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餐过后，我在卧室和书房间徘徊，仔细盘算着该带的物品。铝制工作箱是必需品，这已成了我每趟旅行的习惯，另外还带了过夜用的长裤、衬衫和盥洗用具，将柯尔特点三八手枪也塞进了手提包。我还从未想过要将枪支带往纽约，在那里这么做是可能坐牢的。上车后，我把带枪的事告诉了露西。

“这叫情境伦理，”她说，“我宁可被捕也不要死掉。”

“我也这么想。”一向遵纪守法的我说。

希罗机场位于里士满国际机场西侧，专门提供直升机包机服务。一些世界五百强的大企业都在此设有自己的起降场，空中国王直升机、李尔喷射机和西拉尔斯基直升机随处可见。我们的贝尔喷射直升机正停在机库里，露西前去检查，我则在库中找到一名职员，他友善地应允我使用他的办公室电话。我翻开钱包拿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电话卡，致电柯比法庭精神疗养中心行政办公室。

二

行政主管是位名叫莉迪亚·恩索尔的女性精神科医师，接电话时显得相当多疑。我试图向她解释自己的身份，但被她打断了。

“我知道你是谁，”她带有中西部口音，“我完全了解目前的状况，也很愿意尽力配合，但我不太清楚你的目的，斯卡佩塔医生。你是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对吗？”

“是的，也是烟酒枪械管制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法医病理学顾问。”

“当然，他们也和我联系过了，”她听起来十分困惑，“这么说你是在寻找某起案件的线索？关于某个死者的？”

“恩索尔医生，目前我正在调查好几起案件之间的关联，”我答道，“我有充分理由怀疑嘉莉·格雷滕极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些案件，甚至在她还待在柯比期间就开始了。”

“不可能。”

“显然你不太了解这个女人，”我坚定地说，“至于我，我职业生涯中的一大半时间都在研究她犯下的暴力案件，从她和高特在弗吉尼亚行凶到高特在纽约赴死。如今她的涉案数量还得再添五起，甚至更多。”

“我非常熟悉格雷滕小姐的背景，”恩素尔医生说，她并无敌意，但声音里透着戒备，“我可以向你保证，她在柯比获得的待遇和其他高危险性病患没什么两样……”

“她的精神评估几乎毫无用处。”我打断她。

“你怎么会知道她的医疗记录……”

“烟酒枪械管制局为了调査这几桩相关的纵火谋杀案，成立了国家应变小组，我是成员之一，”我措辞谨慎，“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也和联邦调査局合作，是联邦执法机关顾问，所有案子都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可我的职责并非逮捕凶手或烦扰你们这类机构，而是为死者寻求公道，并尽力为死者家属带来心灵的平静。为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找出许多问题的答案。更重要的是，我必须尽全力避免更多人受害。嘉莉一定会再次作案，说不定已经动手了。”

这位行政主管沉默片刻。我望向窗外，看见那架深蓝色直升机正连同起降台一起被拖向停机坪。

“斯卡佩塔医生，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再度开口时恩索尔医生显得有些焦躁不安。

“嘉莉有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员吗？为她提供法律协助。可以和她谈话的人？”我问。

“她经常和一个犯罪心理学家相处，但他不是我们的员工。他的主要工作是进行评估，并在法庭上提供意见。”

“那么他或许被嘉莉操控了，”我边说边看着露西爬上滑架，开始飞行前的检査，“还有呢？还有谁和她比较接近？”

“她的律师。对了，为她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如果你想和她谈谈，我们倒是可以安排。”

“我们就要起飞了，”我说，“大约三小时后抵达。你那里有直升机停机坪吗？”

“我不记得这里有飞机降落过。附近有几个公园，我很乐意去接你。”

“那就不必麻烦了，我们应该会就近降落。”

“那我等你到来，然后带你见法律援助律师，或者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我想先去嘉莉·格雷滕的房间和她经常逗留的地方看看。”

“没问题。”

“非常感谢。”

露西正打开检修门检查油量、线路和所有可能出故障的部位。她动作灵巧，对自己在做的胸有成竹。看着她爬上机身顶端去检查主旋翼，我开始胡思乱想，不知多少起直升机意外事件是在地面发生的。我爬进副驾驶座，瞥见她身后的架子上放着一支AR-15突击步枪，同时发现靠近我座椅一侧的操纵系统没有关闭。普通乘客不允许接触主副操纵杆，而且反扭矩踏板也必须大幅向后扳，以免被意外踩踏。

“怎么回事？”我问露西，同时系上四点安全带。

“我们得飞行很长一段时间。”她扳动了几下油门，确定没有异常，并处于关闭状态。

“我知道。”我说。

“刚好让你有机会试试身手。”她拉起总距操纵杆，然后将变距操纵杆以大X形前后左右拉动。

“试身手？”我警觉地问。

“飞行的身手，只要维持一定高度和速度，并且保持平衡就可以。”

“不可能。”

她按下启动键，引擎开始隆隆作响。

“没问题的。”

螺旋桨叶片开始转动，风声渐大。

“既然你和我同机，”我的外甥女、飞行员、兼已获资格认证的飞行教练提高嗓门说，“我希望万一发生状况时你也帮得上忙，可以吗？”

我不再多说。她拉动油门，提高转速，接着摁下几个控制按钮，测试聱告灯，打开无线电。我们戴上耳机。直升机如脱离地心引力般从起降台升至高空，逐渐增速，直到平稳地翱翔在空中。太阳髙悬在东方，我们飞越树林。远离机场和城市后，露西开始为我上第一课。

我很快便熟悉了所有控制杆的位置和作用，但对整体的了解还很有限。例如拉起总距操纵杆增加动力时，直升机会朝右偏移，此时必须踩压左反扭矩踏板来平衡主旋翼拉力，让机身保持平稳。当拉动总距操纵杆爬升时，速度也随之增加，此时必须将变距操纵杆往前推。我像在尽我所能地学习敲打架子鼓，但与此同时必须小心地避开鸟群、髙塔、天线和其他飞行物。

露西的教导极其耐心，时间就这么在一百一十节的飞行中流逝。到达华盛顿北部时，我已可以相当平稳地操纵直升机，同时通过定向陀螺仪来校正航向。我们的航向角度为〇五〇。除此以外我就没什么了解了，例如对GPS——全球定位系统，但露西说我操控得相当不错。

“三点钟方向有一架小飞机，”她透过麦克风说，“看见了吗？”

“看见了。”

“这时候你要说，发现目标。它的位置在水平线以下，看出来了吧？”

“发现目标。”

露西大笑起来，“不对，‘发现目标’不是‘消息收到’的意思。如果一架飞行器高于水平线，就意味着在我们上方。这很重要，因为倘若两架飞机在同一水平线上，而对方又看似没有移动，这表示它正在相同的髙度上与我们同向或相向而行。所以提高警觉并且清楚分辨这些情况非常必要。”

她继续指导，直到纽约的天际线浮现眼前。我不再碰触操控杆，露西操控直升机飞越自由女神像和埃利斯岛——许久前我身无分文的意大利先人们在这个充满机会的新世界闯荡的据点。飞机降到五百英尺，机身的倒影在下方河流中缓缓流动。天气晴朗炎热，整座城市铺展开来，商业区高楼耸立，许多旅游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另一些则载着分秒必争的决策者赶赴一个又一个的洽谈会。

露西忙着用无线电与地面联系，但进场控制台似乎无暇理会我们，因为空中交通十分拥堵，管理员对七百英尺以下的飞机不感兴趣。在这座城市，低空飞行的守则是看清、躲远，仅此而已。我们沿着东河飞越布鲁克林区、曼哈顿区和威廉斯堡桥，以九十节的速度从许多垃圾驳船、油轮和绕行河面的白色旅游船上空飞过。经过罗斯福岛的颓圮建筑和老旧医院时，露西向拉瓜迪亚机场进行汇报。被贴切地称作地狱之门的东河西南端的狭长水道就在下方，沃兹岛已近在眼前。

我对沃兹岛的大部分认识源于多年间对医学史的广泛涉猎。和纽约的许多小岛相似，沃兹岛早年间也是监禁罪犯、病患和精神病患的地方。此外它还有段更为黑暗的历史，十八世纪中期，沃兹岛依然缺水缺电，是斑疹伤寒病患的隔离场所和俄罗斯犹太难民的流亡之地。十九世纪初，纽约的精神病院也搬迁到了这里。现在，尽管岛上的居民日益疯狂，但其生活条件比早年间改善了许多。病患享有空调房间、律师和娱乐设施，可以去看牙医，拥有医疗看护和心理治疗服务，受到各种支持团体和组织的协助。

我们依规定进入沃兹岛上空的B级空域，低空飞过树荫浓密的绿地，尽管这似乎并无必要。曼哈顿精神疗养及儿童精神疗养中心和柯比法庭精神疗养中心那群巨大而丑陋的黄褐色砖造建筑在远方隐约浮现。小岛中央，一支有着鲜亮的条纹帐篷、小马和独轮单车表演的小型马戏团正在进行演出，和岛上其他景观不甚协调。特里保罗桥公园大道便由此横穿小岛。观众寥寥无几，一些小孩在吃棉花糖，我不禁纳闷他们为何没去上学。较远的北端是一座污水处理厂和纽约市消防训练学院，一辆长长的云梯车正在停车场练习转弯。

精神疗养中心是一栋十二层的建筑，磨砂玻璃的窗户围着铁丝网，里面是装有空调的隔间，走道和休闲区域用铁丝刺网包围以防病患逃脱。而这对嘉莉显然不构成任何妨碍。这里的河流宽约半英里，水流湍急，我认为没有人能够游泳横越。但我了解到大约在柯比南边一英里处，有座被漆成氧化铜那种蓝绿色的步桥，于是要露西飞到那里。从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桥上人来人往，出入于哈莱姆区的东河河畔住宅区。

“我认为她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下通过这座桥，”我通过麦克风对露西说，“一定会被人发现。但假设她办到了，接下来呢？警方肯定会立刻封锁整个地区，尤其是桥的那一端。那么她又是如何逃到利哈伊的？”

直升机在五百英尺的低空盘旋，螺旋桨啪啪作响。我们发现一艘废弃的渡船，可能曾被用于运输自一〇六街驶来想要跨越东河的车辆，一片堆放用木馏油处理过的腐木的码头废墟从柯比西侧一小片空地延伸入河中。如果我们能紧挨河岸，远离那条摆着椅凳、围有铁丝网的疗养心走道降落，那片草坪看起来倒是不错的降落地点。

在露西侦查地形时，我仔细观察地面的动静。人们身着便装，有的躺在草地上伸懒腰，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沿垃圾筒夹道的走道闲逛。即使相距五百英尺，我依旧可以清楚地看见那群可怜人邋遢松垮的衣服和怪异的步伐。他们仰头呆望着正在空中检査是否有电线、铁网或泥泞地面等障碍物的我们。为了安全降落，露西仔细而缓慢地进行着侦查。越来越多的人跑出大楼观望，也有人站在窗前或门口探看究竟。

“我们最好在公园附近降落，”我说，“以免惊动了他们。”

露西将直升机降到五英尺，地面的野草树枝随气流剧烈地翻滚。一只雉鸡带着雏雉沿河岸仓皇奔逃，冲进草丛中消失了踪影。很难想象这片凄惨之地竟会栖息着这样纯真柔弱的生物。我忽然想起嘉莉写给我的那封信，寄信地址中诡异地出现了雉鸡之地。她想暗示什么呢？她也见过这群雉鸡？果若如此，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直升机轻巧地降落，露西将油门置于空转状态。足足两分钟后，引擎终于关闭，螺旋桨随倒数计时器缓缓减速。病患和医院员工仍在观望。有些呆立在原地死死盯着我们，有些无意识地拉扯着铁丝网，有些步伐迟缓地走动着，偶尔久久地凝视地面。一个正在卷烟卷的老人挥着手，另一个满头挂着卷发夹的女人在喃喃自语，还有一个戴着耳机的年轻男子在走道上有节奏地屈伸着膝盖，也许在欢迎我们。

露西关闭油门，主旋翼停转，引擎安静下来。螺旋桨完全静止后，我们爬岀机门，一个女人从大群病患和医护人员中走了出来。她一身利落的人字呢套装，即使天气炎热也依然整齐地穿了外套，一头短发很是清爽。我马上认出她就是莉迪亚·恩索尔医生，她似乎也一眼认出了我，先后与我和露西握手，同时作了自我介绍。

“我得说，你制造了不小的骚动。”她淡淡地微笑着说。

“很抱歉。”我说。

“不必在意。”

“我要待在飞机上。”露西说。

“确定吗？”我问。

“确定。”她回答，一边环顾躁动不安的人群。

“他们大都是精神疗养中心的门诊病人，”恩素尔医生指着另一栋高楼说，“也有奥德赛疗养院的。”她又指向一栋与柯比相邻但略小一些的砖造建筑。那里似乎有庭院和一个沥青地面、球网破损的老旧网球场。“毒品，毒品，还是毒品，”她又说，“他们来这寻求咨询，可出来时仍被我们发现私藏大麻。”

“我可以在这里等，”露西说，“或者去加点油再飞回来。”

“我希望你在这里等。”我说。

恩索尔医生带我走向柯比疗养中心。围观的人大多目光灼灼，隐隐透出痛楚和憎恨。一个胡须蓬乱的男人对着我们吼叫比画，一边单脚跳着，一边像鸟那样挥动手臂指向天空，要我们让他搭便车。一张张饱经沧桑的面孔或神游于其他时空，或空洞木然，或充满莫名厌憎，饱含着唯有望着我们这些不曾受过毒品或疯狂之苦的人时才会流露的苦涩。我们是幸运儿，是活生生的人。在那些除了自我毁灭或摧毁他人之外别无选择的无助灵魂看来，我们是上帝，我们有自己的归宿。

柯比疗养中心的入口和一般州立机构并无不同，墙壁是蓝绿色的，与那座步桥的相同。恩索尔医生领我转弯，摁下墙上的对讲机按钮。

“请输入您的姓名。”很像奥兹国男巫声音的机械语音说。

“恩索尔医生。”

“好的，医生，”这一次是人声，“请进。”

和所有疗养院一样，通往柯比核心地带的人口被重重密闭门封锁，且绝不允许两道门同时开启。门上贴有警告：严禁携带枪械、易爆弹药或玻璃制品进入。无论那些政客、医疗社工或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如何持反对意见，这里毕竟不是普通的医院。这里的病患是犯人，是犯下强暴、伤害等罪行、被这所警卫森严的疗养院暂时收容的暴力罪犯。他们枪杀亲属、烧死母亲、残害邻居、肢解情人。这是一群臭名昭着的怪物，比如雅皮士名人杀手罗伯特·钱伯斯，将女友杀害烹煮，并拿给路人分食的拉科维茨，还有嘉莉·格雷滕，她比任何人都更加邪恶。

恩索尔摁下电钮开启蓝绿色铁栅门，身穿蓝色制服的保安对她十分亲切，我作为她的客人也被惠及。但我们还是得通过一道金属监控门，皮包里的所有物品都被谨慎翻查。当被告知只能带一次剂量的药品进入，而我所带的布洛芬、泻立停，碳酸钙片剂和阿司匹林却多得足以照顾整个疗养中心的病人时，我感到十分窘迫。

“女士，你的症状可真不少。”一位警察友善地说。

“慢慢累积起来的。”我说，一边庆幸枪被锁在公文包，正安全存放于直升机行李厢里。

“我得暂时替你保管这些药。就放在这里等你出来，好吗？千万别忘了。”

“谢谢你。”我感恩戴德地说。

我们穿过另一道贴着“请勿碰触”警告牌的铁栅门，再度进入冰冷暗淡的走廊，转过许多拐角，路过好几道屋内正在举行听证会的紧闭房门。

“请你了解，这里的法律援助律师受雇于法律援助协会，而这个协会是与纽约市政府签有合约的非营利性私人机构，因此他们在这里的所有人事仍归各自隶属的刑事法庭掌管，并非柯比的员工。”恩索尔医生想确认我是否明白。

“在这里待了几年后，他们自然也和我的病患建立了交情。”我们的鞋跟咔嗒咔嗒地敲击着瓷砖地面。她继续说：“你要找的这位律师一开始就是为格雷滕小姐提供援助的，她在回答你的各种问题时或许会有所保留。”她回头注视着我，“我对此也无可奈何。”

“我完全可以理解，”我答道，“要是哪个公设辩护律师或者法律援助律师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毫无保留，我倒会觉得不正常。”

“心理卫生法律援助部门”深藏在柯比中心区一角，我只能确定它在一楼。恩索尔医生打开一扇木门，带我进入一间四处都是文件、地板上叠着上百个案件档案夹的小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的律师蓄着一头杂乱的黑发，衣着落时邋遢。她体形壮硕，沉重的胸脯完全离不开胸罩的支撑。

“苏珊，这位是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恩索尔医生说，“你知道的，是为了嘉莉·格雷滕的事。斯卡佩塔医生，这位是苏珊·布劳斯坦。”

“好的。”布劳斯坦小姐似乎无意起身或和我握手，只继续翻着一份厚厚的法律简报。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苏珊，相信你会带斯卡佩塔医生四处看看，否则我只好请别人代劳了。”恩索尔医生说。她的眼神告诉我，她理解我的急切。

“没问题。”这位重犯的守护天使带有布鲁克林口音，声音粗哑紧绷，像一艘垃圾驳船。

“请坐。”她在恩素尔医生离开后对我说。

“嘉莉是什么时候被送来这里的？”我问。

“五年前。”她仍然盯着桌上的资料。

“你了解她的背景，以及她在弗吉尼亚犯下好几桩谋杀案，并即将受审的事吗？”

“我很清楚，尽管问。”

“十天前，也就是六月十日，嘉莉从这里逃走了，”我继续说，“有人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吗？”

布劳斯坦翻过一页资料，端起咖啡杯，“晚餐时她没露面，就这样。”她答道，“她失踪时我和所有人一样吃惊。”

“我想也是。”我说。

她又翻过一页，抬头瞟了我一眼。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布劳斯坦小姐，”我倾身靠向她的办公桌，厉声说道，“你能否基于对你客户的尊重，仔细听我说呢？你是否愿意听听那些被嘉莉·格雷滕屠杀的所有人的故事？一个小男孩在替母亲去7-11买蘑菇汤罐头的途中遭到诱拐，头部中弹，凶手为抹去咬痕将他四肢的部分皮肤割除。冷冷的雨天里他可怜的身体倚靠在垃圾箱旁，只剩一条内裤。”

“我说过，我对这些案件非常清楚。”她继续埋头工作。

“我建议你放下手中的简报，专心和我说话，”我警告她，“我是法医，也是律师。你的伎俩对我没用。你维护的这个精神病人此刻正在外面杀人，到头来可别让我查出你知情不报，视人命如草芥。”

她斜睨着我，目光冰冷傲慢。她这一生的唯一权力是替输家辩护，并与我这样的人全力周旋。

“那我再帮你温习一下，”我继续说，“你这位客户逃离柯比后，我们相信她已犯下或作为帮凶犯下至少两起谋杀案，两起案件相距不过几天。手法极度凶残，甚至企图纵火来加以掩饰。在这之前曾发生过类似的纵火凶杀案，我们认为二者间不可能毫无关联，而在较早的几起案件发生时，你的客户还被监禁在这里。”

苏珊·布劳斯坦沉默不语，只死死盯着我。

“你愿意协助我调查吗？”

“我和嘉莉的所有谈话都必须保密，相信你能体谅。”她说，但我感觉她对我所说的相当好奇。

“她是否一直在和外面的某人联系？”我又说，“如果是，又是和谁呢？”

“你说呢？”

“她向你提过邓波尔·高特吗？”

“恕难奉告。”

“可见提过，”我说，“这是必然的，可想而知。你知道她给我写了封信，布劳斯坦小姐，要我带高特的验尸照片来找她？”

她没作声，但眼神活跃起来。

“高特在宝华利街的隧道里被列车辗毙，残骸遍布铁轨。”

“是你为他验尸的？”她问。

“不是。”

“那么为什么嘉莉会向你要验尸照片呢，斯卡佩塔医生？”

“因为她知道我能拿到照片。嘉莉想看这些照片，看血腥和尸体。给我写完信后不到一周她就逃脱了。我只想弄清楚你是否知道她曾经寄出过类似的信，我认为这足以显示她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

“不知道。”布劳斯坦指着我说，“她一心想着自己是如何被陷害的，因为联邦调查局没能耐査出真正的凶手，就拿她做替罪羊。”她指控道。

“原来你也看了报纸。”

她铁青着脸，“我和嘉莉相处了五年，”她说，“和联邦调查局探员上床的不是她，对吧？”

“事实上她做过，”我不能不想起露西，“而且老实说，布劳斯坦小姐，我来这里并非为了改变你对自己客户的印象，而是为了调查几起谋杀并尽力防止悲剧重演。”

嘉莉的法律援助律师又开始低头翻阅资料。

“据我了解，嘉莉之所以在这里待了这么久，原因就在于，每次她的心理评估报告出炉时，你总是判定她尚未恢复自主能力，”我说，“这表示她还没有能力接受审判，也意味着她的心理状态糟得甚至无法理解自己承担的那些罪名，是吗？但她对自己的处境必定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否则怎么能捏造出那一大篇被联邦调查局诬陷的精彩故事？还是说编造这些故事的是你？”

“谈话到此为止。”布劳斯坦高声宣布。倘若她是法官，必定会猛敲法庭槌。

“嘉莉完全没有病，”我说，“一切都是伪装、设计出来的。我猜猜看，她非常沮丧，重要事件一概不记得了，或许还得服用安眠药，说不定这也没什么效果，但显然她还有力气写信。此外她还享有哪些特权呢？打电话？影印？”

“病患也拥有公民权，”布劳斯坦淡然道，“她非常安静，大部分时间里在下棋、打牌。她也喜欢看书。她作案时刚好遇到一些环境调适方面的问题，因此不该为当时的行为受到惩罚，况且她已经悔改了。”

“嘉莉是个天才销售，”我说，“她一向要什么有什么，她想在这里待久一点，好策划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她做到了。”我打开皮包，拿出嘉莉写给我的信，丢在布劳斯坦面前，“注意看开头的寄信人地址。柯比疗养中心，雉鸡之地，”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或者你要我再猜猜看？”

“我不清楚。”她一脸迷惑地读着那封信。

“也许是暗示某栋房子的所在地，或者那位起诉她的检察官的住宅。”

“我一点都不了解她到底在想什么。”

“那么来谈谈雉鸡吧，”我接着说，“疗养中心外面的河岸上有一群雉鸡。”

“我没注意。”

“我看见了，因为我们的飞机就降落在那片草地上。没错，你应该不会留意到，除非你曾经穿越半亩杂草丛，跑到旧码头附近的河岸边。”

她没说话，但略显不安。

“所以我想，嘉莉或其他病患怎么会知道那些雉鸡？”

她依然不做声。

“你清楚得很，对吧？”我继续给她施压。

她瞪着我。

“一个重刑罪犯无论如何不该有机会踏上那片草地，甚至不该靠近，布劳斯坦小姐。要是你不想和我谈论此事，那我只好把你交给警方了，因为嘉莉已被列入执法机关的第一通缉要犯。说真的，市长一定很不乐意看到嘉莉给这个以打击犯罪着称的城市带来一连串坏名声。”

“我真的不清楚嘉莉怎么会知道雉鸡的事，”布劳斯坦终于开口了，“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附近有什么雉鸡呢。也许是哪个医院员工告诉她的，也说不定是商店送货员，换句话说就是像你这样的外部人员。”

“什么商店？”

“指定商店。病患可以累积信用和金额在那里购物，主要是一些小零食。每周送货一次，必须用自己的钱付账。”

“嘉莉哪里来的钱？”

布劳斯坦不肯说。

“她的物品一般在哪一天送来？”

“不一定。通常是周一或周二，而且都在下午。”

“她是周二傍晚逃走的。”我说。

“没错。”她的目光变得强硬。

“那名送货员呢？”我又间，“有人知道他或者她与这件事有关吗？”

“那名送货员是男性，”布劳斯坦毫无感情地说，“没人知道他的行踪。他是代班的，原来那位送货员请了病假。”

“代班？原来如此。嘉莉感兴趣的果然不只是薯片！”我不由得高了声音，“我再来猜猜看，这名送货员身穿制服，开厢型车。嘉莉也换上制服和她的送货员一起登上厢型车扬长而去。”

“那只是你的猜测。我们根本不知道她是怎么出去的。”

“哦，我认为你非常清楚，布劳斯坦小姐。我甚至怀疑你给嘉莉提供经济支持，因为她在你心中具有特殊意义。”

她站起身，再度指向我，“如果你在指控我协助她逃跑……”

“你的确帮了她的忙。”我打断她。

想到嘉莉仍脱逃在外，想到本顿，我拼命忍住泪水。“你这个怪物，”我怒视着她说，“你真该去看看那些受害人，哪怕只有一天。去看看那些被嘉莉杀害的无辜男女，亲手摸摸他们的血痕和伤口。我想，许多人不愿听到嘉莉的名字、听到她享有的优惠和来源不明的收入，绝不仅仅是我。”

谈话被一阵叩门声打断，恩索尔医生走了进来。

“我想我该带你四处逛逛了，”她对我说，“苏珊好像很忙。你们谈完了吗？”她转头问法律援助律师。

“差不多了。”

“很好。”她说着冷冷一笑。

这时我才发现，这位主管非常清楚苏珊·布劳斯坦滥用职权和信任的所作所为。布劳斯坦也在操控这家医院，和嘉莉并无二致。

“谢谢你。”我对恩索尔医生说，转身留给嘉莉的辩护人一个背影，离开了办公室。

去死吧，我暗暗咒骂。

我跟着恩索尔医生进入巨大的不锈钢电梯间，电梯门再度打开时，眼前是一道空荡荡的灰褐色走廊，尽头有扇沉重的红门，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入。一切都在闭路电视的严密监控下。嘉莉一定乐于参与一项所谓的宠物计划，每天借机到宠物小屋所在的十一楼闲逛。宠物小屋里的动物都被关在笼子里，即使它们望向窗外看见的仍是被铁丝刺网分割的天空。

小屋里一片昏暗，弥漫着混有动物麝香和木屑味的湿气，偶尔能听到爪子刨抓的声响。笼中有长尾鹦鹉、豚鼠和一只俄罗斯侏儒仓鼠，桌上摆着一个盒子，嫩绿的幼苗正在土中茁壮成长。

“这是自己栽种的鸟食，”恩素尔医生解释道，“我们鼓励病患动手种植，然后出售。当然不可能大量生产，几乎只够自给自足。你也看到了，笼子里和地板上有一些碎屑，有些病患很喜欢拿乳酪泡芙和薯片喂这些宠物。”

“嘉莉每天都会来？”我问。

“据我所知是这样的。回想起她在这里的一举一动……”她停下来，环顾着那些笼子，一只小动物抽动着粉红色鼻头，爪子一通乱抓，“很遗憾我对当时的状况缺乏全盘了解。在嘉莉负责宠物计划的六个月中这里发生了不少宠物死亡和离奇失踪的事件。有时是鹦鹉，有时是仓鼠。病患进来时发现他们负责照顾的宠物或者死在笼子里，或者无缘无故地失踪了，只有笼门大敞着。”她紧抿双唇退回走廊中，苦笑道：“可惜当时你不在这里，不然你或许可以告诉我死因，找出这个凶手。”

推开这道走廊的另一扇门，是一个昏暗狭小的房间，一张原木桌上摆着一台相当先进的电脑和打印机，墙边有电话插座。恩索尔医生还未开口我便猜到了几分。

“嘉莉休息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她说，“你一定也知道，她精通电脑，极力鼓励其他病患学习，安装电脑就是她的主意。她建议我们找人捐献二手设备，如今我们在每个楼层都安装了电脑和打印机。”

我走到显示器前坐下，关闭屏幕保护程序，査看桌面上的图标。

“病患待在这里时，也受到监控吗？”我问。

“不。有专人带他们进来，从外面锁上房门，一个小时后再开门带他们回去。”她像是陷入了沉思，“我不得不承认，这么多病患学会了文字处理，甚至统计分析，这让我十分淀异。”

我打开美国在线，对话框要求输入账号和密码。恩索尔医生站在一旁观看。

“他们绝不可能使用因特网。”她说。

“为什么？”

“因为这些电脑都没有联网。”

“可是有调制解调器啊，”我说，“至少这台有。没有联网只是因为电话线没插在调制解调器上。”我指着墙上的插头，转头看向她。

“是否有哪里的电话线忽然不见了？也许是哪个办公室里的，比如苏珊·布劳斯坦的办公室。”

恩索尔医生逐渐明白了我的意思，气愤地别过头去，涨红了脸。

“老天。”她叹道。

“当然，她也可能从外部获得电话线。也许是那个送零食的店员带给她的？”

“我不知道。”

“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恩索尔医生。我们不知道嘉莉待在这里时都在做些什么。也许她经常进出各大聊天室，在网站会员里寻找笔友。我想你也时常留意新闻报道，知道网络犯罪多么猖獗吧？恋童癖、强暴、谋杀、贩卖儿童色情物品。”

“所以我们才严禁上网，”她说，“或者本想如此。”

“嘉莉或许就是利用网络制定逃亡计划的。她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电脑的？”

“大约一年前，在她得到一连串优良表现记录后。”

“优良表现。”我重复道。

我想起发生在巴尔的摩和威尼斯海滩的案子，还有最近的沃伦顿案。我怀疑嘉莉与她的同伙是通过电子邮件、网站或聊天室认识的。那些案子是她在监禁期间进行的电脑犯罪吗？是她躲在幕后向某个疯子提供建议并且煽动他盗取他人的面孔吗？终于她逃了出去，或许自那时起她才开始单独作案。

“过去一年里，从柯比释放的病患中有纵火犯，特别是曾经犯过谋杀罪的纵火犯吗？某个嘉莉可能认识的人，也许是某个听她讲授过电脑技能的？”为保险起见，我问。

恩索尔医生关掉头顶的电灯，我们又回到走廊里。

“一时想不起来，”她说，“没有你所说的这类人。我补充一点，这里随时有保安监控。”

“在休息时间中，男女性病患是分开的？”

“是的，当然。男女病患绝不会混杂在一起。”

我并不确定嘉莉的同伙是男性，只是有这种怀疑。同时我记起本顿最后的笔记中，提到一个年龄二十八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男性。此外，我很怀疑那些不配枪械，只是单纯维持计算机课堂秩序的保安能看得出嘉莉是否在上网。我们乘电梯到了三楼。

“这里是女性生活区，”恩索尔医生解释道，“目前我们有二十六名女性病患，加上男性病患共有一百七十名。这里是会客室。”她指着玻璃窗内备有舒适座椅和电视机的宽敞空间，里面空无一人。

“有人来看过她吗？”继续朝前走时我问。

“没有外面的访客，一次都没有。我想这会让人更加同情她吧。”她苦笑着说，“那边就是女性病房了。”她指着另一个陈列着许多单人床的区域，“她睡那个靠窗的床位。”

我从皮包里掏出嘉莉的信，又读了一遍，目光停在了最后几段。

三

小露露上了电视。飞过窗户。和我们一起来吧。

在被窝里。直到天亮。又笑又唱。那首老歌。

露西露西露西和我们！

我忽然想起录有凯莉·谢弗德的那卷录像带和威尼斯海滩那位演过许多电视剧的女演员；想起摄影模特和制片小组，越想越觉得其中必有关联。可露西与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嘉莉怎么会看见露西上了电视？是因为她知道露西能飞，能驾驶直升机？

前面的一角十分喧闹，一群女病患正由几名女保安领回病房。她们大汗淋漓，表情痛苦，口里大声嚷嚷着，其中一名戴着被称作PAD的预防攻击装置。其实那只是将手腕和脚踝链在腰部厚皮带上的一种束缚工具而已。那是个年轻的白人女性，远远注视着我，弯起的嘴角挂着一抹讥笑。她那漂白的头发和苍白的中性化的躯体像极了嘉莉。一瞬间，她在我脑中变成了嘉莉。望着那对旋涡般、似可将我吸入其中的瞳孔，我不寒而栗。那群病患推推搡搡地从我们身边经过，其中几个故意碰撞着我的身体。

“你是律师？”一个圆滚滚的女性黑人眼里含着怒火，几乎要啐我—口。

“是的。”我毫不畏缩地以眼还眼，我早已学会绝不接受他人满怀恨意的恐吓。

“走吧，”恩索尔医生拉着我说，“我忘了现在刚好是她们回房的时间，抱歉。”

但我很庆幸与她们的相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终于和嘉莉四目相接而没有退却。

“告诉我她失踪那天的详细经过。”我说。

恩索尔医生在另一道门前输入密码，推开鲜红色的门。

“据我们的了解，”她回答，“就在这样的休息时间里，嘉莉和其他病患一起离开了病房，她的货送到了，晚餐时分她便不见了。”我们乘电梯下楼。她瞟了眼手表，“我们立刻展开搜索，并且报警处理。但连个人影都没见到，这让我百思不解，”她继续说，“她怎么可能在大白天逃离小岛却不被人发现？我们有警察、警犬、直升机……”

我停下脚步，站在一楼大厅的中央，一把将她拉住。

“直升机？”我问，“不止一架？”

“哦，当然。”

“你看见了？”

“想不看都难，”她说，“那些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好几个小时，整个疗养中心都快被闹翻了。”

“形容一下那些直升机的样子。”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拜托。”

“啊，”她说，“先是三架警用直升机，接着是各大媒体的，像黄蜂一样一掠而过。”

“是不是有架白色的小型直升机，看上去像蜻蜓？”

她一脸惊讶，“的确有一架这样的飞机，我记得很清楚，”她说，“当时我还以为是哪个好奇的飞行员跑来看热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