”

“你要甜点吗？”

“为什么巴黎这几起案子都没有证物送检？”我绕回原来的话题。

“咖啡？”

“我需要答案，塔利探员。”

“叫我杰伊。”

“为什么要把我找来？”

他犹豫起来，瞟了一眼门口，似乎担心某人的突然出现。我猜他担心的是马里诺。

“倘若正如我们推测，这名凶手确实是狼人，那么他的家族肯定不会乐意见到他残杀、殴打、啃咬女人的恶行被媒体披露。事实上，”他略作停顿，定睛注视着我，“这一家人恨不得世人不知道他们有这么个儿子，这是他们讳莫如深的肮脏的秘密。”

“既然这样你怎么知道有这个人？”

“他的母亲生了两个儿子。没有记录显示其中一人已经死亡。”

“没有任何记录？”我问。

“没有文字记录。当然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查证。警方花了数百小时查访做笔录，特别是对圣路易岛的居民。有一件事，除了托马斯幼年时的同学指证之外，几乎成了当地的一则传说——有个男子偶尔会在天色昏暗的晚上或清晨沿着岛上的沙滩漫步。”

“这个神秘人物只是散步，还是也下水游泳？”我想起集装箱里男尸所穿衣服里层的淡水硅藻。

塔利诧异地瞥了我一眼。

“你会提起这点实在很有趣。没错，有些报告指出，有人曾经在圣路易岛的塞纳河沿岸看到一名白人男子裸泳。天气非常寒冷，天色昏暗。”

“你相信这些传说？”我问。

“相信与否都不是我分内的工作。”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工作是负责沟通协调，集结人员，让他们并肩合作，不论他们是谁或来自哪里。我们是世界上唯一承担这种职责的机构。我不是来当警探的。”

他停顿许久，灼灼目光似可探入我心中某个不愿让人察觉的角落。

“我不会假装自己是犯罪心理分析专家，凯。”他说。

他知道本顿的事。他当然知道。

“我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当然也缺乏相关经验，”他补充说，“因此我不会试图描绘凶手的种种特征。我对他的长相、走路的姿态或说话的方式没有感应。只知道他说法语，或许也说别国语言。他的受害人中有个意大利人，”他继续说，“她不会说英语。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他进入她家后很可能是用意大利语和她交谈的。”

塔利往后靠向椅背，伸手去拿水杯。

“托马斯有大量时间自学，”塔利说，“很讲究穿着，因为许多人说这家伙对跑车、名牌服装和珠宝首饰相当酷爱。也许他那躲在地窖里的可怜哥哥一直在接收他的二手衣物。”

“那个身份不明的男子的牛仔裤腰部相当肥大。”我忽然想起。

“托马斯的腰围应当变化相当大，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一直努力健身。谁知道呢？”塔利耸了耸肩说，“至少有件事可以肯定，如果他的哥哥真是个怪胎，应该不怎么会上街买衣服吧。”

“你真的相信这个人每次杀了人就跑回家，他的家人还替他把衣服洗干净，甚至一再袒护他？”

“一直有人在保护他，”塔利强调，“这也是巴黎这几起案子一到停尸间门口就再没下文的原因。除了你见过的那些文件，我们便没有其他任何信息了。”

“你是说法官？”

“总之是某个大权在握的人，有太多可能性。”

“你是怎么获得验尸报告的？”

“通过正常渠道，”他答道，“我们要求巴黎警方提供。你看过的那些就是他们给的。没有证物被送去实验室检验，凯。没有嫌疑人，没有审判，什么都没有。我们只知道这个家族已不堪忍受这个精神异常的儿子。他不只令他们难堪，也是一颗定时炸弹。”

“为什么证明狼人就是尚多内家族精神异常的儿子能够帮你捕获—六五集团？”

“首先，我们希望狼人能多少透露点什么。毕竟他犯下连环杀人案，尤其是在弗吉尼亚那桩……当然，我们也会运用一些手段。更何况——”他微笑着说，“一旦握有尚多内先生的两个儿子涉案的明证，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搜索他们位于圣路易岛那栋有着三百年历史的美丽豪宅，还有办公室、运货提单等物品。”

“假设我们能抓到狼人的话。”我说。

“非抓到不可。”

他与我目光相接，久久没有移开视线。

“凯，我们需要你来证明这名凶手就是托马斯的哥哥。”

他把烟盒递给我，我没有碰触。

“可以说，你是我们仅存的希望，”他补充道，“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一旦涉入其中，马里诺和我很可能面临极大的危险。”我说。

“警方不能跑进停尸间进行盘问，”他说，“连便衣警察都办不到，更别提国际刑警了。”

“为什么？为什么巴黎的警察不能进停尸间？”

“因为负责这些案子的法医不肯与他们谈，她不信任任何人。其实这也不能怪她，但她似乎对你相当信任。”

我没做声。

“露西和乔的遭遇应该给了你充分的动机。”

“这样说很不公平。”

“非常公平，凯。这些家伙就是这么心狠手辣。他们差点轰掉你外甥女的脑袋，差点毁了她。这对你来说可一点都不抽象，不是吗？”

“对我来说暴力从来都不抽象。”冷汗从我身体的两侧滑落。

“可如果遭遇不幸的是你心爱的人，事情就大不相同了，不是吗？”

“别自作聪明。”

“不管是否抽象，当暴力降临在你的亲人身上，你才会真切感受到它那冷酷尖利的爪牙。”塔利步步紧逼，“别让那群人渣再去伤害别人。你有一笔债得偿还。幸好露西逃过了一劫。”

“我本应该在家陪她。”我说。

“你来这里对她的帮助更大，也对乔帮助更大。”

“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怎么做对我外甥女或她的朋友最好，或者对我自己。”

“对我们这些探员来说，露西是非常优秀的同事。对我们而言，她不是你的外甥女。”

“我应该为此感到欣慰。”

“的确。”

他的目光落到我颈部以下的部位，如微风一般轻轻拂动，随即又紧盯住我的双手。

“老天，好结实的一双手。”他说着握住我的一只手，“集装箱里的尸体，还有金兰，都是你的案子，凯，”他观察着我的手指和掌心，“你清楚每个细节，知晓每个疑点，知道该从哪些线索入手。如果你能顺便拜访这位女法医就再好不过了。”

“女法医？”我抽出手，心想不知谁把这一幕看在了眼底。

“史雯女士，露丝·史雯。法国法医学院院长兼首席法医。你们曾经见过面。”

“我当然听说过她，但我们没见过。”

“一九八八年在日内瓦。她是瑞士人。你见过她时她还未婚，本姓杜曼。”

他观察着我的表情，看我是否记了起来。我依然没有印象。

“你们属于同一个小组，讨论婴儿猝死综合征。”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就写在你的简历里。”他笑着说。

“我的简历里绝不可能提到她。”我充满戒备地否认。

他死死盯着我，令我无从回避，又无法思考。

“去拜访她好吗？”他问，“既然你到了巴黎，就顺便去探访一下老友，也是情理之里的事。况且她愿意跟你谈，这才是我们请你来此的目的。”

“谢谢你现在才告诉我。”我说，没来由地产生一股憎恶。

“也许你无能为力，也许她的确什么都不知道，无法提供新的线索协助我们解决难题。但我们相信不致如此。她非常聪慧、严谨，在努力对抗一个并非永远站在正义一方的体制。也许你对此感同身受？”

“你以为自己是谁？”我说，“你以为可以用一个电话就把我千里迢迢召唤到这里，又要我冒着被犯罪集团盯上的风险顺便去趟巴黎的停尸间？”

他没说话，眼睛眨也不眨。阳光从他身边的窗户泻入，把他的眼瞳映成虎眼般的琥珀色。

“我才不管你是国际刑警还是伦敦警方还是英国女王，”我说，“你这是让我、史雯医生和马里诺都身陷险境！”

“马里诺不必去停尸间。”

“这请你亲自告诉他。”

“他陪你去只会让她产生疑虑，尤其他是这么个谦谦君子。”塔利语带嘲讽地说，“我认为史雯医生不会喜欢他。”

“如果发现了证物呢？”

他没回答，而我清楚答案。

“你这是要求我变造证物。你想要我偷窃证物，不是吗？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怎么称呼，但在美国这可是重罪。”

“根据新修订的刑法，这叫毁损或伪造证物。这是我们这里的罪名，要处以三十万法郎罚金和三年有期徒刑。另外或许还得加上亵渎死者的罪名，如果有人穷追猛打，还得另处十万罚金外加一年有期徒刑。”

我推开椅子。

“听着，”我冷冷地说道，“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来没有哪个联邦探员敢跑来要求我触犯法律。”

“我没要求你触犯法律。这是你和史雯医生两人之间的事。”

我站起来，不想再听。

“也许你没读过法学院，但我读过，”我说，“你懂得引述刑法条文，但我懂得它们的含义。”

他一动不动。热血涌上头顶，除了满眼刺目的阳光，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一向服膺于法律、科学和医学守则，半辈子了。”我继续说，“至于你，塔利探员，你这半生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享受你在常春藤联盟的青春期。”

“你所做的将无损于你的安全或声誉。”塔利冷静地说，对我刻薄的言语充耳不闻。

“明天一早我和马里诺就动身飞回美国。”

“请你坐下。”

“原来你认识黛安·布雷？原来这就是她的压轴好戏？把我扔进法国监狱？”我说。

“请你坐下。”他又说。

我不情愿地再次坐下。

“如果你因答应了史雯医生的要求而惹上了麻烦，我们一定会进行调停，”他说，“就像替马里诺行李箱里携带的东西向警方进行解释那样。”

“我应该相信吗？”我难以置信地说，“当法国警方带着机枪在机场将我捕获时，我只要说，别紧张，我是在替国际刑警执行秘密任务？”

“我们只是想安排你和史雯医生见个面。”

“胡扯！你们的做法我清楚得很。一旦我惹上麻烦，你们就会像全世界所有秘密机构一样，推说不认识我。”

“我绝不会说这种话。”

他凝视着我。我忽觉屋里闷热难耐，只想透透气。

“凯，我们永远不会这么说。罗德参议员也不会这么说。请相信我。”

“很遗憾，我不相信。”

“你想什么时候回巴黎？”

我必须清理一下思绪。他让我气恼又焦躁。

“傍晚有一班火车，”他提醒我说，“但如果你愿意多留一晚，我知道杜巴夫街上有一家很棒的小旅馆，叫玫瑰塔，你一定会喜欢的。”

“不必了，谢谢。”我说。

他叹了口气，在餐桌边起身收拾我们的餐盘。

“马里诺呢？”我忽然意识到他已离开了很久。

“我也在想这个，”穿过餐厅时塔利说，“我觉得他不怎么喜欢我。”

“这是你今天最高明的一项推论。”我说。

“我觉得他不太喜欢其他男人关注你。”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

他把餐盘放在架子上。

“你给她打个电话好吗？”塔利仍不放弃，“拜托了，好吗？”

他笔直地站在自助餐厅中央，轻触着我的肩膀，几近孩子气地央求道。

“但愿史雯医生懂英语。”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