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没有听从韦斯利的建议，仍旧回到凯悦宾馆的那个房间。我不想为此浪费时间，我有许多电话要打，还要赶乘飞机。

在穿过大厅和上电梯时，我高度警惕。我看着每一个女人，突然想起也得留意男人，因为德内莎·斯坦纳很精明，她这一生都在进行欺骗、诱骗的勾当。我知道恶魔有多聪明。

我匆匆走回房间，没有看到特别值得注意的人。但我仍从手提箱中取出左轮手枪放在身边，然后开始打电话。我首先打电话到绿顶公司，接电话的是乔恩，他人很好，曾替我服务过几次。我开门见山，毫不迟疑地问了若干有关露西的问题。

“真是遗憾，”他说，“我看到报纸时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她的运气很好，”我说，“守护天使那天晚上陪着她。”

“她是个很特别的女子。你一定以她为荣。”

我这才想起我对此已经不确定了，这个念头令我更加难受。“乔恩，我想知道几个很重要的细节。她那天晚上去买枪时，是你值班吗？”

“当然，就是我卖给她的。”

“她还买了什么？”

“一本杂志，几箱练靶弹。嗯，我想应该是联邦海卓修克牌，对，这点我很有把握。对了，我还卖给她一个麦克叔叔牌枪套，一个去年春天我卖给你的那种足踝式枪套，是最高级的拜安奇牌。”

“她怎么付钱的？”

“现金，老实说这令我有点吃惊。那不是一笔小钱，你也可以想象。”

露西一向节约，在她二十一岁时我送了她一大笔钱。她有信用卡，我想她没有刷卡是因为不想留下购买记录，对此我倒不觉奇怪。她当时很惶恐，疑神疑鬼，经常与执法人士相处的人大都如此。对我们这类人而言，每个人都是嫌疑人。我们常会反应过度，稍有风吹草动便会掩饰行踪。

“露西是预约的，还是直接上门？”

“她打电话预约了时间。事实上，她又打了一次电话来确认。”

“两次电话都是你接的吗？”

“不，只有第一次。第二次是里克接的。”

“你能告诉我她打第一个电话到底说了些什么吗？”

“说得不多。她说已和马里诺队长谈过了，他建议她买西格索尔P230，他还建议她找我接洽。你知道，队长常和我一起去钓鱼。她问我周三晚上八点左右是否值班。”

“你记得她是哪一天打电话的吗？”

“呃，就在她来之前的一两天，我想是上周一吧。对了，我还问过她是否已满二十一岁。”

“她告诉你她是我外甥女了吗？”

“说了。看到她时我也想起了你，连声音都很像，你们都有那种深沉、平稳的声音。但她在电话中真的让人印象深刻，极有思想，也很有礼貌。她似乎对枪支很熟悉，显然也经常打靶。哦，她告诉我队长还教过她射击呢。”

听到露西声明是我外甥女，我不禁松了一口气，那说明她并没想瞒着我偷偷买枪。我想马里诺日后也会告诉我的，遗憾的是她没有先和我谈。

“乔恩，”我继续说，“你刚才说她又打了一个电话，能具体谈谈吗？什么时候打的？”

“也是上周一。两个电话大概相隔一两个小时。”

“她是和里克谈的？”

“只说了几句。当时我在招呼一个顾客，电话是里克接的。他说是斯卡佩塔，她想确认我们约好的时间。我说是周三晚上八点，他就这么转告她了。就这样。”

“对不起，”我说，“她说什么？”

乔恩迟疑了一下。“我不确定你在问什么？”

“露西打第二个电话时自称斯卡佩塔？”

“里克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是斯卡佩塔打来的。”

“她不姓斯卡佩塔。”

“天哪，”他一脸错愕，“你在开玩笑吧。我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那就奇怪了。”

02

我猜露西呼叫马里诺后，马里诺很可能是在斯坦纳家回电话给她的。德内莎·斯坦纳一定以为马里诺在和我说话，等他一离开房间，她就从查号台很轻易地得到了绿顶公司的电话号码，接下来她只需打过去问她想问的问题。我松了一口气，随即怒不可遏。德内莎·斯坦纳并不想杀害露西，嘉莉·格雷滕或其他人也没有这种意图，受害的目标原本是我。

我又问了乔恩最后一个疑问。“我不想找你作证，但你招呼露西时，她有醉酒的迹象吗？”

“如果她喝醉了，我不可能卖东西给她。”

“她的神情如何？”

“她很匆忙，但不时开开玩笑，也很亲切。”

如果露西真如我所怀疑般已酗酒几个月或者更久，她很可能在酒精浓度为零点一二时神志仍很清醒，但判断力与反应能力都会受到影响，对开车时发生的紧急情况可能无法做出快速反应。我挂上电话，又拨了《阿什维尔市民时报》的号码，地方版的采编主任告诉我撰写那则意外事故新闻的是琳达·梅菲尔。我运气不错，她在办公室，电话不久就接通了。

“我是凯·斯卡佩塔。”我说。

“哦？我能效劳吗？”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有关我的车子在弗吉尼亚出车祸的报道。你在报道中说当时是我开车，后因酒后驾车被捕，你知道这与事实不符吗？”我的语气平和而坚定。

“哦，是的，女士，我很抱歉，请让我向你说明当时的情况。车祸发生当晚，有人深夜打电话说那辆车，奔驰车，已证实是你的，并说驾驶员可能是你，而且是酒后开车。我当时正忙着赶另一篇稿子，编辑正催我交稿付印，他告诉我如果能证实那个驾驶员是你就发稿。那时已是截稿期限了，我想没有机会证实了。这时有一个电话出人意料地转接到我手中。那位女士说她是你的朋友，从弗吉尼亚医院打来的电话。她想让我们知道你在那场意外中并没有受伤，她还认为我们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斯卡佩塔医生，就是你，有一些同事仍在侦办斯坦纳家的案件。她说她不希望我们听到这场车祸的其他说法，要求撤销会令你的同事惊慌的报道。”

“你就这么听信了一个陌生人的话，照她所说的报道了？”

“她向我提供了姓名和电话号码，经查证也属实。何况如果她与你不熟，怎么会知道那场意外和你来此地侦办斯坦纳家的案子？”

那位女士可以知道这一切，如果她是德内莎·斯坦纳，如果她在试图杀害我之后在弗吉尼亚的电话亭打电话。

我问：“你怎么查证的？”

“我立刻回拨电话，是她接的。那是弗吉尼亚州的区号。”

“电话号码还在吗？”

“噢，我想还在吧。应该在我的笔记本上。”

“能否马上找一下？”

我听到翻动纸张等窸窸窣窣的声音。过了好一阵，她才将号码告诉我。

“非常感谢。我希望你已经更正报道了。”我说。我感觉得出来她吓坏了。我为她难过，也相信她不是有意害人。她只是年轻而经验不足，当然不是想与我斗智的变态杀人狂的对手。

“我们第二天就刊登更正启事了。我可以寄一份给你。”

“不用了。”我想起了开棺验尸时忽然涌出的那群记者。我知道是谁向他们透露了消息——斯坦纳太太，她忍不住想引来更多关注。

我拨了那个号码，许久才有一个男人接听。

“打扰了。”我说。

“喂？”

“你好，我想知道这个电话在什么地方。”

“哪个电话？你的还是我的？”那人笑道，“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电话在哪里，那你就有麻烦了。”

“你的。”

“我在一家西夫韦门外的公用电话亭，正打算打电话给老婆，问她想吃什么口味的冰激凌，她忘了告诉我。刚好这部电话响起，我就接了。”

“哪一家西夫韦？”我问，“哪里的分店？”

“卡瑞街。”

“在里士满？”我惊慌地问。

“对。你在哪里？”

我谢过他后挂上电话，在房内踱步。她曾经到过里士满，为什么？看看我住在什么地方？她曾经开车经过我的住处？

我望着窗外。晴朗的蓝天与鲜亮的树叶在这个明亮的午后，似乎都在说不可能发生如此龌龊的事，世上没有邪恶的黑暗势力，我查出来的都不是真的。但我在风和日丽时，在瑞雪缤纷时，在城内洋溢着圣诞节的灯火与音乐时，总是对此存疑。每天早晨我进入停尸间时总会遇上新的案子，有人被强暴、枪杀，或在意外中丧命。

在办妥退房手续之前，我试着拨打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电话，惊奇地发现原本打算留言给他的那位科学家居然还在。同我们这些除了工作便无所事事的人一样，他的周末也是别人的。

“我已经尽力了。”他是说已经处理了许多天的影像强化。

“没有结果？”我失望地问。

“我已设法使影像清晰了一些，但还是辨认不出来。”

“你还会在实验室待多久？”

“一两个小时。”

“你住哪里？”

“亚奎港。”

我不喜欢这样每天通勤，但华盛顿住在亚奎港、斯坦福德和蒙特克莱有家眷的探员出奇的多。亚奎港距离韦斯利家大约一个半小时车程。

“我实在不愿提出这种要求，”我继续说，“但我必须尽快取得这份影像强化的打印件，它很重要。你能不能送一份到本顿·韦斯利的住处？不过必须绕路，多出了一个小时的路程。”

他犹豫了一会儿才说：“如果现在出发应该可以。我会打电话给他问清路线。”

我拎起行李袋，直到进入诺斯维尔机场的女厕所才将左轮手枪放回手提箱。通过例行安检后，他们照例为我的行李袋系上了橘黄色荧光标签，这使我想起了那卷胶带。德内莎·斯坦纳怎么会有鲜橘色的胶带，她是从哪里得到的？我看不出她和阿蒂卡监狱有什么关联，在我穿过飞机跑道搭乘那架小型螺旋桨飞机时更加认定此案与监狱无关。

我坐在靠近走道的座位上，陷入沉思，没有注意到其他大约二十名旅客的紧张表情，直到我忽然发现机上有警察。其中一位正和地勤人员交谈，眼光偷偷扫视着每一位乘客。我在进行侦查时也会这样，我太熟悉这种神情了。职业惯性使我开始思考他们在寻找什么不法之徒、他可能做了什么事。我想着如果他突然从座位上跃身而起我要如何反应。我要绊倒他，要在他经过时从后面抱住他。

一共有三名喘着气冒着汗的警察，其中一个在我身旁停下来，紧盯着我的安全带。他的手灵巧地放在半自动手枪上，松开枪套扣。我不动声色。

“女士，”他用警察办公时的口吻说，“你得跟我来。”

我愣住了。

“座位底下的袋子是你的吗？”

“是的。”我紧张不已。其他乘客都不敢动弹。

警察迅速弯腰拿起我的皮包与行李袋，在整个过程中视线从未了离开我。我站起来，他们让我下飞机。我只有一个念头：有人将毒品塞入我的袋子里，是德内莎·斯坦纳栽赃的。我疯狂地环顾跑道和机场的玻璃窗，想找正在暗中窥视我的人，一个女人，她现在已隐身于阴影之中，看着我百口莫辩。

一个穿着红色跳伞衣的地勤人员指着我。“就是她！”他激动地说，“在她腰带上！”

我恍然大悟。

“只是一个电话。”我缓缓移开手肘，一边让他们看清我外套里面的东西。在穿宽松的衣服时，我通常将移动电话挂在腰带上，这样不用费事将它从袋子里掏出来。

一个警察转了转眼珠。那个地勤人员满脸惶恐。

“哦，糟糕，”他说，“看起来真像一把九毫米口径手枪。我曾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相处过，她看起来也像探员。”

我瞪着他。

“女士，”一个警察说，“袋子中有枪械吗？”

我摇头，“没有，我没有带。”

“真是抱歉，他以为你在腰间佩着一把枪。驾驶员检查了旅客名单，发现没有人获得授权带枪上飞机。”

“有人告诉你我携带枪械了吗？”我问穿着跳伞衣的地勤人员，“如果有，是谁？”我再次环视四周。

“不，没有人告诉我。我只是在你经过时将它看成了枪，”他嗫嚅地说，“就是装移动电话的那个黑套。真是抱歉。”

“没关系，”我也于心不忍了，“你只是尽自己的职责。”

一个警察客气地说：“你可以回飞机上了。”

我回到座位上，身体剧烈颤抖，双膝几乎撞在了一起，觉得似乎全机的人都在看我。我没有看任何人，只是看着报纸。驾驶员很善解人意地解释了刚才发生的事。

“她带的是九毫米口径移动电话。”在众人的笑声中，他继续解释延误原因。

这次困扰不是德内莎·斯坦纳造成的，我无法怪罪于她，但我惊觉自己几乎本能地认定是她做的。她控制了我的生活，掌控了我的思想与行为，而且如影随形地跟在我身后，我所爱的人也已经成为她的棋子。这令我反感，我快气疯了。突然，一只柔软的手触碰了我的胳膊，我差点跳起来。

“真的很过意不去，”一位空服人员平静地说。她长得很美，有一头烫过卷的金发。“至少让我们请你喝一杯。”

“不用了，谢谢。”我说。

“要不要吃点什么？恐怕只有花生了。”

我摇头，“不必介意。我倒希望你们彻底检查任何会危及旅客安全的物品。”我说着得体的场面话，思绪早已飞入云端。

“你真是有雅量。”

夕阳西沉时，飞机降落在阿什维尔，我托运的手提箱很快就由一间小行李室的输送带送了出来。我再次到女厕所将手枪放回皮包，然后在路边招来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位老先生，带着毛线帽，帽缘下拉盖住了耳朵。他的尼龙夹克脏兮兮的，袖口已有磨损，放在方向盘上的大手看起来也很粗糙，但他开车很平稳。他提醒我，前往黑山还有一段路程，他是替我担心车钱，因为可能需要近二十美金。当我的眼眶蓄满泪水，我闭上眼睛，将之归咎于驱赶严寒的暖气太强了。

红白色的老旧道奇车轰隆作响，让我觉得像在坐飞机。我们往东前往一个不知不觉间已面目全非的小镇，镇民或许还不知道那个背着吉他回家的小女孩的真实遭遇，也无法理解我们这些奉命前来帮忙的人的处境。

我们正被各个击破，对手有过人的洞察力，可以察觉我们的弱点及可能受伤之处。马里诺已经成为那个女人的俘虏和武器供应者；与我情同母女的露西头部受伤，目前在戒瘾中心——她没有丧命真是奇迹；一个住在山间，啜着私酿烈酒，在学校打扫卫生的单纯工友，如今为了一件与他无关的案件面临审讯；莫特因此身体不适而退休，弗格森则已命丧黄泉。

邪恶的因果像一棵树般扩散开来，挡住了我脑中的全部光亮。无从得悉邪恶源自何方，止于何处，我不敢靠得太近看个仔细，以免它盘根错节的枝干将我绊倒。我不愿去想我的腿无法触及地面的情景。

“女士，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恍惚间，我听到司机在说话。

我睁开眼睛。车子停在轻松旅游汽车旅馆前，不知道已停了多久。

“我不想吵醒你，但在床上睡比坐在这里舒服多了，也许更便宜呢。”

仍是那位黄头发的前台服务员值班。他表示欢迎后，替我办理住房登记，并询问我想住旅馆的哪一面。一面朝向埃米莉就读的那所小学，另一面则可眺望州际公路全景。其实也没什么差别，因为旅馆四面环山，白天山色澄亮，夜晚在星空的衬托下一片漆黑。

“住在禁烟区就行，麻烦你了。彼得·马里诺仍住在这里吗？”我问。

“当然，但他很少回来。你要住在他隔壁吗？”

“不，还是不了。他是个瘾君子，我想尽量离香烟远一点。”当然，这只是个借口。

“我替你安排在不同的区域吧。”

“谢谢。本顿·韦斯利来投宿时，你能否叫他立刻找我？”之后我要求他打电话给租车公司，请他们明天一早就安排一辆备有安全气囊的车过来。

我进入房间，锁门上闩，还搬了一把椅子顶在门后。我将手枪放在马桶上，滴了几滴香水在浴缸中，泡了很久的热水澡。香气氤氲，如温暖关爱的手抚摸着我，由脖子向上滑过脸部并轻轻渗入头发。这是许久以来我第一次觉得心旷神怡，我不时添加热水，香水的油膜在水面像云层般缠绵。我将浴帘拉上，在芳香扑鼻的温暖中做梦。

我数不清与本顿·韦斯利亲热的次数。我极力回避那些场景，不想让它们频繁出现在脑海中，但今天我情不自禁地接纳了它们。我将我们迫不及待的第一次中每个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虽然不在这个房间。那个房间号码，我将永远铭记。

老实说，我没有几个情人，但他们都出类拔萃，敏感，能接受我这样一个不像女人的女人。我有女人的身体与敏锐，但精力与干劲像男人，贬低我就是贬低他们自己。他们尽可能地将最好的一面呈现给我，即使是我的前夫东尼，他是他们之中作风最原始的一个，性爱是我们共享的情欲竞争。我们像两头势均力敌的动物在丛林中相会，互相较劲，各取所需，互蒙其利。

而本顿截然不同，这令我难以置信。我们的结合方式无与伦比，也别具一格，仿佛他是我的另一面。或许我们是同一个人。

我不清楚自己在期待什么，但在这之前我早已想象过我们在一起的情景。他外表强悍，内心温柔，像是在粗壮树干间的吊床上的战士，昏昏欲睡又满腹柔肠。那个清晨，在阳台上我们彼此爱抚时，他的手令我刮目相看。

他的手指为我轻解衣衫，温情抚爱，像女人一样了解女人的身体。我感受到的不只是他的激情，还有他的共鸣——他想治疗我内心的伤痛。他似乎在替那些曾经强暴、殴打或凌辱他人的人表达悔恨，仿佛他们的集体罪过使他无权享受我的躯体。

我曾在床上告诉他，我从没想到男人能如此享受女人的身体，而我因不喜欢被人狼吞虎咽或凌驾制伏，很少有性行为。

“我了解为什么有人想将你狼吞虎咽。”他在黑暗中直言无讳。

“我也了解为什么有人想将你狼吞虎咽。”我也毫不矜持，“但就因为有人想凌驾制伏别人，我们才来侦办案件。”

“那么我们不要再使用‘狼吞虎咽’、‘凌驾制伏’这类字眼了，想些新的。”

我们很轻易地想出了新字眼，而且很快就说得很流利了。

03

我泡过澡后神清气爽，想在背包内找件新衣服穿，但那是缘木求鱼。我只得穿上已经穿了好几天的深蓝色的夹克、长裤、高领毛衣。那瓶威士忌的酒精浓度低，我缓缓啜着，观看新闻频道的节目。有好几次我想打电话到马里诺的房间，但在拨号之前又将话筒放下了。我的思绪往北神游至纽波特，我想找露西谈话，却又暗暗抗拒这股冲动。我和露西通话，对她不好，她必须集中心志戒酒，而不是挂念家人。于是我改打电话给母亲。

“多萝茜在马里奥特过夜，明天一早乘飞机回迈阿密。”她告诉我，“凯，你在哪儿？我整天都在打电话找你。”

“我在路上。”我说。

“这种话我听多了，都是因为你从事的工作。但告诉你母亲应该无妨吧。”

我可以想象到她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打电话。我母亲喜欢大耳环和浓妆艳抹，她看起来不像意大利北部的人。她不是金发白肤。

“妈，露西情况如何？多萝茜说了些什么？”

“首先，她说露西是同性恋，还说都因为你。我告诉她那太荒谬了，你虽没有和男人交往，或许也不喜欢性，并不意味着你是同性恋。那和修女是同样的道理。虽然我也听到传言——”

“妈，”我打断她的话，“露西还好吧？去埃季山的路上顺利吗？她的举止如何？”

“怎么，她变成证人了？她的举止……你竟然用这种语气和你单纯的母亲说话，而且自己都没意识到。她在途中喝醉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我不相信！”我更生多萝茜的气了，“我以为让露西和她母亲一起去就是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事。”

“多萝茜说除非露西在入戒瘾中心时喝醉了，否则保险公司不愿付钱。所以露西在整趟旅途中喝得烂醉如泥。”

“我才不管保险公司是否愿意付钱，多萝茜也不穷。”

“你知道她的理财方式。”

“我愿意支付露西的任何费用。你知道这一点，妈。”

“听口气，你像是大富豪裴洛的老婆罗丝。”

“多萝茜还说了些什么？”

“简言之，我只知道露西在闹脾气、生你的气，因为你不肯带她去埃季山。尤其那是你挑选的地方，而你又是个医生。”

我暗骂了一声，像是在同风争辩。“是多萝茜不肯让我去的。”

“和以前一样，你们两人各执一词。你什么时候回来过感恩节？”

不用说，在我们说完，也就是在我忍无可忍挂上电话时，泡澡的功效也全都消散了。我又倒了杯威士忌，但没喝，因为在家人惹我生气时，全世界的酒都不够。我想起了露西，将酒收起来，不久有人敲我的门。

“我是本顿。”声音传了过来。

我们拥抱了很久，他从我搂他的方式感受到了我的绝望。他牵着我到床边，坐在我身旁。

“从头说起。”他握住我的双手。

我详细述说。看着他脸上带着我在办公时熟悉的那种不露声色，我很不自在。我不希望我们独处时他面无表情。

“凯，冷静点。你知道我们提出这样的指控后果有多严重？我们不能封闭起心灵、摒除德内莎·斯坦纳是无辜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还不能确定。对于飞机上发生的事，你也明白，你的分析并不是百分之百正确。我是说，这真的令我忧心。某个地勤人员想充英雄，而你立刻联想到并认定是德内莎·斯坦纳在暗中搞鬼，又想戏弄你了。”

“她不只想戏弄我，”我将一只手从他手中抽回，“她想杀我。”

“那只是揣测。”

“依据我打电话的查证结果，那不是揣测。”

“但你仍无法证明。我怀疑是否能证明。”

“我们得找到她的车子。”

“我想今晚开车经过她的房子？”

“是的。但我没有车。”我说。

“我有。”

“你拿到影像强化的打印件了吗？”

“在我的手提箱里。我看过了。”他站起来耸耸肩，“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个模糊小斑点，利用无数灰阶使它成为更浓、更密的小斑点。”

“本顿，我们得采取行动。”

他望着我，紧抿着嘴唇，那神情就像他虽已下定决心，但仍有疑虑。良久，他说：“我们就是因此而来的，凯，我们来就是要采取行动。”

他租了一辆红色的日产千里马汽车。出门时我才发觉冬天的脚步近了，尤其在这山区。上车后我全身发抖，我知道那多少与心情沮丧有关。

“对了，你的手和腿情况如何？”我问。

“好得就像新的一样。”

“那可真是太神奇了，因为割伤时可不是新的。”

韦斯利笑了，纯粹是因为惊奇。他没想到这时候我还有心情说笑。

“有一个与那卷胶带有关的消息，”他随后说，“我们一直在追查这里有谁可能在生产那卷胶带时于休福公司工作。”

“好办法。”我说。

“一个名叫罗伯·卡塞的人曾在那家工厂担任工头。生产那卷胶带时他住在希克利市附近，五年前退休迁居黑山。”

“他目前住在这里吗？”

“恐怕已经去世了。”

可恶，我暗忖。“你对他有什么了解？”

“白人男性，六十八岁中风死亡。他有一个儿子住在黑山，卡塞就是因为他才想在退休后搬到这里吧。他儿子仍然住在这里。”

“有地址吗？”

“可以查到。”他转头望着我。

“叫什么名字？”

“和他父亲同名。绕过这个弯道就是斯坦纳家了。你看那片湖，简直一片漆黑。”

“没错。埃米莉入夜后不会走湖边，克里德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

“我不想争论。我也不会走这条路。”

“本顿，我没有看到她的车。”

“她可能出门了。”

“马里诺的车在那边。”

“那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出门。”

“那也不意味着他们出门了。”

他没有搭腔。

窗户亮着，我觉得她在家。虽然没有证据，也没有任何迹象，但我感觉她在试探我，即使她没有察觉这一点。

“你认为他们在做什么？”我问。

“你说呢？”言下之意很清楚。

“那太简单了。推论人们在做爱太简单了。”

“这么推论很简单，是因为做爱很简单。”

我对此颇为不悦，我希望韦斯利有深度一点。“你说这种话，让我吃惊。”

“如果是他们说的，你就不会吃惊了。这才是重点。”

我还是不确定。

“凯，现在谈的不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他补充道。

“我很清楚。”

他知道这并不是我的真心话。同事之间产生恋情真是不智之举。

“该回去了。目前我们也无能为力。”他说。

“要怎么追查她的车子？”

“明天一早再查。但现在已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了。此刻车子不在，或许是为了使它看起来不曾发生车祸。”

04

隔天是周日，我在悠长的钟声中醒来。是来自埃米莉葬身的那所小长老会教堂吗？我眯起眼睛看表，应该不是，才刚过九点，他们的主日礼拜应该在十一点开始，但话说回来，我对长老教会所知有限。

韦斯利睡在我平常下床的那一侧，这或许是我们成为亲密爱人后唯一缺乏默契之处，我们都习惯从距离歹徒可能闯入的窗户或门较远的那一侧下床，仿佛隔着这么点距离就能使形势改观，有机会掏出枪来。他的手枪在他那一侧的床头几上，我的则在我这一侧。麻烦的是，如果真有歹徒闯入，韦斯利和我会相互射击。

窗帘像是灯罩，笼着光，表明外面阳光普照。我下床，打电话要求客房服务送咖啡，接着又向前台查问我租的车子，服务员信誓旦旦，称车子已经上路了。我背对着床铺坐在椅子上，以免被韦斯利裸露在棉被外的肩膀和双臂分心。取出经过影像强化处理的打印资料后，我又拿出几枚硬币和一个放大镜开始工作。韦斯利说得没错，影像强化处理只是使一个无法辨识的小斑点的阴影加深，但我盯着这个小女孩臀部留下的斑痕越久，就越能看出些许形状来。

阴影最重的是靠近圆心的一个不完整的圆形。我无法判断阴影位于哪个方向，因为我不知道埃米莉身体下已经开始氧化的物体原本是向上、向下还是向一侧。

这个令我感兴趣的不完整图形看起来像是鸭子或某种鸟类的头——一个圆形的头顶，一个突出处，像是鸟喙，却不似二十五美分硬币上的老鹰图案，因为这形状太大了，占了整个阴影的四分之一以上，有一个凹处看起来像是鸟的颈背。

我将手头的硬币拿起来翻了个面，边看边转，突然灵光一现，想出了答案。如此简单却又丝毫不差，我既惊且喜。埃米莉·斯坦纳身体下方开始氧化的物体就是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只是正面朝上，而看起来像鸟的形状其实是乔治·华盛顿眼睛的凹陷处，鸟头和鸟喙部分其实是美国首任总统引以为豪的额头和他假发后方的卷曲处。当然，要形成这种效果，只有将硬币上的华盛顿面朝桌面，他贵族式英挺的鼻尖指向我的膝盖。

我暗忖，埃米莉的尸体会放在什么地方？任何场所都会有二十五美分硬币不小心留在地板上。可还有残留的漆和髓木。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髓木、漆、胡桃木、桃花心木及其他木材的地下室。

或许那间地下室曾被用作某人业余爱好场所。清理珠宝？不对，说不通。修理钟表？好像也不对。我想起了德内莎·斯坦纳家的钟，心跳加速。她的丈夫查克闲暇时是否爱好修理钟表？他是否将地下室作为修理场所，是否使用髓木来固定小零件？

酣睡中的韦斯利搔搔脸颊，仿佛有什么东西落在脸上，又将棉被拉高，盖住了耳朵。我取出电话簿，寻找曾在休福公司工作的工头儿子的电话号码。共有两个罗伯·卡塞，一个是二世。一个是三世。我拿起电话。

“喂？”一个女人的声音。

“请问是卡塞太太吗？”我问。

“那要看你找的是麦特尔还是我了。”

“我找罗伯·卡塞二世。”

“哦。”她笑了，我感觉得到她是个亲切友善的女人。“那你要找的就不是我了。但罗伯不在这里，他上教堂去了。你知道，他有时候会在周日去教堂帮忙，准备领圣体，出门较早。”

我很惊讶她透露这么多信息给素昧平生者。我深受感动，这世上信赖仍存。

“他上哪一座教堂了？”我问卡塞太太。

“第三长老教会。”

“主日礼拜十一点开始吗？”

“和平日一样。对了，克罗牧师很棒，如果你没有听过他布道。要我传话给罗伯吗？”

“我稍后再打过来吧。”

我向她道谢后，挂上电话。我转过身韦斯利已靠坐在床头，睡眼惺忪地望着我。他看着打印资料、硬币、我椅子旁桌子上的放大镜，伸了伸懒腰笑了。

“怎么了？”我不悦地问。

他只是摇摇头。

“十点十五分了，”我说，“如果你想陪我上教堂，最好快一点。”

“教堂？”他皱着眉。

“就是人们膜拜上帝的地方。”

“这里有天主教教堂？”

“我不知道。”他满头雾水。

“我要去一家长老会教堂做礼拜，”我说，“如果你还有其他事情待办，或许可以让我搭便车。大约一个小时前我查问过，我租的车还没到。”

“我可以送你过去，但你怎么回来？”

“到时或许有办法。”这里的人们在电话中都可以帮助陌生人，我忽然有了几个计划。我很想看看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

“好吧，我带着寻呼机。”韦斯利说着将脚放到地板上，准备起身。我从电视机旁的插座上拔下正在充电的备用电池。

“好。”我将移动电话塞入手提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