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下午两点，我开车驶入大楼人口躲避风雨，两名殡仪馆工作人员正把一具装在尸袋里的尸体搬到一辆后车窗装有百叶窗的黑色老款型灵车里。

“下午好。”我说。

“下午好，女士。你好吗？”

“这位是谁？”我问。

“从彼得斯堡来的那位建筑工人。”

他们关上后车厢门，然后摘掉橡胶手套。

“被火车撞死的那个，”两人都相当健谈，“真不敢想象。我可不想要这种死法。过得愉快。”

我用磁卡刷开侧门，进入通亮的走廊。这里的地板饰有防菌环氧基树脂涂层，墙上装有闭路电视监控摄像头。我走进休息室想泡杯咖啡，一眼看见罗丝正气急败坏地猛按自动售货机上健怡可口可乐的按钮。

“该死，”她叫道，“我以为这台机器已经修好了。”

她按下退币键，售货机没有动静。

“还是老样子。难道大家都不工作了吗？”她抱怨道，“就像那些州政府公务员一样，成天装模作样不干实事。”

她颓丧地长吁一口气。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心平气和地说，“会没事的，罗丝。”

“我希望你能好好休息。”罗丝叹了口气。

“希望我们都能好好休息。”

员工的杯子就挂在咖啡机旁边的挂钩板上。我找不到自己的。

“到洗手间或水槽找找，你经常把杯子忘在那里。”罗丝说。这些平凡不过的日常琐事竟成了一种令人熨帖的安慰，尽管短暂。

“查克不会回来了，”我说，“他将会被捕，也许已经被捕了。”

“警方已经来过了。我不会为他感到可惜。”

“我要去停尸间了。你知道我接下来会做什么，所以除非极其重要，否则电话一律替我挡掉。”我对她说。

“露西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她会接乔出院。”

“希望你也跟我一起住，罗丝。”

“谢了，我不喜欢改变现状。”

“要是你能和我一起回家，我会更加安心。”

“斯卡佩塔医生，就算没有他，也会有别人的，不是吗？恶魔是永远不会绝迹的。可我还得过日子啊，总不能因为恐惧或年纪大了就变成一具木偶。”

我在更衣室穿上塑料围裙，戴上手术手套。我的手指在系带子时十分笨拙，还老是拿不住东西。我感到全身冰冷酸痛，好像得了流感。幸好有面罩、口罩、帽子、鞋套和手套的层层掩盖，它们不仅使我免受生物危害，也深藏起我的感情。此时此刻我不希望被任何人看见，被罗丝洞见自己的感受已经够糟的了。

我走进解剖室时费尔丁正准备为布雷的尸体拍照，两名副主管和三名实习医生忙着处理其他新案子。这一天不断有死者被送进来。水流声和不锈钢器具的碰撞声不绝于耳，显得细碎。电话响个不停。

除了死者的颜色，这个不锈钢空间再无其他色彩。挫伤和肿胀是青紫色，尸斑是粉红色，黄色脂肪上的血迹则格外鲜红。胸腔如郁金香般绽开，器官被取出后置于秤盘和砧板上。腐尸的气味格外浓烈。

其中两起案件的死者都还是青少年，一个拉美裔，一个白人，两人都文了粗糙的纹身，都被刺多刀。他们脸上的仇恨和愤怒已经消退，恢复为一个男孩应有的表情，无论他们原本出生于什么家庭或者遗传了何种基因。帮派弟兄是他们的家人，危险街头是他们的家园。怎么生活，就会怎么死去。

“……刺得很深。左侧背一道四英寸的伤口，穿透第十二根肋骨和大动脉，左右胸腔有超过一升的积血，”丹·钟对着夹在工作服上的麦克风进行口录，艾米·福布斯在验尸台另一端忙碌着。

“给他抽过血了吗？”

“量非常少。”

“左手臂有擦伤，也许是蹦极时弄伤的。我和你说过我在学潜水吗？”

“哈，祝你好运。等着能去浅水湾真正地潜水吧，相当有趣。尤其在冬天。”

“老天，”费尔丁惊呼道，“我的老天！”

他正在打开尸袋，揭开里面被血浸透的布罩。我走到他身边，掀开层层裹布，再度感到万分惊骇。

“老天！”费尔丁不断憋着气惊呼。

我们把她抬到工作台上，她固执地保持着倒在床上时的姿势。我们令她的手臂和双腿摆脱僵直状态，让这些部位僵硬的肌肉松弛下来。

“这个人疯了吗？”费尔丁给照相机装上底片。

“见得多了。”我说。

我们将她横卧的移动验尸台固定在置于墙壁表面的解剖水槽旁。房里顿时安静下来，其他医生全都围拢过来。

“噢，我的天哪。”钟喃喃道。

福布斯瞪大眼睛，惊骇得无法言语。

“拜托，”我说着在昏暗中搜寻他们的面孔，“这不是解剖示范，我和费尔丁还得工作。”

我开始用放大镜检查尸体，采集到了更多细长柔软的毛发。

“他不在乎，”我说，“他不在乎被我们了解得一清二楚。”

“你认为他知道你们去了巴黎吗？”

“我想他可能和他的家人还保持着联系，”我说，“至于如何进行的我就不清楚了。也许他们什么都知道。”

我回想起他们壮观的宅邸、华丽的吊灯以及我从塞纳河里舀起河水的情景。或许那里就是凶手为驱除忧伤而夜夜浸浴的地方。我想起史雯医生，不禁暗暗祈祷她平安无事。

“他的大脑也发黑了。”钟回去继续自己的工作。

“是啊，另一个也是。也许又是海洛因，六周以来的第四例了，全部集中在里士满。”

“一定有什么好玩意儿在城里流传吧，斯卡佩塔医生？”钟大声喊道，仿佛这个下午和平日并无不同，而我也只是在解剖一个普通的死者，“同样的纹身，简单的长方形，在左手掌心，纹身时一定很疼。会是同一个帮派的吗？”

“拍照存证。”我说。

布雷的伤口形态相当独特，尤其是额头和左脸颊上，连续重击使得皮肤绽裂，留下似曾相识的条纹状挫伤痕迹。

“水管的印痕？”费尔丁推测道。

“不太像。”我说。

对布雷尸体的外部检查持续了两小时。我和费尔丁对每个伤口都进行了仔细的测量、描绘并拍照存证。她的脸骨被击碎了，突起的碎骨上黏附着撕裂的肌肉；牙齿完全被打断了，有几颗甚至在猛烈的撞击下卡在了喉咙里。她的嘴唇、耳朵和下巴上的肌肉从骨头上剥离，在X光的照射下，骨头呈现出数百处骨折和创伤，尤其是头骨外层。

晚上七点我洗了个澡，身体上沾染的太多血迹将水流染成了淡红色。我感觉浑身虚脱，昏昏沉沉，因为一整天没吃东西了。办公室里再无他人，我用毛巾擦着头发走出更衣室时，马里诺忽然从我办公室门口冒了出来。我大吃一惊，肾上腺素瞬间升高，一手按着胸口，几乎尖叫出声。

“你吓死我了！”我叫道。

“我不是故意的。”他神色凝重地说。

“你怎么进来的？”

“夜间警卫是我的哥们儿。我不想让你一个人走到停车场。就知道你还在加班。”

我抓了抓湿漉漉的头发，和马里诺一起进了办公室，然后把毛巾往椅子上一搭，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这时我看到罗丝留在桌上的实验室报告。集装箱里垃圾桶上的指纹和那个无名死者的指纹完全一致。

“好消息。”马里诺说。

另有一份DNA报告，附带一张杰米·库恩的留言。他采用短串联重复序列进行了分析，现已有了结果。

“……发现分析表……非常相似，只有细微差异，”我随口念出声来，“……和原有采样的所有者一致……近亲……”

我抬头看向马里诺。

“简单来说，就是那个无名死者和凶手的DNA—致，两人有血缘关系。完毕。”

“一致，”马里诺厌恶地说，“这些莫名其妙的科学术语真够麻烦！总之，那两个浑蛋是兄弟。”

这点我毫不怀疑。

“还需要他们父母的血液样本才能证明这一点。”我说。

“直接给他们打个电话，看我们能不能顺道拜访。”马里诺嘲讽地说道，“可爱的尚多内兄弟。万岁！”

我把报告扔到桌上。

“真的该欢呼。”我说。

“谁理他啊。”

“真想知道他到底用的是什么工具。”我说。

“整个下午我都在打电话联系住在詹姆斯河沿岸那些宅邸里的大人物，”马里诺换了个话题，“好消息是他们都接听了电话而且相当配合，坏消息是我们还是不知道凶手在哪一带游荡。外面只有零下四度，他绝不可能成天待在河边或者睡在树下。”

“旅馆呢？”

“没人见过操一口法国腔的长毛尖牙怪物。没有一点线索。汽车旅馆就更别提了，他们本来就不爱跟警方打交道。”

我们一起穿过走廊，他似乎心事重重，并不急于离开。

“怎么了？”我问，“还有其他事情？”

“露西本来昨天就该到华盛顿了，医生，去接受咨询委员会的询问。四个人专程从韦科飞过去见她，倾巢出动啊。可她坚持要留在这里，等乔痊愈后再去。”

我们走向停车场。

“她的情况大家都能体谅，”马里诺又说，我则逐渐焦虑起来，“可烟酒枪械管制局不这么认为，尤其在高层主管决定亲自插手，而露西又不露面的情况下。”

“马里诺，相信她一定可以让他们明白——”我开始为露西辩护。

“是啊。她打了电话，说她过几天就去。”

“他们就不能等几天吗？”我边说边打开车门锁。

“问题是整个该死的过程都被录了下来，”他说，我滑进冰冷的皮坐椅，“他们反复看了无数遍那卷录像带。”

我发动引擎。夜色更黑，更冷，更为寂寥。

“发现了不少问题。”马里诺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

“关于那次枪战是否合理，是吗？为了救乔一命。救她自己一命，这还不够合理吗？”

“我想主要是她的态度，医生。她太……哦，你也知道，好像随时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这是她一向的做事态度，因此她才总是表现得那么出色，可一旦失控就麻烦了。”

“上车吗，外面那么冷？”

“我要开车跟你回家，然后去办别的事。露西会陪着你，对吧？”

“对。”

“不然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待在家里的。那个浑蛋还在外面逍遥呢。”

“我该拿她怎么办呢？”我脱口问道。

我感到迷惘。我的外甥女似乎已离我很远，有时甚至怀疑她已不再爱我。

“你也明白，这一切都和本顿难脱干系，”马里诺说，“当然，她原本就愤世嫉俗，并且不时会表现出来。也许你应该把本顿的验尸报告拿给她看，逼她面对现实，好尽早解开她的心结。”

“我绝不会这么做。”我说。内心隐隐作痛，只是已不再那么强烈。

“老天，真冷。快满月了，现在真不想看到这个。”

“满月就意味着他将再度出手，也是逮捕他的最佳时机。”我说。

“要我陪着你吗？”

“我没事。”

“好吧，万一露西不在，马上打电话给我。千万别独自待在家里。”

开车回家的途中我终于体会到了罗丝的感觉，因为恐惧、年老、悲伤，因为某些人或某些事而仿佛变成了无法掌握自我的傀儡。快到家时，我决定掉头驶往西布罗德街。我偶尔会到此处二二〇〇街区的园艺工具商店购物。这是一家社区老店，过去几年来不断扩建，商品并不限于常见的五金和园艺工具。

我很少在晚上七点前来这里，因为这个时段会有大量刚下班的顾客涌入，像逛玩具店的小男孩般挤满购物通道。停车场里停满轿车、卡车和厢型车。我快步经过休闲家具和断货电动工具的清仓甩卖区进入商店，春季花卉特价区和堆成塔状清仓特卖的蓝白色油漆罐赫然映入眼帘。

我不确定究竟要找什么，尽管我猜杀害布雷的器具是十字斧或铁锤之类的工具。我摒弃先入之见，穿行在购物通道中，浏览着那些摆满铁钉、螺帽、紧固件、螺丝钩、铰链、锁搭和门闩的货架。还有长达数百英尺的绳索和线卷、防潮漆、防火漆和应有尽有的水电工具。但没有任何让人欣喜的发现，在铁条、钳子、铁锤等大型工具区也是如此。

水管与伤口痕迹不符，因为其条纹又细又浅，不可能留下我们在布雷床垫上发现的那种奇特的条纹图案。轮胎则差得更远。我沮丧地走到水泥工具区，一眼望见远处挂钩板上的那件工具时，顿时脸颊发热，心脏狂跳。

那把形似鹤嘴锄的工具由黑铁制成，线圈形把手让人想起粗大的弹簧。我走过去拿起一把仔细查看。工具相当沉重，一端尖细，另一端很像凿子。标签上的品名写着“尖头锤”，售价是六美元九十五美分。

收银台的年轻人根本没听说过尖头锤，也不知店里还有这种商品。

“这里有人可能知道吗？”我问。

他拿起对讲机找一个名叫茱莉的副经理协助。茱莉立刻赶来了，以她精心装饰的外表和考究的衣着看似乎不像懂五金的。

“焊接的时候它可以用来敲掉渣屑，”她告诉我，“但多数情况下用于石匠砖匠那一行，砖头、石块等等的。或许你看出来了，这是一把多用途工具。上面的橙色标签表示它打了九折。”

“这么说只有在有石匠活计的施工现场才能见到？这种工具似乎相当罕见。”我说。

“除非是泥瓦匠或者懂焊接的人，普通人一般没机会接触。”

我买了一把打九折的尖头锤，然后开车回家。把车开进车道时不见露西出来迎接，希望她是去弗吉尼亚医学院接乔了。乌云压顶，似乎又要下雪了。我把车停进车库，径直走到厨房，把一包鸡胸肉放进微波炉解冻。

我把烤肉酱倒在带回的尖头锤上，把手部位特地多倒了些，然后在一个白色枕套上滚动。没错，就是这种条纹的印痕。我又拿这不祥的黑铁工具的两端猛敲鸡胸肉，捶击的痕迹立刻呈现出来，正是先前见过的。我马上给马里诺打了电话。没有人接。我又拨了他的传呼机。十五分钟后他才回电给我，此时我几乎已等得失去了耐心。

“抱歉，”他说，“电话没电了，我在公用电话亭打的。”

“你在哪里？”

“开车到处转。我们已经找来了州警察局的固定翼飞机沿河面搜索，用探照灯到处查看。也许那个浑蛋的眼珠会像狗一样在黑暗里发光。看到天色了吗？真该死，气象预报说可能会下六英寸厚的雪。已经开始下了。”

“马里诺，杀害布雷的凶器是尖头锤。”我说。

“那是什么玩意儿？”

“石砖工程中用的工具。你知道河畔是否有与石头砖块有关的施工地点吗？也许他正在那里逗留，并从那里拿了工具。”

“你哪里来的尖头锤？你不是回家了吗？我真的很受不了你每次都这么做。”

“我就在家里，”我不耐烦地说，“也许此刻他也在家。或许是个铺着砖块或砌有砖墙的地方。”

马里诺沉默片刻。

“不知你说的这种工具能不能用在石板屋顶上。”他说，“有一栋古老的大房子，有铁门的那种，就在离温莎农庄不远的河边。那里正在新砌石板屋顶。”

“那栋房子有人住吗？”

“不可能，因为建筑工人整天在那里爬上爬下。没有人住。是待售的房子。”他说。

“也许他白天躲在屋里某个地方，等晚上工人们都离开后才出来活动，”我说，“说不定屋里的警报器没开，因为担心建筑的噪音触动警铃。”

“我马上赶过去。”

“马里诺，别一个人过去。”

“河边到处都是烟酒枪械管制局的人。”他说。

我生了炉火，不久后去屋外拿木柴，发现雪下得正紧，月亮黯淡的脸躲在低垂的云层后面。我一手抱着劈好的木柴，一手紧握着格洛克手枪，目光扫向每一处阴暗的角落，耳朵捕捉着任何细微的声响。连黑夜似乎都恐惧得寒毛直竖。我匆匆回到屋里，重新设定好警报器。

我坐在客厅里，火焰舔舐着烟囱被熏黑的咽喉。我在脑中细细梳理着事情的来龙去脉，想弄明白凶手为何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布雷带到卧室。除了有多年管理经验，她毕竟也是个训练有素的警察。他为何能够如此轻易地让她解除防卫而没有丝毫反抗或挣扎？电视机开着，地方新闻台以半小时更新一次的频率滚动播出实时报道。

倘若这个所谓的狼人能看到电视或听到广播，他肯定不会喜欢媒体对他的描述。

“……据称身材强壮，身高大约六英尺，可能是光头。根据首席法医斯卡佩塔医生的说法，他可能患有罕见的疾病，导致毛发过多、面部和牙齿畸形……”

谢了，哈里斯，我暗想。竟然将所有责任让我独揽。

“……请公众务必提高警觉，千万别随便开门让陌生人进屋。”

哈里斯说得没错，市民们必然会陷入极大恐慌a将近十点钟时，电话响起。

“嗨。”露西的声音。好久没听过她这般愉快的语气了。

“你还在医学院吗？”我问。

“正在办出院手续。看到外面的雪了吗？大得要命。应该一个小时就会到家。”

“开车小心。到了打个电话，我好帮忙把乔扶进来。”

我又添了两块木柴。在自己看似安全的堡垒里，我还是禁不住害怕起来。我试着转移注意力，于是一边看着HBO频道一部詹姆斯·斯图尔特的老片，一边整理账单。我想起塔利，心情又沮丧起来，并开始感到恼火。纵使我举棋不定，他总该给我个机会。我已经试着和他联系了，而他连电话都懒得回。

电话铃响起时，我惊跳起来，腿上的账单散落一地。

“喂？”

“这该死的杂种果然躲在那里，”马里诺大叫，“可现在出去了。屋里到处是食物、包装纸、垃圾。床上粘满毛发，床单臭得像狗窝一样。”

我的神经像有电流窜过。

“贩毒高发地区小组派了一组人守在那里，我也部署了警力。只要他踏进河里一步，我们就马上把他捉拿归案。”

“露西正要接乔回家，马里诺，”我说，“她正在外面。”

“你一个人在家？”他大喊。

“在屋里，门窗紧锁，警报器开着，手枪放在桌上。”

“你给我好好待着，别乱跑，听见了吗？”

“别担心。”

“好在现在雪下得很大，大概已经有三英寸厚了。你知道，一下雪到处都亮晃晃的，这对他来说实在不是到处游荡的好时机。”

我挂了电话，不断切换电视频道。没有什么感兴趣的节目，于是我起身到书房查看电子邮箱，可没有心情回复。我拿起那只装有福尔马林的罐子，在灯下细瞧里面由金黄色圆点涂改缩小而成的黄色小眼睛，想着一直以来我都完全没有抓到重点，想着我进展得如此缓慢又经常误入歧途，如今又导致两名妇女遇害。

我把福尔马林罐搁在客厅的咖啡桌上。十一点时，我转到NBC频道。不难想象，所有新闻都是关于这个恶魔——狼人的报道。我又一次换台，忽然警铃大作。我惊跳起来，遥控器掉到了地上。我迅速跑到卧室，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我锁上房门，抓着格洛克手枪，等待电话铃响。几分钟后，电话铃响了。

“第六区，车库门，”对方说，“需要警方前往处理吗？”

“要！请他们马上过来！”我说。

我坐在床边，警铃不断撞击着我的耳鼓膜。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可视对讲机的监控器，猛然意识到，如果警察不按门铃，我就无法从屏幕上看见他们。而据我所知，他们从来不按门铃。我别无选择，只好关掉警铃，重新设定警报系统后坐下安静等候。我神经紧绷，敏感得似可听见雪花落下的声响。

十分钟后一阵急切的叩门声传来。我匆匆穿过走廊，一个声音在门廊前大叫：“警察。”

我松了口气，把枪放在餐桌上问道：“是谁？”

我必须确认这一点。

“警察，女士。我们来处理你的警报问题。”

我打开门，发现正是几天前来过的那两名警官。他们甩甩靴子上的雪，然后进屋。

“这段时间你家里不太平静，对吗？”巴特勒警官摘掉手套，眼睛四下张望，“我们对你已格外关照了。”

“这次是车库门。”她的搭档麦克莱温说，“好，咱们去看看。”

我跟着他们来到车库，立刻意识到这次绝不是误触警铃，因为车库门被撬开了大约六英寸高。门外的雪地上有一串通向大门又转而离开的脚印。除了底部的橡胶条有些擦痕外再无其他工具痕迹。脚印上又铺上了一层浅浅的雪花，显然是不久前才留下的，和警铃鸣响的时间一致。

麦克莱温用对讲机请求负责人室盗窃案的警探前来支援。二十分钟后他赶了过来，拍了些车库门和脚印的照片，采了指纹。事实上，脚印是警方可以追踪的唯一线索，它们沿着院子边缘伸向街道，然后消失在杂乱的车辙中。

“我们只能派巡逻车多在这一带巡逻了，”他们离开时巴特勒说，“我们会尽可能多注意你的房子。万一有事情发生，哪怕只是听到奇怪的声响，立刻打九一一报警，好吗？”

我呼叫马里诺。已是午夜。

“出什么事了？”他问。

我如实告知。

“我马上过去。”

“听我说，我没事，”我说，“有些慌乱，可是没事。我宁愿你继续搜寻凶手而不是来保护我。”

他犹豫起来。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硬闯不是他惯用的手法。”我补充道。

马里诺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有件事你应该知道，但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塔利也在这里。”

我愣住了。

“他是毒品高发地区小组派来的那拨人的负责人。”

“他来这里多久了？”我假装只是好奇。

“好几天了。”

“代我向他问好。”我说，好像塔利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马里诺识破了我的伪装。

“很遗憾他竟是这么一个浑蛋。”他说。

我挂掉电话，打到弗吉尼亚医学院整形外科病房。值班护士不认识我，不肯向我透露任何信息。我想和罗德参议员说话，和泽纳医生说话，和露西、和任何一个朋友、和任何关心我的人说说话。此时此刻，对本顿的刻骨思念几乎让我崩溃。我想到就此埋葬我残余的生命。我想到死亡。

我试图再次生起炉火，但木柴太过潮湿，始终没有成功。我望着咖啡桌上那盒烟，却无力点燃。我蜷在沙发里，把脸埋进掌心，直到汹涌来袭的哀痛逐渐退去。急促的敲门声再度传来，我的神经瞬间紧绷，同时感到精疲力竭。

“警察。”门外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接着是类似警棍或双节棍的敲门声。

“我没有报警。”我在屋里说。

“女士，我们接到电话，说你住宅附近有可疑人物出没，你还好吗？”

“我很好。”我说着关掉警报系统，开门让他进来。

门廊灯熄了。我从没想到他说话竟然不带一丝法国口音。他进屋后用脚把门踢上，我立刻闻到一股潮湿污秽如野狗般的气味。他露出丑陋的微笑，伸出毛茸茸的手试图碰触我的脸颊，像是对我怀着百般温柔。我想尖叫，但声音哽在了喉头。

他脸上长满金色细毛，一侧脸颊比另一侧要低，不对称又狂躁的眼睛里燃烧着愤怒和肉欲。他扯下身上的黑色长外套罩在我头上，我挣扎着逃跑。这一切只发生在一瞬间。

我惊恐地在客厅里逃窜，他紧追不舍，一边发出野兽般的浊重喉音。我脑中一片空白，在孩童时期般本能冲动的支配下，只想将能拿到的任何东西砸他。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咖啡桌上的福尔马林罐，里面装的正是被他杀掉的亲兄弟的残骸切片。

我一把抓起罐子，跳到沙发上翻过椅背，拼命旋动盖子。狼人已掏出工具——带线圈把手的尖头锤。他把它高高举起，同时伸手抓我，情急之中我将旋开的福尔马林罐用力朝他脸上砸去。

他尖叫一声，捂住眼睛抓着喉咙，化学液体的灼烧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他紧闭双眼，狂吼着扯掉污秽的衬衫。我浑身着火般奔跑，上气不接下气。我从餐桌上抓起手枪，朝警报器开枪，然后跑到屋外的雪地里。然而没跑几步便深陷进雪里，我用左臂猛地一撑防止摔倒。我试着站起来，才发现肘部骨折了。这时我惊骇地发现他正朝我蹒跚走来。

他扶着栏杆，摸索着走下台阶。而我就跌坐在台阶底，惊慌地撑着身体后退，就像划船那样。他的上半身覆满浓密的浅色长毛，毛发沿双臂垂下，在脊背结成旋涡。他跪在地上，用两手捧起雪，反复搓揉着面颊和颈部，一边吃力地喘着气。

他距我仅有一臂之遥，我担心他会随时如野兽般跳起来。我举起枪，可无法拉开滑套。我再次尝试，但手臂由于肘部骨折和肌腱拉伤而无法弯曲。

我试图站起来，却一次次滑倒。他循声向我爬来，我慌忙后退，脚下依然不断打滑，只好翻滚着逃离。他深吸一口气，脸朝下扎进雪地，像小孩捉迷藏那般，试图减轻化学液体带来的灼痛。他像狗一样刨挖雪花，往头上堆，双手掬起雪敷在脖子上。他向我伸出毛茸茸的双手，嘴里嘟嘟哝哝。我听不懂他的法语，但相信他在向我求救。

他开始哭泣，赤裸的上身瑟瑟发抖。他的指甲污秽残缺，穿着工装靴和工作裤，也许那本属于某个船员。他痛苦地痉挛、嘶吼，我几乎要替他感到难过。但我绝不会靠近他。

肌肉出血，渗进我骨折的关节里。我的手臂开始胀痛，甚至没听见车辆驶近的声音。我只看见露西跌跌撞撞地跑过雪地，高举着心爱的点四〇口径格洛克手枪，然后拉开了滑套。她在他身边双膝触地，摆出战斗姿势，将不锈钢手枪的枪管对准他的头。

“露西，别开枪！”我拼命想支撑起身体。

她急促地喘着气，手指扣住扳机。

“你这杂种，”她说，“该死的杂种！”她怒骂着，而他依旧在痛苦呻吟，一边用雪揉着眼睛。

“露西，住手！”看她两手越发用力地握紧枪，我焦急地大喊。

“我来结束你的悲哀吧，畜生！”

我向她爬去，此时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谈话声以及车门关闭的声响。

“露西！”我说，“住手！千万别开枪！”

她充耳不闻，封闭在自己充满仇恨和愤怒的世界里。她艰难地咽着口水，看着他痛苦挣扎着捂住眼睛。

“不许动！”她朝他吼叫。

“露西，”我一寸寸向她爬去，“把枪放下。”

他依然在痛苦地挣扎，而她一动不动，宛如一尊雕塑，随后才微微摇晃起来。

“露西，你会后悔的，”我说，“请把枪放下。”

她没有照做，没有回应，也没有看我。这时我发觉人群围拢过来。他们身穿深色作战服，举着步枪和手枪，谨慎保持着安全距离。

“露西，把枪放下。”我听见马里诺说。

露西一动不动，手中的枪颤抖着。这个被称作狼人的悲惨男子正不住地哀号、喘息。她距他只有几英寸，而我与她的距离也是如此。

“露西，看着我，”我说，“看着我！”

她转头瞟我一眼，泪水滑下脸颊。

“死的人够多了，”我说，“拜托，请住手。这种做法不高明，露西，谈不上正当防卫。乔正在车上等你。别做傻事。千万别再做傻事，我们都爱你。”

她猛咽着口水。我缓缓伸出手。

“把枪给我，”我说，“拜托。我爱你。把枪给我。”

她放下枪，将它扔向雪地，不锈钢枪身闪着银光。她静静站在那里，低垂着头。马里诺走到她身边，对她说着什么。肘部已痛得令我无法思考。一双有力的手将我扶了起来。

“走吧。”塔利轻声对我说。

他紧紧搂住我，我仰头看向他。他穿着烟酒枪械管制局的制服，让我感觉怪异而不真实。我不敢确定他真的来了。一定是在做梦，一场噩梦。所有一切都是幻觉。根本不存在什么狼人，露西不会对人开枪。本顿也没有死。我眼前一片模糊，塔利紧扶着我。

“我们必须送你去医院，凯。我敢说你对这附近的医院一定很熟。”杰伊·塔利说。

“必须先把乔扶到屋子里，她一定很冷。她行动不便。”我喃喃道。我的嘴唇已经麻木，几乎无法出声。

“她没事，他们会妥善照顾她的。”

我双腿如木头般僵硬。他扶我走向人行道，步伐坚定有力，似乎连冰雪都奈何不了他。

“我不该那样对你。”他说。

“都怪我。”我艰难吐出这几个字：“我可以叫救护车来，但更想自己送你过去。”他说。

“好，好，”我说，“我希望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