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is the maiden all forlorn，

That milked the cow with the crumpled horn，

That tossed the dog，

That worried the cat，

That chased the rat，

That ate the malt，

That lay in 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

（这是给那头顶过使那追捕吃了在杰克造的小屋里躺着的麦穗的老鼠的猫担惊受怕的那条狗的曲角母牛挤奶的孤苦伶仃少女。）

“可别急呢！”，伊莎贝拉摇了摇手指，“还有两种可能没有讨论：将当事人减少一名的情况。”

“哈，犯案当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那么：丈夫使用了跪姿的树脂假人，给它穿上了睡衣，让它成为他的二重身。我们因此得让光线更暗淡些，或者干脆让假人躺下，假装它是被闯入者击倒了，或者迷晕了。”，杜拉斯点头，“假人身上可以预先弄上少许水，看上去就像是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丈夫不幸有些中年发福，假人的腹部可以装一个模拟呼吸的小气泵；假发需用真人头发，发型也要严格考究——总之，要达到让一个受惊过度的女人信以为真的程度。”

“更邪恶的假设：不如直接使用丈夫的头颅。现场当事人也只有两名，算是‘让证人失信’的一个变种。”，伊莎贝拉说，“为了陷害证人，犯人提前数天杀了丈夫，并将尸体肢解，包装妥当。头颅单独冷藏，使用之前少许化妆，让它看上去栩栩如生。”

“要满足这个假设，这对夫妻的关系显然十分糟糕：到了已经分居、等着打离婚官司的地步……”，杜拉斯冷冷地补充道。

“然后就是真人脑袋加上无头模特，演出一场‘他在那里，他不在那里’的滑稽剧，或许还要配合上一些生前录音，大声播放，以让两三位懒得多管闲事的邻居也能有机会充当证人。肢解的尸体配合沾着妻子指纹的凶器、衣服上的纽扣或者她的一些和她目前头发长度相符的带发囊断发一道投到河里：这是想当然的初犯们经常做的蠢事。警方一旦在下游的水坝发现弃尸，证人的‘谎言’就会被彻底揭穿了。”

她沉默了片刻，略微思考了一番，接着说道：

“‘羊头祭司不是丈夫，而丈夫不在现场’的另一种可能是——为丈夫提供不在场证明。祭司用假人献祭之后，便打晕了妻子：而拥有完美不在场证明的丈夫此刻却在杀死另一个人。而等到妻子醒来，看到的却是躺在血泊中的、颈部受伤、快要失血昏迷的丈夫：当然只是场苦肉计。”，伊莎贝拉给出了新的假设，“为了让证言可信，夫妻感情同样设置为‘很糟’，但只是在筹划着离婚，还没到分居的程度。丈夫去杀的正是导致两人感情破裂的元凶——至少是他认为的元凶，也就是——妻子的情夫。这家伙依旧可以是丈夫的医生朋友，尸体面前的墙上也画上一样的血字，就马上可以将事件和多年前医学院里的那桩闹得沸沸扬扬的密党集会事件牵扯到一起，让案子变成线索繁多的悬案。”

“对于陷害妻子而言，还可以加上复合动机：比如高额的离婚抚养费、敌对诊所的收购计划、妻子有一个年迈的远方富翁亲戚等等。”，杜拉斯说，“问题的关键是：情杀、感情戏、阴谋和一己私欲——亲爱的小姐，你怎么总往这方面想？解答无非包含两个要素：方法与动机。在方法一致的情况下，不一定非得动机不良。比如：没有人真的流血，那天恰好是万圣节，丈夫和他的老朋友只是想跟这位女士开个精心策划的玩笑。哪知道玩笑过了火，将证人给吓晕过去了。而对门的邻居看到烛光摇曳下穿着长袍的邪教祭司，以及割喉喷血的恐怖戏码，早早就通知了警察。装死的丈夫和戴羊头的朋友听到警笛声，惊恐万分，又叫不醒证人。为了防止误会，只好匆匆将道具收拾干净，暂时躲了起来。”

伊莎贝拉只是看着他，笑着，故意不作回答。

“好了，我要添加新的限定了。”，杜拉斯对沉默全无办法，他翻过下一张纸，读了起来，“她看着自己丈夫的血在地上越积越多，长着恶魔般长角的祭司用长袍擦了利刃上的血，向着她走过来。这时，不远处传来了警笛声。那个恶魔害怕了，他一下子跨过来，用刀背猛击她的后脑。她最后一眼看到墙上的挂钟，上面指着4点11分；而警方进入卧室的时间，是4点14分。他们过了一会儿才拍醒她——因为领头的刑警觉得她已经被勒死了。”

“有趣。”，伊莎贝拉像坐在戏院包厢里的贵妇那样、优雅地鼓了两下掌，“犯人来不及杀死证人，还加上完美的时间证明——杜拉斯先生，我猜，我们现在可以转回之前的一个论题了：现场转换。”

“我们确实可以回过头来看了。”，杜拉斯对女士的赞扬颔首致意，“既然现场已经确定下来，就可以将一个分支讨论得更加精确：我猜，你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那仅有3分钟的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