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在星期一杀人。

这是个人坚持，也是节奏的问题。不要以为是什么迷信或单身汉的习惯，我只是偏爱在周末完成作品中的这个部分。

我将生活安排得像一篇乐谱。

星期一，在家工作。

家里所有东西都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我亲自监督、打扫，不是因为经济考虑，是原则问题——绝对不能让外人看到脏衣服、垃圾桶里的草稿，还有我身上散发出来的任何不完美，那些都注定化为尘土。对于整洁，我有点偏执。

近几年来丰厚的演出酬劳，让我得以一手布置这栋位于佩果雷兹路上的贵族大宅，里头所有的房间都收拾整齐，在我眼中没有一样赘物。工作室是一间约50平方米的宽敞大厅，四周都是落地镜，既没沙发也没有椅子，只有一架1980年制、6尺高的山叶平台钢琴，一架翼琴，一架我自己组装的大键琴，跟一架小型管风琴。这个工作室只有我的学生，或是有时受邀住在我家的外国音乐家才能进来。进门的另一边是客厅，小平台上有一架斯坦威B型的大钢琴跟几支谱架，这个房间主要用来招待客人，我放了不少椅子，另外远一点的圆亭里则放了一组沙发。客厅的另一端通向一个阳光充足的日光室，我在里头栽植了各式各样的热带植物，玉兰、橘子、兰花、缅甸小杧果树……简直就是个热带雨林。当中则摆了一架竖琴，那是我母亲的遗物，这架竖琴只有极少数来做客的朋友偶尔弹弹。钢琴上方的天花板是造型简单的装饰艺术，四周是镶嵌了同款式彩绘玻璃的铁铸门，我在这里接待客人，有时是开小型演奏会，有时则是社交宴会。五米高的天花板，墙上挂了帕斯夸里·卡力玛的三联画《布列塔尼岩石》，两幅花了我一大笔钱的巴斯奎特的画，以及一张鲁珀特·皮普金的演奏会海报。我的卧房在隔壁的房间里，房间相当小，遮光的窗帘一直都是关起来的，因为我需要绝对黑暗才睡得着。床很大，通常是空的，房间里有一张祖父留下来的大书桌，他生前是个外交官，到处旅行时从亚洲带回来很多宝物，我是唯一的继承人，所以保留了一些他的家具；书桌上有台电脑，墙上靠着整排的书柜，里头放了音乐相关书籍跟我最喜欢的小说。我想，我的房子就像我的灵魂。

早上，我需要一个小时暖暖手指，做一些音阶跟其他我选择的特殊困难练习，比如连续的技巧，或一段复杂的乐章。

我喜欢挑战困难，将它们拆解，分离成可以简单解决的小问题；年轻时，在音乐学院里我便以注重细节而闻名，教授们甚至拿这个来开我玩笑。我一直都是如此，跟别人不一样。我是无与伦比的。

星期二，早上9点跟经纪人有约，这个习惯固定不变。我的经纪人50来岁，衣着优雅，个性迷人，他的办公室在奥斯曼大道一栋大楼的七楼，装潢气派豪华到有时我会怀疑是不是我付给他太多薪水。

乔治·伊密兹昂是十年前第一个发掘我演奏才华的人，当然之后有不少经纪人也来敲过门，但我在事业跟友谊上都属于忠实的类型，对他的竞争对手开出来的条件不为所动。那年夏天，我在法国南部的好几个艺术节里奔走演出，期待获得迟迟不来的成功。乔治到那个小音乐厅来听我的演奏，他的真诚以及对我才华的肯定打动了我，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唯一一个相信自己天分的人。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他的亚美尼亚口音。在音乐会当中我就注意到他了，因为他用一种特别专注的眼光看着我，等着抓我的错误或不够精准的地方，当然他什么也没等到。我从来不犯错，他也注意到了。我结束了李斯特的《即兴圆舞曲》时，回应他的注视——记忆鲜明得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这时他站了起来，然后以崇敬的姿态向我走来。

“杜马先生，您的演奏简直就是完美本身！这事实就跟我的名字是乔治·伊密兹昂一样真实，只要再加上一点热情，您就会成为当代最好的钢琴家。请相信我，我会让您成为一颗明星！”

我接受了，之后也从来没有后悔过。虽然乔治只不过是揭露了本来就会实现的真理，但他让整个过程以我可以接受的、正确的方式呈现。那个时期我已经不想忍受别人的批评，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备受媒体冷落；我强压怒火与反感，听着朋友与同行的批评，相信他们不过是嫉妒。我只想靠自己的力量成功，而乔治的意见似乎颇有道理，所以从那时起，经由他的帮助，我全心致力于在演奏中加入曾经欠缺的深度。我是个有点机械化而且冷僻的人，这点从我的触键可以感觉得出来，我得找出能抒发感受的题材与根源。

从经纪人办公室出来后，我会去拜访住在渔人区之路的玛莎姨妈，她跟两只狼狗住在一起。那两只大狗又蠢又凶，老得自我有记忆起它们就存在了，虽然早就认识我，但是在每星期我到访的时候还是都会蹿上来，就差没张口大咬。玛莎姨妈孀居，姨丈是海军军医，一生都待在远洋军舰上，每年只能见到妻子一两回，结果退休6个月后就无聊致死了。除了自家，姨丈四处都有私生子，两只狗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一家之主，又好像预知了死亡的接近，老人家最后的时日就在两只怪物持续的兴奋吠声中度过。我崇拜玛莎姨妈，自我幼年起她就把我收入门下，教我弹钢琴。她有非凡的天分跟敏感度，是巴黎音乐学院以及玛格丽特·朗钢琴比赛大奖优胜者，种种原由都预示她会走上演奏家之路，但是她却纤细害羞到接近病态，又缺乏丈夫的支持，使得一切都让她退却。她极少公开演出，一生都在教授私人课程，学生则由好心的同行介绍。我的演奏里所有属于非技巧非理性非数学的部分都拜她的教导所赐，在我明白如何让我的演奏更丰富之后，所有乐评一致同意的我的优点：触键的敏感度，就是直接来自她的影响。我一向知道这点，这是我们之间不言而喻的默契。当她到普莱耶音乐厅或其他音乐厅听我弹琴时，我可以感到她为我骄傲，但听到自己最得意的部分像变魔术一样从我的手指间流淌出来，恐怕她的内心是有点苦涩的。姨妈撒下优秀的种子，我则让这些种子获得丰收。

离开渔人区之路后，我通常会先到圣奥诺雷市郊路上一堂课，然后才回家练琴。上课时我会选择一个曲目，先论述一番，弹几段之后再让学生接续弹下去。我对学生毫不留情，只筛选最好的，把次等的剔除，他们自己也很清楚，所以非常惶恐，同时又深深着迷，还一直要求我继续授课下去。听着我的演奏，可以让他们觉得自己长出翅膀来……我得承认，感觉自己左右着这些年轻钢琴家的心情起伏，着实让我产生某种快感，这种愉悦的感觉，跟迷醉了整个演奏厅时紧紧抓住我的那种畅快感不同，也许还更病态一些。

我的夜晚常常被演奏会占据，乔治知道我希望每季不要超过两个巡回演出，每个巡回演出为期两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法国。我不想重蹈某些同行的覆辙，花太多时间在演出上，结果没有时间磨炼琴技，最后终于失去个人风格。

我从为期10天的美国巡回演奏回来，下个月有两个星期将在普莱耶音乐厅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那之前，只有伦敦、里昂跟罗马的几场零散演奏会。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多几场，不过我只开到刚刚好可以维持我的名声、不至于被人遗忘的程度，如果演奏会太多的话，就没有时间自我充实了。

我在钢琴里出生，家人全是音乐家，不管是职业的或业余的，在我们家里，没有比音乐更崇高的价值了。我们家没有财富、没有教养也没什么头脑，只有对音乐演奏毫无保留的尊敬跟盲目的崇拜。10岁的时候我已经每天练琴6小时，而我家到处都有听众，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练琴的时候，总是有爸爸妈妈、奶奶或刚好来家里的叔叔伯伯们旁听我的音阶练习，在我反复练习某段乐曲时指出我的错误。父亲是个严肃的公务员，任职于邮政电信部，他在事业上无甚成就，只是办公室中酸里酸气的小主管，于是把所有壮志跟专横都发泄到家庭里，为了他责无旁贷的高贵使命：督促儿子实现他无缘的演奏家生涯。当大使的祖父也是出色的钢琴家，祖母26岁便在史卡拉歌剧院登台演唱《穆塞塔》，可惜这个演出自此成为她事业的高峰，最后以在养老院教歌唱告终。我的母亲是竖琴家，正当演奏事业蒸蒸日上时，那年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两千名观众面前独奏后，回程的飞机却在途中失事，结果年纪轻轻即去世。可怜的父亲卡在他们当中算是异类，他一样英年早逝，直到去世前都非常抑郁沮丧，但他不断抽在我身上的鞭子造就了我今天对于细节的要求，直到现在，只要我想起这段往事，当时感受到的耻辱以及疼痛，还会让我热泪盈眶。

……

在我内心一直有个音乐，像是某种不间断的奏鸣曲，它如影随形，紧紧跟随，不管我看书、吃饭、刮胡子、讲话或是睡觉，都可以听到它；它像某个熟悉的乐谱，但是又不断更新，我好像熟知又辨认不出来，只有在极罕见的状况下它才会离我而去，比如开演奏会，或者我特别紧张或专注的时候。

我想，应该自儿时开始它就出现了，它好像是另一个只会用琴键表达的我，日复一日地借着旋律诉说每日的生活，奏鸣曲一个个奏出的最初音符，就像我内心秘密的抗争，呐喊着我必须压抑的声音：鞭打在身上的耻辱、面对困难乐谱时的无助、对学校跟对旁人的惧怕，特别是憎恨，对那些耻笑我的同学的憎恨。他们认为我很奇怪，却不知道在他们玩足球或贴纸时，我正努力使自己更加完美，开始走上永恒之路，如果没有这个奏鸣曲，如果没有母亲愉悦沉静的支持，我会变成怎样呢？

从童年到青少年，这个内心的音乐引领着我，在我面对人生重要抉择时指出方向，提供我一个远离其他人视线的避难所。渐快的节奏、渐强、长长的静默、琶音，这些都是我能演绎的符号，直觉、灵感、预示……我的精神已经习惯接受这些音乐信息。这首奏鸣曲相当忠实，从来不背叛我，然而它却无法回答所有问题，我知道它不过是中转站，我的创造力跟能量来自他处，更深层的地方。奏鸣曲就像轻量的毒药，有时也会把我推向怀疑和迷惑，就像太柔顺的朋友，有些事不敢说出来，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反而三缄其口，而当我弹琴的时候，内心的宁静笼罩着我，只剩下十只手指，如同脱了线的傀儡，自动传达我的音乐。

遇到乔治之后，他一个简单的评语就激发了多重疑问，我往自身寻求解答，为什么我无法表达内心纤细的感情？我的灵魂是一个如此不断创新的艺术摇篮，为什么我的声音却如此喑哑？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感官灵敏得甚至在全身所有毛细孔中感受到……音乐，正在演绎变幻的音乐，变得更可以感知、更个人化，将我辨识的乐谱烙上独一无二的印记……而这一切却都无法从我的意识中解放出来。我内心的奏鸣曲跟我的演奏无法真正反映出囤积于心灵深处的宝藏，我多么希望能够把这个丰美的音乐影像跟我高超的琴艺结合啊！我试着做瑜伽跟放松训练，短时间避开尘世到修道院静修，希望能激发潜力，但是内心那首小小的奏鸣曲仍然单调，轻盈滑顺如装饰音，而它让我无聊。我觉得无聊。

在一个又累又沮丧的夜晚，我在台上犯了一个错误。那是萨布勒城的巴洛克音乐节，我应邀以大键琴伴奏巴赫的《古大提琴奏鸣曲》，虽然只是个小错，但是这类音乐节的观众总有一部分是非常古板的爱乐者，我感到自己乱了阵脚，越错越多，明显到听得出来，至少是一双专家的耳朵一定能分辨的地步。第一排的一个观众注意到了，开始用一种懊恼的神情盯着我，他的眉毛在每个迟疑的音符间皱起。大键琴的高度以及它在舞台上的位置让我得以清楚端详这个陌生人，我为此感到一种无与伦比的羞辱，一想到我犯的错误被抓个正着，被投以不屑，特别是一个我一向可以完美演绎的曲目时，疼痛几乎是立即出现在我的下背部。我马上明白那是父亲的鞭子，无数年间，每当我犯错，鞭子就会毫不留情地落下，而我完全无法反抗。我努力回到乐谱上，泪水爬上我的眼眶。失误其实非常细微，连帮我翻谱的助手也没有发现，但是我已经毀了，居然在公众前犯错，而且还有目击者。这个证人可以到处去宣扬，也许他会想办法攻击我，让我失足，或者取代我在乔治·伊密兹昂身边的位子。我越想越多，大滴的汗水从太阳穴流下，勉勉强强才把这首曲子弹完，起身谢幕的时候，已经濒临昏厥边缘。我走出场外想冷静一下，走到教堂的围墙边时，内心的奏鸣曲又开始了，这次的节奏有点快，带点惊慌，跟我的情绪同调。一部分观众也走出来透气，等着下半场开演，我在人群中认出那个人，不动声色地走近他，听着他跟女伴的对话，附带听到他是巴黎布丰高中的生物教师乔斯林，是古典音乐跟古典钢琴的爱好者。我离开他们走远时，内心突然涌现愤怒，伴随着脑中变得更重更不连贯的音乐，就是这一刻，不知有什么驱使，我决定杀了他。

他罪有应得，我必须平息心中的风暴，必须报鞭打之仇，以及那些羞辱的时刻，没人能像父亲一样对待我，他是在我无知的青少年时代既不能也不想报复的暴君，没有人能取代这个位置。为了这个原因，我越过了第七个音程的Do，乔斯林必须死，永远地消失、蒸发，他将是我的受害人，我唯一的受害人，借着他的牺牲我才能得救。我的奏鸣曲加快节奏，好像演奏者屈服于我刚刚做的决定，我一点儿也没考虑到危险性或是外在环境，反而感受到某种光晕笼罩在我身上，保护我不受侵害。本来我就已经远远优于常人，当我完成这项解放行动后，我将会更强大。我在音乐会结束后离开教堂，平静而且坚信这个决定的正确性，在回巴黎的火车上，我在静默中欢欣地见证我的灵魂之乐以新的活力堂堂奏出。

回家之后，在这个计划实行以前我无法安稳，准备任务期间，我发现自己非常有耐心，处处谨慎，并且充满想象力，这些对于任务的部署非常有用。等在巴斯德大道上的高中门口跟踪目标物后，我得知他的全名是乔斯林·德马霍，单身，合格的生物教师，住在格勒纳勒大道25号，比尔·阿克姆地铁站附近。我展开行动：头戴往下拉的针织圆帽，一条套在外面的长裤跟一双球鞋便让我完全成为无名氏。那个星期六早上的10点40分，他从巴斯德踏入地铁车厢，我就坐在离他不远处，注意着四周所有细节，我的心脏激动地跳着，为脑中流泻出来的大量而有点混乱的音符打着拍子，我感受到这个音乐的支持，甚至要求。在地铁过了五站这段时间，虽然外表完全看不出来，但我的内心已经接近颠狂状态。我跟着他，肩上背着一个装了武器的背包，里头是在筑地鱼市场买的一把又长又扁的日本刀，这把刀原来的用途是将鲔鱼切成平行六面体，我细心地将刀子磨利，并且用一块布把刀刃部位卷起来。我的心跳越来越强烈，我做得到吗？我能下定决心跨出无可挽回的那一步吗？我盯着这个男人，努力将我的怒气投注到他身上。

去死吧，你这只居然敢怀疑我、下三烂的寄生虫！你从来就不应该出现在世界上，消失吧。

你这个社会渣滓，要知道，没有人可以跟我相比，你的生命轻如鸿毛，但是你的死却非常重要，所以要死得漂亮一点。

你根本什么都不值，你的死却能成就我的作品，在冥界里你可以借由音乐继续存在，你会参与我不可逆转的蜕变。

上帝宽容你，让你活到现在，不用怀疑，那是因为亘古以来你的命运之书就已经刻好。你这个矮子，微不足道的原始人，只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的音乐才能，让你比别人敏锐一些，你会为这个能力后悔，你也会懊悔这个喜好，当你了解到你无边的骄傲将害死你时，你也将呻吟、喊叫、流下泪水，你会明白想要找我的麻烦，期待我的失败是件多么愚蠢的事！

我在脑中重复计划十多次，星期六早上11点他跟尼古拉连锁葡萄酒专卖店约好送货到家，在这之前他在高中有实验课。前一天我跟他一起在专卖店里流连，为了不让他认出来，我稍稍变了装，戴一顶棒球帽，悄悄记下他的订单：一箱香槟，一箱波尔多红酒，一箱勃艮第白酒，免费送到家，是生日宴会，大门密码、楼层，我都记下了。我到另一家店买了类似的三箱酒，10点一到我就打电话给店里，把送货日期改到星期一，然后把我买的酒摆到五楼，正好在我未来受害者的上面一层，只等他掉到陷阱里。10点55分，他回家五分钟后，我也进入大楼，搭电梯到五楼，把酒搬到四楼，公寓里流泻出吕利的一首曲子，我听了几秒钟，然后自信满满地按门铃。

“德马霍先生吗？”

“我是，你早到了，请把酒放到厨房，我马上好。”

他让我进门，我看到他走向一个小客厅，里头摆着一架美丽的大键琴，琴是打开的。他小心翼翼关上琴，好像在一堆乐谱中翻找什么，我把酒箱推向木地板，滑进门后关上门，跟他会合。

我将账单放在大键琴上，他倾身签字时也许察觉到些许不对劲，但就在这时，在这间客厅拉上的酒红色窗帘的暗影中，他在喉咙发出的喀喀声中结束了生命，连声叫喊都没有——我割了他的喉咙。那把修长的刀非常轻巧好使，我一只手抓着他的头发往后拉，另一手拿着刀往他的脖子上按，割断气管跟颈动脉，他才动了一下就瘫在我怀里。我用当天早上才在平价百货买的一条大围巾把他的脖子包起来，当我把他放到地上时，乔斯林的眼神已经死寂。我无声地收拾东西，把尸体抬到床上，将溅到地板跟大键琴上的血渍擦干净，然后把身上的衣服换掉。我无法自抑地坐到大键琴前弹奏起来，就像要延续我心中那首缓慢庄严又无止境的奏鸣曲一样，我领悟到自己刚刚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离开的时候我把门带上，平静地上了车，回到家后，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瘫在床上。运气真好，没人看到我，大楼既没有管理员，也没有邻居。完美的犯罪。我复仇了。

当时我深深相信这桩谋杀是我最初也是最后一次杀人，我已经可以感觉到这个破天荒的行动在我人格中引起的效应，我跨出那一步，从此再也没有界线。比起其他俗人，我是如此高绝，不只在音乐才能上面领先于他们，而且只要我高兴，还可以随意左右他们的命运，我一点也不需要再杀人，正因为我可以，我有操控生死的权力。

接下来就要看这对我的琴艺有什么影响了。之后的那个星期二，我刚好要参加一个盛大的晚会，在钢琴家杜歇博的独奏会上担任第一部分的演奏。乔治帮我争取到这个机会，他说，这样我就可以在全巴黎音乐界的重量级人士面前展现实力了。

演奏会出奇成功。我的最深层起了某种变化，内心的音乐惶恐地自我检视，完全不再奏出那个技巧精湛却单调无聊的旋律；当我练琴的时候，我感到像是雷击、神启，或是其他神秘的东西窜过，演奏的力度前所未见，就像母亲喜爱的芭芭拉某首歌词里说的“音符在我的指尖轻松愉悦地跳动着”，完全就是这样，每个音符都像是个奇迹。我就像听别人演奏似的聆听着，整整两天，我毫无倦意地练习着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美》，我选择这首地狱级高难度的作品，主要是想在古典曲目中显得独特，不是有传言说连作曲家自己都不敢在公共场所演奏它，而有名的史克里亚宾在演奏它的时候也把手弄伤了吗？

好心的乔治在星期一晚上来看我，听到我的练习之后，他目瞪口呆。

“拉兹洛，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演奏，从来没有！你先弹拉赫曼尼诺夫的序曲让他们尝尝滋味，然后再用这个了结他们！”

他兴奋过度了，我用眼角余光瞄他，带点担心，然后回答他接下来的狂热问题。

“发生什么事？这刚好就是你原先欠缺的，这样的饱满度跟这种热情，你现在完全表达出来了，你在诉说自己啊……”

然后他再度拿起我给他斟的一杯酒，说：“你看着吧，拉兹洛，看那些乐评会有什么反应，我想他们甚至有可能谈论你比谈论杜歇博还多！”

那是在杜歇博把自己的钢琴沉到湖底以结束演奏生涯之前的事。那个星期二演奏会当天，我负责音乐会的第一部分，夏沃音乐厅里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从序幕的第一个音符开始，就好像有某种颤动的波浪，如一道电流通过一排一排的座位传达出去，直到最高点，在《伊斯拉美》喧噪的结尾中转化成如雷的掌声，观众、钢琴跟我都像中了邪似的。观众起立鼓掌，要求我再弹一次巴拉基列夫，我看到杜歇博跟他的经纪人在后台不耐烦地走来走去，于是我谢幕，跟处于狂喜状态的乔治会合。

“不要激怒他们，你只要挑起观众的渴望，这次不要重弹，你会有其他机会的。”

我遵从他的意见，热情感谢借舞台给我的钢琴家，感觉像脚下有火红的炭火般急切兴奋。

回到当时在蒙托葛尤街的住处，我被一种圆满的感觉笼罩。随后当我气喘吁吁、独自跑上巴黎街道的时候，音乐将我淹没在一种狂暴的急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