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思之书 第三十八章

牛津曼宁联排屋14A号鲁思·罗林森小姐的证言,罗林森小姐口述并签字,泰晤士河谷警察局(刑事侦查部)刘易斯警官见证。

可能从二十年前说起更加容易。当时我在牛津高中预科一年级,攻读英语、历史和经济的高级教育证书。有一天早晨,校长到班上来把我喊了出去。她告诉我要做个坚强的姑娘,因为她要告诉我一个噩耗。我的父亲,当时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印刷工人,突患严重的冠状动脉血栓症,在被送往拉德克里夫医院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去世了。我记得当时最大的感觉是麻木,还有一点真正的悲痛。其实,接下来的几天里,老师和同学们用前所未有的善意对待我的时候,我甚至感到了一丝自豪。好像我是一个用无比的坚毅忍受巨大不幸的英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并不讨厌我的父亲,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多么亲密。我睡觉之前会例行公事的亲吻,或者考了好成绩之后他会给我一英镑零花钱,但是他对我的关心很少,而且没有真正的爱。可能这并不是他的错。我母亲已经被多重硬化症折磨垮了,虽然当时她大体还能活动,但是父亲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了她的健康和幸福上。他肯定爱她至极,而他的去世是对她的沉重打击。几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好像变了。她这样的女人好像永远无法忍受丧夫之痛,因此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也遇到了一些事情,我突然开始失去对学业的全部兴趣,而且开始失去对母亲的关爱。我怀疑她夸大了自己的残疾,我为她洗衣做饭打扫购物得到的感谢越来越少。我继续上学,并且参加了次年的高级教育证书考试,但是我没有申请大学,虽然奇怪的是,我的母亲希望我申请。我去高街上的马尔伯勒秘书学校读了一年,很快就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很有天赋。我在毕业之前就收到了三份录用通知,最后我接受了牛津大学出版社条件优厚的录用通知,为一位和我父亲稍熟的先生做私人机要秘书。他是个非常和蔼的上司,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五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是个单身汉,我为他工作一年左右以后,他开始偶尔请我出去吃饭,或者去普雷豪斯看戏,我答应了。他从来没想占我的一点便宜,只有他挽着我的胳膊走向汽车的时候,我们之间才会有最轻微的身体接触。但是我爱上了他——我觉得不能自拔。后面的几天里接连发生了两件事。我的上司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而我母亲的情况突然严重恶化。我很难说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联系。

我告诉过她求婚的事情,而她把自己的想法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他只是个寻找固定性伴侣的老色鬼,而且我们的年龄差距太大。荒唐!我应该给自己找一个年龄相仿的好小伙子。我最后会把她留在某个偏僻的慢性病患者疗养院里腐烂——这是她为自己设想出的最糟糕的状况,我意识自己告诉她这条消息的时候,可能并不应该这样怀疑她的震惊感。不管怎样,她的医生告诉我她的身体很差,必须立刻住院。

然后,另外两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我的母亲回到家里,现在每天都需要精心的照料,我告诉我的上司不能接受他的求婚,而且在这种状况下,我最好还是辞职。我记得他的眼睛里透出那孩子般的忧伤与失望。三个星期之后,我离开的时候,他带我去伊丽莎白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整晚他都在开心地说话。他送我回家的时候,我们坐在车里,非常尴尬地试图道别,这时候我转过身,无拘无束、充满爱怜地亲吻了他。从那一天开始,我筑起了心中的堡垒,就像我母亲那样。毫无疑问,我比自己认为的更像我的母亲。不管怎样,母亲可能非常正确。我辞职的时候二十四岁,上司四十一岁。我之后只是偶尔在街上遇到过他一两次。我们礼貌地寒暄之后,就各走各的了。他一直没有结婚。两年之后他死于脑溢血,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回想起这件事来,我并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结婚而感到非常懊悔,但是我一直后悔没有答应做他的情人。这些事实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我说出来,只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事情开始变糟,而不是要为自己在即将发生的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任何开脱。

我现在得谈谈钱。失去了那份还算丰厚的工资,我们的生活就必须精打细算,母亲认为,既然我在高级教育证书经济学的考试里得了及格分,我就肯定能有足够的智慧和才能去打理钱财。因此,很快我就完全了解了我们的全部财务情况,我的母亲很快就欣慰地把全部责任交给了我。

房子没有问题,因为我父亲在房子上设定了组合按揭和人寿保险。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这房子太大了,但是现在的市价是父亲二十五年前购买时候的十倍,而且他去世之后房产归我们所有。当时我母亲的各种股票还有两千英镑左右的可变现市值,我自己在劳埃德银行的储蓄账户里也有八百多英镑。除此之外,我的母亲还有一小份遗孀养老金,这是父亲当时在出版社办理的保险,从这时候开始,我还向社会保障部申请了一份赡养津贴。随后的十年里,我在家里接了不少打字的活——大部分是博士论文或者文坛新星的手稿之类。

所以我们的生活还算安稳舒适。接着,两年前股市暴跌,我听从别人的劝说,抛出了母亲的全部股票,换回不到五百英镑。

其实只要我再持有六个月,一切都会好起来,至少远没有这样糟糕,但是当时人们都很害怕股市完全崩盘。后面几个星期里股价跌得更低,好像我这样做是明智的,但是其实是我被误导而做了灾难性的决定。

我尽量不把这些告诉母亲,其实这也不难。

她对金融事务一窍不通。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精打细算地用好自己的一点点钱,而且从来不让母亲操心或是过分关注这类事情。父亲去世之后,责任的重担都落在了我纤弱的肩膀上,我的母亲满心希望一切都好。如果让她担忧,我就会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羞愧。我随后决定(要记住这只是两年之前)把我们剩余的全部资产用在一项我认为不错的投资上。我已经提到过,我们的房子住两个人实在太大,我对此也有自己的计划。我们可以把房子分成两部分,母亲和我住在一楼,另外一家住在二楼。我想把前厅分割一下,这样楼梯就可以直接通往完全独立的居所。楼上已经有厕所和淋浴间了,主要的改建工程只是楼上的厨房水池和楼下的淋浴房,还有第二扇前门,这样就不需要共用钥匙或者门铃,而且没有邮件投递的问题。圣弗里德斯维德教堂的一位朋友(是的,我马上就会提到)为我做了一份简洁的小方案,得知不需要申请规划批准之后,我开始询问工程预算。虽然报价高得惊人,但是我认定我们可以接受报价最低的一千五百英镑。所以我继续下去,几个月之后工程开始了,大堆的沙土和建筑木板出现在前门的车道上。事情进展都很顺利,直到去年二月,母亲收到了一位老朋友的来信,她听说在瑞士有一家很棒的诊所,专门治疗并且照看多重硬化症的病人。虽然没有保证什么神奇疗效,但是有很多满意的病人都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随信寄来的宣传册上包括了三星期疗程的全部细节,还有诊所的彩色照片,诊所俯瞰图恩湖,背后是阿尔卑斯山积雪的山顶,还有山麓上生机勃勃的虎耳草和火绒草。花费是六百三十英镑,包括希思罗到巴塞尔的往返机票和往返诊所的交通费。我之前一直不清楚金钱有多么残酷无情,如果我有这笔钱,母亲就可以去。如果我没有,她就不能去。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我比较怀疑母亲的病能否治好,但是那家诊所明显声誉很好,而且我知道母亲出国一段时间会有好处。她已经有十八个月没有离开过家了,甚至经常懒得起床坐到她的轮椅里。但是现在,很多年来第一次,她自己下定了决心。她想去那里,而且对此充满期待。她真的去了。她离开的三个星期里,尽管我尽量拼命工作,白天做临时打字员,晚上做侍者,但是这段时间我过得很开心,而且再次发现了生活的一些乐趣。然而事情并非都很顺利。建筑工人们发现了意料之外的房屋断裂,然后我收到了建筑公司老板的来信,他说如果工程需要正常开展,总预算就要增加三百五十英镑。母亲的归来当然没有解决问题,他们发现一楼的排水管也需要更换,而这时,我不得不让建筑工人停工几个星期,因为我没办法支付下个月的工钱。夏天过到一半的时候,我已是山穷水尽。就在那个时候,我去见了劳森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