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开车回家的途中，暴雨倾盆，如千万支铁钉砸向地面，前方一片模糊。我没开收音机，这一整天，我听够了新闻，或许又将度过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有两次我不得不将车速减到三十英里，让这辆庞大的奔驰车像赛艇般滑过水洼，西卡瑞街路面上的坑洞像一个个木桶般盛满积水。在暴雨中，只有闪烁的红蓝警告灯发出“小心慢行”的警示，提醒过往车辆。

将近十点钟，我终于将车驶入家门。看见车库旁的影像传感器没有亮灯，我心中一阵恐慌。四下一片死寂，隆隆的引擎声和雨声仿佛是我在世间尚存的唯一证明。我久久忖度，不知该打开车库门还是掉头离去。

“瞎紧张。”我摁下传感器按钮，自我暗示。

车库门没有动静。

“可恶！”我匆匆倒转车头，来不及分辨车道、道旁砖和矮树丛。被车擦过的那棵矮树应该没有受伤，但车子驶离门口时一定辗坏了一片草坪。我看见屋里的几盏电灯和玄关的灯已在自动开关作用下亮起，但门前台阶两旁影像传感器的指示灯仍是一片黑暗。我反复说服自己，是天气原因造成了断路器跳闸。

我打开车门，雨水顿时扫进车内。我抓起钱包和公文包冲上门前台阶，打开门锁时早已全身湿透。屋里一片寂静，门边按钮上的灯光闪烁不定，表示防盗警报器也出了故障，可能也是电压不稳而导致的。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我不停地打着哆嗦，怕得要命，一动不动地呆站在玄关处，任由雨水滴落在硬木地板上，同时迅速在脑海里翻找离我最近的那支枪的位置。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把格洛克手枪放回厨房餐柜的抽屉了。果真如此的话，那里比位于屋子另一端的书房或卧室近得多。风雨敲击着四周的石墙和窗户，我凝神静听，确认周遭是否有楼梯嘎吱作响或行走在地毯上的脚步声。极度惊慌中，我将公文包和钱包抛在地上，迅速跑进厨房，差点因鞋底湿滑摔倒在地。我拉开餐柜右边最底部的抽屉，一把抓起格洛克手枪，几乎尖叫出声。

我在屋里四处搜寻，打开每个房间的灯，确认没有不速之客；接着检査车库的保险盒，将跳开的断路器扳合，又重新设定了警报器密码，最后给自己倒了杯加冰的黑林爱尔兰威士忌以舒缓情绪。我打电话到沃伦顿的约翰逊汽车旅馆，露西不在那里，于是我又打到她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公寓，接听的是珍妮特。

“嗨，我是凯，”我说，“希望没把你吵醒。”

“你好，斯卡佩塔医生。”珍妮特说。无论我提醒多少次，她总是不肯直呼我的名字。“不打扰，我正在喝着啤酒等露西回来。”

“哦，”我失望地说，“她正从沃伦顿向家赶吗？”

“刚上路不久。你真该看看这间屋子，堆满纸箱，乱得可怕。”

“你打算怎么熬过去呢，珍妮特？”

“还不知道，”她的声音微微颤抖，“算是适应期吧。天知道，我们以前也经历过适应期的。”

“我相信你会安然度过。”

我啜了口威士忌，自己都难以信服这样的说法。但此刻能听见温暖的人声，已让我心怀感激。

“我刚结婚的时候——很多年前的事了——东尼和我为了工作各自奔波，”我说，“但我们还是想方设法给彼此留出时间，重质不重量的时间。那种生活方式其实还不错。”

“可你们还是离婚了。”珍妮特礼貌地指出。

“那是后来的事了。”

“露西到家至少还得一小时，斯卡佩塔医生。有什么话需要我转告吗？”

我犹豫起来，不知该从何说起。

“你还好吧？”珍妮特说。

“事实上，不太好，”我说，“我猜你大概还没听说，露西应该也不知道。”

我约略说明了嘉莉给媒体寄信的事。珍妮特始终未发一言。

“我告诉你是希望你有心理准备，”我补充道，“你明天可能就会在报上看到这则新闻，说不定今天的晚间新闻就会报道。”

“确实应该先告诉我，”珍妮特轻轻地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一进门我就告诉她。”

“请她给我回电话，如果不是太累。”

“好的。”

“晚安，珍妮特。”

“不，无法晚安，”她说，“这几年来，我们的生活被那个女人搅得一团乱，状况百出，我他妈的受够了！抱歉我说了粗话。”

“我也说过。”

“老天，当时的情况我很清楚！”她哭泣起来，“嘉莉牢牢控制着她，露西根本无法招架。天啊，那时她还不过是个孩子。这个天才儿童应该在学校多待几年，而不是跑去该死的调査局进行什么实习。没错，我现在还是联邦调査局的人。但我看得一清二楚，她没有得到应有的对待，正是这让嘉莉有机可乘。”

我已经喝掉了大半威士忌，但喝再多都无法抚平此刻的心情。

“其实她没有必要难过，”我第一次听到珍妮特如此坦率地谈论她的爱人，“不知她告诉过你没有，她已经看了两年心理医生，虽然这不是她想做的，斯卡佩塔医生。”

“我很高兴你告诉这个消息。”我不动声色地说，“她没告诉我，但我并不惊讶。”我的语气冷静客观，内心却阵阵绞痛。

“她曾企图自杀，”珍妮特说，“不止一次。”

“我很髙兴她去找人协助。”我勉强挤出这么一句，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我感到震惊，露西为什么不来找我？

“许多成绩斐然的人都有过非常不堪的经历，”我说，“我真的很高兴她主动采取了措施。她接受药物治疗了吗？”

“安非他酮，百忧解会产生副作用，让她忽而沮丧，忽而又异常兴奋。”

“哦。”我几乎说不出话。

“她不能承受更多压力和挫折了，”珍妮特说，“你不明白那种感觉。每当她遭到打击后，总是会颓丧好几周，阴晴不定，喜怒无常，前一分钟是阴郁的可怜虫，下一分钟却成了太空飞鼠。”

她手持话筒，长长吁了口气。我很想知道露西那位心理医生的名字，又不敢问。我担心露西患有尚未确诊的躁郁症。

“斯卡佩塔医生，我不希望她……”珍妮特哽咽起来，“我不希望她死。”

“不会的，”我说，“我向你保证。”

结束谈话后，我衣着整齐地在床上坐了好久，由于刚才受到的巨大冲击无法入睡，愤怒和伤痛让我无法自持地流下泪来。没有人能像露西那样轻易地让我伤心，这点她自己也十分清楚。她总有本事令我痛彻心扉，而珍妮特刚才的一席话则是从未有过的致命一击。我想起蒂恩·麦戈文在我办公室谈话时的态度，似乎连她都对露西的困境十分了解，难道露西宁愿向她倾诉，却不愿对我透露半句？

我一直在等露西的电话，但她始终没有打来。午夜时分，始终没有联系的本顿打来了电话。

“凯？”

“听说了吗？”我急切地问，“关于嘉莉的事？”

“我知道她写了信。”

“该死，本顿，真让人愤怒。”

“我在纽约，”他说，我又是一阵错愕，“联邦调査局紧急召我过来。”

“也好，这是应该的。只有你最了解她。”

“这是我的不幸。”

“真高兴你在纽约，”我大声说，“感觉那里倒安全得多。这么说是不是很讽刺？纽约竟然也有安全的时候。”

“你正在烦恼，对吗？”

“你觉得她会在哪里？”我搅着玻璃杯里溶解的冰块。

“我们查出她最后这封信是从邮政编码为一〇〇三六的地方寄出的，也就是时代广场。邮戳日期是六月十日，就在昨天，周二。”

“正是她脱逃那天。”

“没错。”

“调査局还不清楚她是怎么逃出去的？”

“是的，还不清楚，”他说，“似乎是游泳渡河的。”

“不，不是那样，”我疲倦又气恼地说，“一定有人协助，她最擅长指使别人替她卖命。”

“侧写小组接到的电话没完没了，”本顿说，“显然，她寄了一大批信，几乎各大报纸都收到了，包括《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

“然后呢？”

“这则新闻太劲爆了，他们必定不舍得放弃，凯。缉捕她时，有关新闻几乎和当年邮包炸弹客或连环杀手库纳南一样吸引眼球，现在她又主动写信给媒体，还可以再热炒一阵，他们恐怕会连她的购物单和打嗝次数都照登不误。对媒体来说，她是个宝库，无数杂志封面和电影剧本在等着她。”

“我不想再听了。”我说。

“我想你。”

“真希望此刻你在我身边，本顿。”

我们互道了晚安。我拍松背后的枕头，很想再喝一杯威士忌，犹豫再三还是作罢。我猜测着嘉莉可能釆取的行动，但思路最后都会绕回到露西身上。这应该就是嘉莉最原始的动机，因为她忌妒露西：露西比她更有天赋、更高尚可敬，无论哪方面都比她出众。嘉莉一定要想方设法耗干露西的每一滴生命才会罢休。我甚至觉得嘉莉不必亲自出马，只要布下陷阱，所有人便不由自主地自投罗网。她的吸引力实在强大得惊人。

我睡得极不安稳，梦见了坠机和染血的床单。起初我在汽车内，后来又好像在火车车厢被人追赶。我醒来时刚过六点半，太阳高悬在澄澈的天空，草坪上的水洼亮闪闪的。我带着格洛克手枪进了浴室，锁紧门迅速冲了个澡。我关上水龙头，倾耳聆听警报器是否响了，又跑回卧室检查按键，确认防盗系统没出故障。这时我猛然察觉自己的行为多么可笑、多么不理性，但我无能为力，我害怕。

忽然间，到处都是嘉莉的影子，正在过马路的那个戴着墨镜和棒球帽的瘦削女人是她；在公路收费站紧挨着我车子停车的司机是她；经过布罗德街时死死盯着我、裹着破旧大衣的流浪女是她。任何白皮肤、蓄着朋克发型、身材细长，或者打扮中性且怪异的人都是她。同时，我不断提醒自己，我已经五年多不曾见过嘉莉了，无从知道她现在的模样，很可能根本认不出来。

我把车停在办公室后面的停车场，看见大楼车库门敞开着，毕立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正熟练而有节律地将一具尸体抬进锃亮的黑色灵车。

“天气真好。”我向那位穿着黑色笔挺套装的职员打招呼。

“很好，你也好。”他回答。显然他有听觉障碍。

另一个衣着整齐的人下车来协助他，担架的金属脚架哐当作响，车后门随即关闭。我等着他们把车开走，然后将车库卷门关闭。

第一站是费尔丁的办公室，我到达时还不到八点一刻。

“还顺利吗？”我敲敲房门，问道。

“请进。”费尔丁说。

他正在浏览书架，实验室袍的肩部绷得紧紧的。对我这位副手而言，生活着实不易——他很难找到合身的衣服，因为他细腰窄臀。还记得第—次在我的住处举行同事聚餐时，他只穿着条短牛仔裤在庭院里晃荡。讶异之余，我也对自己竟然盯着他看了半天有点难为情。倒不是因为他的性感，而纯粹是对他那粗犷人体之美的短暂迷恋。我不知他怎会有时间将体格锻炼到这种程度。

“我猜你看到那张复印件了。”他说。

“那封信。”我说，情绪又开始低落。

“是的。”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过期的《美国药典》放在地板上。

“封面是你的照片和她的旧挡案照。很遗憾你得受这种罪，”他说着继续翻找其他书籍，“前面办公室的电话响个没完没了。”

“上午接到什么新案子吗？”我转换话题。

“昨晚在密德西恩高速公路上发生一桩车祸，乘客和司机都死了。现场检验由迪麦欧负责。此外没别的案子。”

“这就够了，”我说，“我还得出庭作证。”

“我以为你正在去度假的路上。”

“本来如此。”

“半途被召了回来？怎么？竟然要你从希尔顿海德岛赶回来？”

“鲍尔斯法官。”

“哦，”费尔丁嫌恶地说，“这是第几次了？我觉得他故意把开庭的日子排在你休息的时候，存心气你。还有别的吗？你专程赶回来就为了他的案子？”

“随时打我的传呼机。”我说。

“你可以猜猜我接下来要干什么。”他指着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公文，“我进度严重落后了，需要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有多窘迫。”他自嘲地说。

“难为你了。”我说。

二

约翰·马歇尔法院距我们的新办公楼很近，步行只需十分钟。我想这样的运动对我有益。这天早晨天气晴朗，空气清冽。我肩上背着皮包、手臂下夹着多层档案夹沿莱伊街人行道前行，在第九街南转经过警察局。

我即将为一起毒贩斗殴致死的普通案件出庭作证。在三楼意外地看见法庭门口聚集着十几名记者时，我还以为罗丝排错了日程，因为我从未遇到过记者在法庭等候我的情形。

一见到我他们便立刻冲了过来，摄像机和麦克风一拥而上，镁光灯随之亮起。我先是错愕，继而万分恼火。

“斯卡佩塔医生，你如何回复嘉莉·格雷滕的信？”第六频道的一名记者问。

“不予置评。”我边说边焦急地四处张望，寻找召唤我来为这起案件作证的州检察官。

“对于她指称的共谋论点呢？”

“你和你联邦调査局的男友共谋？”

“是本顿·韦斯利吗？”

“你的外甥女有什么反应？”

我从一个摄影记者身边走过，神经如电线走火般嘶嘶作响，心脏狂跳不止。我把自己关进狭小密封、没有窗户的证人室里，往木椅上一坐，感觉自己像只愚蠢的困兽，竟迟钝得对嘉莉给媒体写信后极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没有丝毫预料。我打开档案夹，开始温习大叠报告书和图表，在脑中勾勒枪弹射入点和射出点，以及致命的关键。我在这个密闭空间里待了近半小时，直到州检察官终于找到我。简短讨论了几分钟后，我坐上证人席。

要是没有这次作证，刚才走廓里的一幕便不会发生。不久我抛开了自我，完全融入到这粧单纯的暴力案件里。

“斯卡佩塔医生，”多年来一直与我对立的辩护律师威尔·拉姆金开口了，“你在这个法庭里作过多少次证人了？”

“抗议。”检察官说。

“抗议无效。”鲍尔斯法官说。他一向支持我。

“我没有详细统计过次数。”我回答。

“可以给出个大概数字吧？十几次？超过一百次？一百万次？”

“超过一百次。”我说，感到他杀气腾腾。

“你在陪审团和法官面前说的都是事实吗？”拉姆金缓缓踱步，红润的脸上写满虔诚，双手背在身后。

“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回答。

“你并不认为和调査局探员上床是不当行为，对吧，斯卡佩塔医生？”

“抗议！”检察官站了起来。

“抗议成立，”法官咄咄瞪视着拉姆金说，“请说重点，拉姆金先生。”

“法官大人，我想说的重点是利益冲突。众所周知，斯卡佩塔医生和至少一名共事的执法人员有亲密关系，而且运用对执法机关——包括联邦调査局和烟酒枪械管制局——的影响力庇护她的外甥女。”

“抗议！”

“抗议无效。请说重点，拉姆金先生。”法官拿起水杯猛灌几口。

“谢谢法官大人，”拉姆金顺从地说，“我想阐明的是一套老掉牙的权力滥用模式。”

陪审席上的四名白人和八名黑人端坐着，来回望着拉姆金和我，像在观赏网球比赛。有几个人皱着眉头，一人在剔指甲，还有一个似乎快睡着了。

“斯卡佩塔医生，难道你没有试图操控局面以符合你自身利益需求？”

“抗议！企图扰乱证人！”

“驳回，”法官说，“斯卡佩塔医生，请回答问题。”

“没有，我绝没有这么做。”我注视着陪审团，平静地说。

拉姆金从他那位十九岁的被告客户面前的桌子上拿起一张纸，“今天的报道，”拉姆金快速念道，“多年来你一直在操控执法机关……”

“法官大人！抗议！这实在太不道德了！”

“驳回。”法官冷冷地说。

“这里白纸黑字写明你和调査局共谋，企图将一个无辜的女人送上电椅！”拉姆金走向陪审团，站在他们面前抖动手中的报纸复印件。

“天啊，法官大人！”检察官大喊，他的套装上衣被汗水浸透了。

“拉姆金先生，现在开始进行交叉询问。”鲍尔斯法官对身材圆胖、脖子粗短的拉姆金说。

我匆匆陈述了关于射击距离、弹道，及十毫米子弹击中哪个重要器官以致受害者丧命等证词，然后快步走下法庭台阶，低头离去，几乎记不起自己说了些什么。两个黏人的记者追着我走了半条街，最后发现去问石头可能更有效，终于转头离去。我在证人席上所受的不公和刁难无需赘言。嘉莉动动指头，我已遍体鳞伤，我知道，好戏还在后头。

我回到办公大楼，打开后门，从耀眼的阳光下走进阴凉的车库，一时间难以适应。我打开通往办公室的门，在走廊里遇见了费尔丁，不禁松了口气。他穿着干净的工作服，我想大概又有新案子被送进来。

“一切都还好吧？”我问，边把太阳镜塞进口袋。

“波瓦坦送来一个自杀案案主。十五岁女孩拿枪轰掉了自己的脑袋，因为她父亲不准她和小男友约会。你的脸色不太好呢，凯。”

“被鲨鱼围攻了。”

“唉，这些该死的律师。这次是哪一个？”

“拉姆金。”

“啊！这只食人鲸！”费尔丁拍拍我的肩膀，“没事的，真的，相信我，你会突出重围，熬过去的。”

“我知道，”我笑着对他说，“我在分解室里，有事找我。”

孤独冗长的骨头处理工作非常适时，因为我不希望同事们察觉自己此刻的恐惧和失意。我打开灯，关上房门，穿上手术袍，戴上双层乳胶手套，然后打开电炉开关，掀开锅盖。昨晚，这些骨头在我离开后继续分解。我拿木勺轻轻揽动，又在工作台上铺了张塑料布。头骨在验尸阶段被锯开了，我小心翼翼地从油腻的温水里捞起颅顶骨和带着牙齿的颜面骨，摊在塑料布上沥干。

相较于塑料刮刀，我更喜欢用木制刮刀刮除骨头上的肌肉组织。至于金属制品则根本不予考虑，因为它可能造成损伤，影响伤口的判定。我谨慎地进行剔除工作，同时让其他骨头留在沸水里烧煮。清洗冲刷的步骤持续了两小时，我的手腕和指头开始隐隐作痛。我没吃午餐，因为压根没有想起。将近两点，我在头骨的太阳穴下方，也就是之前发现有出血现象的部位发现一处凹痕。我目瞪口呆，难以置信。

我把手术灯挪近些，照亮整个工作台面。伤痕呈直线状，长度不超过一英寸，极浅，很容易被人忽略。我只在十九世纪被剥除头皮的人们的颅骨上见过类似伤痕，只是那些标本的裂痕和切口大都不在太阳穴的位置。但这并不重要。

剥头皮毕竟和精准的手术不同，任何状况都可能发生。尽管我无法确定这名沃伦顿的受害者头皮被人剥除，但也无法排除其可能性。因为我最初发现时，她的头部已非完整无缺。作为战利品的头皮通常是整片剥除的，因此，很可能会连头发一并割除。

我垫着毛巾拿起电话，因为此时的双手不适合碰触任何干净的物品。我呼叫马里诺，一边等他回电话，一边继续刮除工作。没有发现其他伤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部分完好无损，因为二十二片头骨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被烧焦了。我的大脑飞速运转，思索着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十分钟后，我拉掉手套丢进垃圾桶，从皮包里找出一本通讯簿。这时，马里诺来了电话。

“你跑到哪里去了？”我说，压力让我怨气满腹。

“在利柏瓦兰斯餐厅吃饭。”

“谢谢你这么快就回我电话。”我生气地说。

“哟，医生，你的电波一定在哪里迷路了，我刚刚才收到呢。怎么了？”

我听见电话那端一片喧哗，人们正在饮酒作乐，享用高脂肪高热量但美味无比的食物。

“你打的是付费电话？”

“是啊，顺便提醒你，我已经下班了。”他咕咚吞咽着什么，我猜是啤酒。

“我明天必须去趟华盛顿，有新发现了。”

“唉，最怕听你这么说。”

“我发现了新证据。”

“你打算现在告诉我，还是要让我整晚失眠瞎猜？”

他又喝酒了，但现在不是数落他的时候。“说正经的，要是维西博士有空见我们，你会陪我一起去吗？”

“史密森尼博物馆那个玩骨头的？”

“我们一说完我就打给他。”

“明天我放假，应该可以安排出时间。”

我没说什么，只是盯着沸滚的锅，把炉火稍稍调小。

“那就这样吧。”马里诺又吞下一口啤酒。

“在我家见面，”我说，“九点钟。”

“我会准时报到。”

接着我拨了维西家的电话，铃声只响一声他就接听了。

“感谢老天！”我说，“亚历克斯？我是凯·斯卡佩塔。”

“哦！你好啊。”。

他时常因沉迷于对大众心智活动的研究而显得心不在焉。维西博士是全球最杰出的法庭人类学家之一，曾经给予我不少协助。

“如果你明天待在城里就再好不过了。”我说。

“还是跟以前一样，我在铁道那里工作。”

“我在一个头骨上发现一处裂伤，需要你的帮助。你知道沃伦顿大火案吗？”

“没有活人不知道吧。”

“很好，这么说你应该相当了解。”

“我十点钟才会到那里，那附近没地方停车，”他说，“几天前有人送来一颗卡了铝箔纸的猪牙齿，”他恍恍惚惚地谈论着手上的工作，“埋在某人的后院，大概是烤猪吧。密西西比法医还以为是命案，有谁嘴里挨了一枪。”

他忽然一阵猛咳，用力清着喉咙，我听见他在喝东西。

“还经常有人送熊掌来，”他继续说，“有些验尸官以为那是人的手掌。”

“我知道，亚历克斯，”我说，“一切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