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奥睁开眼睛，一时一道手电筒的光束令他目眩。他无须看手表——这是拘捕时间，凌晨四点。他下床，心脏怦怦地在跳。他在黑暗中蹒跚前行，摸不着方向，与一个人相撞，被撞到一边。他一个踉跄，失去平衡。灯亮了。适应明亮的光线之后，他看到三名军官：三个年轻人，不会超过十八岁。他们个个全副武装。里奥不认识他们，但他知道他们属于哪一类军官：不假思索地服从一切命令的低级军官。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施加暴力，任何轻微的反抗都会遭致极端的暴力。他们身上散发出烟酒的味道。里奥猜想这些人还没睡觉，整宿喝酒，熬夜等待执行这次任务。酒精让他们反复无常，激动不安。想要安然度过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奥必须小心谨慎，任由他们摆布。他希望瑞莎也明白这一点。

瑞莎穿着睡衣站在那里，全身瑟瑟发抖，但不是寒意所致，她不确定到底是因为震惊，还是因为恐惧或愤怒。她就是忍不住地颤抖，但她的眼神不会闪躲。她并不感到难堪，让他们为自己的暴行感到难堪吧，让他们看看她皱巴巴的睡衣和凌乱的头发吧。不，他们个个无动于衷，对他们而言都是一回事，这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她在这些男孩子的眼睛里看不到任何感情。他们是迟钝的，卑鄙阴险的眼睛从一边转到另外一边。国家安全部上哪里找到的这些铁石心肠的男孩子们？是他们将这些孩子塑造成这个样子，她对此确信无疑。她瞥了一眼里奥。他站在那里，双手搁在身前，低着头，避免眼神交流。谦卑温顺这时也许是明智的选择，但她现在感觉不到这有什么明智可言。三个恶棍出现在他们的卧室里，她希望他起来反抗，表现愤怒。这当然是本能反应。普通人都会感到愤慨，但即使现在，里奥的表现也很具政治性。

其中一个人离开房间，但很快就拿着两个小盒子返回了。

“你们只能带两盒东西，除了衣服和文件，其他什么个人用品都不许带。一小时之后，不管你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都要离开这里。”

里奥盯着这两个盒子，盒子由一块帆布紧紧绷在木头框架上做成。他们提供了一个适度的空间，足够当天来回的短途旅行。他转身对妻子说道：“尽可能地多穿衣服。”

他瞄了一眼身后，一名军官正在一边抽烟，一边观察他们。

“你能出去等吗？”

“不要浪费时间提任何要求，答案都是不可能。”

瑞莎在换衣服，她感觉到这名警卫卑劣的眼神在她身上肆无忌惮地游移。她尽量合理地将更多衣服穿在身上，一层套一层。里奥也是如此。要是在其他情况下，这可能有点滑稽，他们的胳膊和腿被棉衣和羊毛撑得肿胀起来。穿好衣服之后，她就开始琢磨，在所有物品当中，他们应该带些什么，留下什么。她仔细看了一下自己的盒子，盒子不过九十厘米宽，大约六十厘米高，二十厘米深。他们的生活被迫要适应这个空间。

里奥知道，这些人可能不会对他们进行任何情绪干扰，不施加任何暴力，只是让他们收拾行李之后将他们送到某个地方，转而一想，他们这一去也可能就是死路一条。如果他们坚持自己会活下去的想法，无论这个想法多么渺茫，将他们转移到某个地方总还是要相对容易一些。但他能做什么呢？放弃，还是战斗？他在心里迅速盘算了一下，空间虽然宝贵，但不得不作必要的浪费，《宣传者之书》与《布尔什维克的短期历程》这两本书一定得带上，否则这会被诠释为具有颠覆性的政治姿态。在他们目前的危境当中，如此轻率的行为无异于自杀。他抓起这两本书，将它们放进盒子里。年轻的警卫在一旁观察一切，看着他们装进什么，作了哪些决定。里奥碰了碰瑞莎的胳膊：“穿上鞋子，挑最好的，一人一双。”

优质的鞋子可是罕见贵重的商品。

里奥将衣服、贵重物品和相集——他们的婚礼照片、他的父母亲史蒂芬与安娜的照片，但没有瑞莎家人的照片——收拢起来。她的父母亲在伟大的爱国战争中双双遇难，她所在的整个村庄被彻底摧毁。除了穿的衣服，她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一切。盒子满了以后，里奥的眼睛停留在墙上挂着的那幅裱框剪报上：他自己的照片，他曾是战争英雄，坦克摧毁者，被占领土地的解放者。他的过去与这些年轻的警卫毫无分别：在逮捕证上签字，每一次英雄主义的行为与个人牺牲都变得毫不重要。里奥将剪报从框中取出来。剪报经过多年精心保管，悬挂在墙壁上，仿佛就是一个神圣的标志；他将报纸沿中间对折，将它扔到盒子里。

时间到了。里奥关上盒子，瑞莎也关上盒子，他在想他们是否还会有机会再看到这套公寓，似乎不太可能。

他们被护送着下楼，五个人挤在一起，将电梯塞得满满的。外面有一辆车在等着他们，两名军官坐在前面，另一名坐在后座，夹在里奥和瑞莎之间，呼吸散发着污浊的气味。

“我想看一下我的父母亲，想跟他们告别。”

“别提什么要求。”

清晨五点，出站大厅已经热闹起来。士兵、普通乘客、车站工作人员都在准备登上西伯利亚特快列车。火车头上覆盖有战争期间装上去的装甲板，车身上印有凸起的字样“为共产主义欢呼”。当乘客们纷纷登上列车，里奥和瑞莎各自拿着自己的盒子，在武装警卫的陪同下，站在站台末端等待。仿佛他们携带有某种传染性病毒，没有人靠近他们，在熙攘忙碌的车站里，他们似乎成了一个隔离的气泡。警卫没有作出任何解释，里奥也懒得问他们。他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现在等谁。他们有可能被送往不同的劳改营，也许再也看不到对方了。但这显然是一趟客运列车，不是用来装运囚犯的红色运牛卡车。他们是否有逃生的可能？毫无疑问，直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算幸运。他们还活着，还在一起，这远远超出里奥的想象。

在里奥作证之后，他被遣送回家，在制定判决之前，他被软禁在家。他认为这最多需要一天。在回公寓的路上，在上第十四层楼的过程中，他突然意识到口袋里还装有那枚足以受牵连的中空硬币，他将硬币丢到一边。也许是瓦西里藏了这枚硬币，也许不是，但这已无关紧要了。当瑞莎从学校回到家里，她发现门外站着两名武装军官；军官对她进行搜查之后命令她待在屋里。里奥向她解释了他们所处的危境：对她无充分证据的断言，他自己所做的调查工作以及最后自己对指控的否认。他无须解释他们生还的希望非常渺茫，因为当他在叙述这一切的时候，她一言不发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等他说完之后，她的反应让他有些出乎意料：“以为我们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太天真了。”

他们坐在公寓里，等着国家安全部随时派人过来。由于接下来的事情不可知，现在尽量地多吃一点东西才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但他们俩谁都懒得做饭，谁都感觉不到饿。他们既不脱衣睡觉，也没离开过厨房餐桌半步。他们只是静默地坐着——等待着。由于考虑到他们可能再也不会相见了，里奥有一种想与妻子交谈的冲动：交代一些有必要交代的内容，但他一时却无法阐述清楚。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他意识到这是他们共处时间最长的一次，在他的印象当中，很少出现这种面对面的、不受任何干扰的共处。他们俩谁也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种局面。

当天晚上，没人敲门。凌晨四点过去了，也没人来逮捕他们。第二天快要中午的时候，里奥做了早餐，心想他们为什么会需要这么长时间。后来终于听到有人敲门，他和瑞莎站起来，急促地呼吸，心想到此为止了，军官们来拘捕他们了，他们会就此分开，各自接受审讯。没想到竟是一点小事：警卫们换班，一名军官要借用他们的洗手间，然后又问了一些购买食物的问题。也许他们没找到任何证据，他们也许得到澄清，起诉他们的案子将不成立。里奥的脑子里只是简单地闪过这些念头：指控从来不会因为缺乏证据而被推翻。同样，一天变成两天，两天变成四天。

他们就这样在家里被囚禁了一个星期之后，一名警卫脸色苍白地走进公寓。看到他，里奥确定他们的时间终于到来，结果听到这名警卫用一种激动颤抖的声音宣布，他们的领袖斯大林去世了。就在那一刹那，里奥暗自思忖，也许他们还有一丝幸存的可能。

报纸已经歇斯底里，警卫的情绪也过于激动，关于他们领袖的逝世，里奥将各种模糊不清的信息贯穿起来，得知斯大林是平静地死在自己的床榻之上。据说他最后的遗言是关于他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以及这个伟大国家的未来。他从工作中获悉，斯大林最近逮捕了这个国家医术最高明的医生，这些医生为了保持他的健康状况倾注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他觉得斯大林明显死于自然原因，而没有医学专家能够查明他突然发病的根源，这并不是巧合。将这些医生关押起来，无疑给了那些冒充医生的刺客随心所欲的机会，他们可以袖手旁观，看着他坐以待毙，并安全地知道能够制止他们的那些专家正在监狱服刑。虽说如此，也可能只是因为斯大林已经生病，但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释放这些医生。如果斯大林痊愈，他们可能已经因违抗命令而被处死。

这种阴谋诡计对里奥来说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已经死了。所有人的秩序与确定感都会被打乱。谁会来接管这个国家？他们会如何管理这个国家？他们会制定怎样的决策？哪些军官会得势，又有哪些军官会失宠？在斯大林统治之下被接受的东西也许会被新制度摒弃。没有领导人意味着这个国家一时会陷入瘫痪，除非自己的决策受到认可，否则没有人愿意制定决策。数十年来，没有人根据自己的信仰对错来采取行动，而是根据他们的想法是否取决于自己的领袖。而一个人的生死取决于名单上的注解：名字上画一道线就可挽救这个人的性命，没有任何标记则意味着他将被处死。这就是司法体系——就看有没有线条。里奥闭上眼睛，能够想象鲁布央卡过道里那种静默的恐慌气氛。他们的道德罗盘被忽略了这么长时间，以至于现在已经失去控制，东南西北全部错位。至于孰是孰非的问题——他们完全没有概念。他们已经忘了如何作决定。在这样的时期，最安全的举措就是尽可能地按兵不动。

在这种情况下，里奥·德米多夫与妻子瑞莎·德米多夫的案子虽被证明是具有分裂性、煽动性及有问题的，却被暂时搁置一边，这也是案子为什么被拖延的原因。没有人愿意触碰这个案子，所有人都忙着调整自己在克里姆林宫新权力集团的定位。为了让问题更为复杂，斯大林最得力的助手拉夫连季·贝利亚——如果有人给斯大林下毒，里奥推测一定就是他——承担起他的衣钵，摒弃了关于阴谋论的想法，并下令释放那些医生。嫌疑犯因为清白无辜而被释放——谁听说过这种事情？里奥当然想不起任何先例。在这种情况下，起诉一个被授予勋章的战争英雄，一个曾经上过《真理报》头版头条的人，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这可能会被视为冒险。因此，在三月六日，不仅没有人敲门带来决定他们命运的消息，里奥与瑞莎反而获准参加他们伟大领袖的国葬。

严格来讲，里奥与瑞莎还在软禁当中，他们与两名警卫恭顺地加入人群，所有人径直朝红场走去。许多人都在哭泣，有些人的情绪处于失控状态，这其中有男有女，也包括孩子。里奥心想，在成千上万个悲恸欲绝的人当中，能否看到一个人没有因他们正在哀悼的这个人丧失亲朋好友。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法抗拒的伤感，也许这与对死者的盲目崇拜有关。里奥听说，即使在最残酷的审讯当中，许多人都大声疾呼，只要斯大林知道国家安全部的过分行为，他也会干预。不论这种伤感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葬礼为多年郁积的痛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出口，人们可以借机放声大哭，借机拥抱自己的邻居，借机表达一种之前从未有机会表达的伤感，因为这暗示了对这个国家的某种批评。

主要街道与国会都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简直让人无法呼吸，人流汹涌往前，走在人群当中就像崩落的岩石无法自控。里奥一直拉着瑞莎的手，尽管四周都是挤压的人群，但他确定他们不会被人群冲散。他们很快就和警卫走散了，当他们靠近广场的时候，人群越聚越拢。感觉到周围人群越来越挤，情绪越来越激动，里奥下定决心。这时，他们碰巧被挤到人群边缘，他跨进一个门道，并将瑞莎拉出人群。他们就躲在门道下，看着熙攘人流继续往前涌动。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前面的人群几乎要被压死。

他们本可以趁着混乱逃走，他们再三思量，在门道下小声争论。跟随他们的警卫不见了。瑞莎想逃跑，但逃跑会让国家安全部有十足的理由对他们处以死刑。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他们没有钱，没有朋友，也没有藏身之处。如果他们决定逃跑，里奥的双亲也会遭到枪决。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够幸运了。里奥决定孤注一掷，勇敢面对。

最后一批乘客都已经上车。火车站站长看到这些穿着军服的军官们簇拥在火车头附近的站台上，不让他们离开。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想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好奇的乘客透过车窗偷偷地打量这对年轻的夫妇到底遇到什么麻烦。

里奥看到一名身着制服的军官朝他们走过来，正是瓦西里。里奥一直都在等他出现，他绝不会错过幸灾乐祸的机会。里奥隐约觉得心中有一股怒火，但他有必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也许还有什么陷阱。

瑞莎以前从没见过瓦西里，但她听过里奥对他的描述：

英雄的脸庞，狗腿子的灵魂。

即使只是扫了一眼，她觉得对他的有些描述并不太准确。他当然是非常英俊，但他的笑容似乎很单纯，并无恶意。当他最后走近他们时，她注意到他对里奥蒙羞的幸灾乐祸及失望之情。

瓦西里脸上的笑意更深：“我坚持让你们等我，这样我可以来与你们告别，并向你们解释最后的决定。我希望由我亲自来告诉你们，你们明白吗？”

他在自我陶醉。尽管这个男人曾让里奥受过惊吓，在他们活到现在的这个时候，再去激怒他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嘟囔道：“我对此很感谢。”

“你被重新分配工作。鉴于你的脑海里有太多没有答复的问题，你不可能在国家安全部继续待下去了。你被分到民兵部队，不是作为侦探，而是最低级的职位。你去做一些打扫关押牢房、记笔记等工作——人家吩咐什么，你就做什么。如果你想活下去，你就需要习惯接受命令。”

里奥理解瓦西里的失望心情，这种惩罚——在当地警方雇用流放——算是很轻的判决了。鉴于证词的严重程度，他们可能会面对在科利马河挖掘金矿的二十五年有期徒刑，那里的气温在零下五十度，囚犯的双手因冻疮而变形，预期寿命只有三个月。他们不仅死里逃生，而且重获自由。里奥不敢想象这是库兹明上校的感性之举，事实上是，起诉自己的手下让他自己有些无地自容。在政治动荡时期，借重新安置的名义将他打发走，这种做法要稳妥精明得多。库兹明也不希望他的审判受到详细调查，毕竟，如果里奥是间谍，为什么库兹明一直对他偏爱有加，一直提拔他？不行，这些问题都会让人很尴尬。将他分配到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才是比较容易和安全的做法。里奥清楚任何如释重负的表情都会惹恼瓦西里，于是尽力表现得垂头丧气一些：“哪里需要我，我都会履行我的职责。”

瓦西里走上前，将车票和文件塞到里奥的手里，里奥拿着文件，朝火车走去。

瑞莎走上车厢，瓦西里突然大声说道：“听到自己的丈夫跟踪自己一定很难过，而且不止一次。我相信他跟你说过这些，他跟踪过你两次，另外一次不是国家公务，他不认为你是间谍，但他认为你是个荡妇。你必须原谅他这一点，每个人都会有疑虑，而且你很漂亮。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你不值得他为你放弃一切。我怀疑当你的丈夫意识到自己被送往怎样该死的地方时，他会恨你的。要是我的话，我会保留那套公寓，让你被当做叛国者而枪毙掉。我唯一能猜想到的就是你一定和他干得很爽。”

这个男人对自己丈夫的耿耿于怀令瑞莎感到诧异，但她保持沉默，哪怕一次顶嘴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她都没有留意到自己的鞋带已散，拿起自己的盒子，打开车厢门。

里奥跟在她身后，尽量不回头。他怕自己如果看到瓦西里得意的笑，他可能无法控制住自己。

列车徐徐离站的时候，瑞莎的眼睛盯着车窗外面。

车里已没有座位，他们只得挤在一起站着。两个人谁也没说话，看着城市渐行渐远。最终，里奥说道：“对不起。”

“我相信他在撒谎，他无非是想激怒你。”

“他说的是实话，我跟踪过你，而且与我的工作无关。我以为……”

“以为我和别人睡觉？”

“有一段时间你不愿和我交谈，不愿碰我，不愿和我睡觉，我们就像两个陌生人，而我不清楚为什么会那样。”

“嫁给一名国家安全部军官，就别指望不被跟踪。但告诉我，里奥，我怎么能不忠呢？说现实点，我那是在冒生命危险。我们没有谈论那件事，否则你会逮捕我的。”

“那就是你认为会发生的事吗？”

“你记得我的朋友左娅吗，我记得你们见过一次面？”

“也许……”

“对，这就对了——你从来记不住任何人的名字，不是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是不是只有将发生过的事情从脑海中清空，晚上才能够睡个安稳觉？”

瑞莎语速很快，语气平静，但话语中夹杂的那种激烈程度是里奥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她继续说道：“你肯定见过左娅。她没有注册，但那时她在党内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她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他们逮捕她的时候，她正从一座教堂里走出来，指控她在做反斯大林祷告。祷告，里奥——他们根据她脑子里的想法就宣判她有罪。”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也许能够有所帮助。”

瑞莎摇摇头。里奥问道：“你认为我告发了她？”

“你怎么知道？你甚至连她是谁都记不得了。”

里奥大为震惊：他与妻子以前从未这么说过话，他们的谈话内容只局限于一些家常琐事和礼貌性的对话——他们从没高声说过话，也没争论过。

“就算你没有告发她，里奥，但你又如何能够帮助她？逮捕她的人就像你一样——都是一心要将自己奉献给这个国家的人。当天晚上，你没有回家。我想，你可能也在拘捕某个其他人最好的朋友，其他人的父母亲或孩子。告诉我，你逮捕过多少人？你自己知道吗？跟我说个数字——五十、两百还是一千？”

“我不想跟你说这个。”

“他们不是有意针对我，而是针对你。逮捕陌生人，你都会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他们可能有罪，你都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出于某种目的，但对他们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哪怕你心里知道这是错误的，没有意义的，但无论他们要求什么，他们都希望你去证明，他们希望你去证明自己的盲目服从。我想，妻子就是证明这一点的有效测试。”

“也许你说得没错，但我们现在摆脱了。能获得这第二次机会，你知道我们有多幸运吗？我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重新开始生活。”

“里奥，没这么简单。”

瑞莎停下来，仔细打量自己的丈夫，就好像这是他们初次见面：“我们在你父母家吃饭的那天晚上，我在门口听到你们的谈话。我听到关于你是否检举我是间谍的讨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想死，所以我回到街上，走了一会儿，试图整理自己的思绪。我在想——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放弃我吗？你父亲的话很有说服力。”

“他当时吓坏了。”

“三条命对一条命？这个数字很难让人反驳，但如果三条命对两条命呢？”

“你没有怀孕？”

“如果我没有怀孕，你还会为我担保吗？”

“而你到现在才告诉我？”

“我担心你改变主意。”

这就是他们的关系，赤裸相见。里奥感觉到一种无常。他现在站着的火车，身边的人，盒子，衣服，车外的城市——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变得很恍惚。他什么都不相信，包括可以看见、触碰和感觉的任何东西。他曾相信的一切不过都是谎言。

“瑞莎，你爱过我吗？”

尴尬的沉默，这个问题就像一股难闻的气味久久不肯散去，两个人随着列车一摇一晃。瑞莎最后还是没有回答，只是跪下来系自己脚上的鞋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