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莎用手摸摸窗框，钉死卧室窗户的钉子全被撬了出来。她转身朝门口走去，打开门。在过道里，她能够听到楼下餐厅的嘈杂声，但没看到巴萨洛夫。现在是深夜，是他最繁忙的时间。关上门，锁好，瑞莎又回到窗边，打开窗户，她朝下张望。窗户的正下方是一个斜屋顶，是厨房屋顶的一部分。在里奥爬下去的地方，积雪被踩出脚印。她勃然大怒。他们死里逃生，现在他却拿他们的性命在冒险。

今天是瑞莎在151中学上班的第二天。校长维塔利·科兹洛维奇·卡普勒已年近六十，他对瑞莎的到来感到非常开心，因为她接手了他的许多课程，让他轻松了很多，他可以趁机赶赶档案文件工作。她的到来是否真的让他有时间去处理其他工作，还是让他少做些工作，瑞莎并不确定。基于第一印象，他似乎是那种喜欢书本研究胜过教学的人。但立刻开始工作还是让她很高兴。从她目前教的这几堂课看来，她发现这里的孩子政治觉悟没有莫斯科的孩子高。提到重要政治人物时，他们不会爆发出掌声，他们也不争先恐后地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普遍来讲，他们看上去更像孩子。学生的背景也各种各样，他们的家庭来自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他们的集体经验也截然不同。教职工的情况也是如此，几乎所有教师都是从各个地区被调往沃瓦尔斯克。由于这些人也都经历过她刚刚遭遇的剧变，所以对她都够好。他们当然也会怀疑她。她是谁？她为什么会来这里？她是外表看上去的这个样子吗？但她对此并不介意，每个人相互之间都会问这些问题。自从第一次来到该镇，瑞莎就想过在这里重建生活。

她在学校一直逗留到深夜，读书，备课。151中学比臭气熏天的餐厅里那间闹哄哄的房间不知要舒服多少，肮脏破旧的环境实际就是惩罚，而在他们给里奥制造麻烦的同时，他们也成了间接攻击她的武器。最重要的是，她对新环境极其适应。她对建筑、城市或财产等都无任何眷恋。自从她在孩提时代亲眼目睹家园被毁的那一天起，这些情感就已经从她身上被掏空。在战争刚刚打响的第一年，她十七岁，在森林里到处搜寻粮秣，一个口袋放蘑菇，一个口袋放莓果，突然有炮弹落下来，幸好不在她身边，而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她爬上最高的那棵树，还感觉到树干在震动，她就像只鸟儿那样栖息在一根高高的树枝上面，看着几公里之外自己的家乡转眼之间就化为灰烬，仿佛整个城镇蒸发到天上去了。地平线消失在人造的烟雾之下，像是从地面被惊扰。毁灭的过程对她来说太迅速、太广泛、太彻底，以至于她对自己的家庭未抱任何希望。在炮弹狂轰滥炸之后，她从树上爬下来，惊恐不安地往回走，被压碎的莓果汁浸透了她右边的口袋。她的眼睛一直在流泪——这不是难过的泪水，因为当时她没有哭，或者说从此以后她都没再哭过——这只是对尘土的反应。刺鼻的浓烟呛得她一直咳嗽，这就是她对家园最后的印象，她发现炮弹不是从德国战线发射过来，而是直接从苏联前线从头顶呼啸而来。后来，身为难民，她听说自己祖国的部队下令毁掉任何有可能落入德军手上的城镇和村落。这个对她孩提时代家园的彻底消灭就是一次：

预防措施。

就这几个字足以证明任何死亡都合情合理，就算毁灭掉自己的人民，也不能让德国士兵有机会找到一片面包。不许对此有任何良心上的谴责，无须道歉，不能有任何疑问。反对这些屠杀就是叛国。父母教给她关于爱与情感的课程，一对相爱的人对一个小孩的耳濡目染，统统都被挤到她思维的犄角旮旯。那种行为属于不同的时代，拥有一个家，归属感——只有孩子才会紧握着这个梦想不放。

瑞莎从窗边走开，极力维持平静。里奥央求她留下来和他在一起，罗列离开的各种危险。她毫无理由地认为这是上策，算不上高明，但仍然是上策。而现在，他将他们的第二次机会也置于险境当中。如果他们想要在这个初来乍到的地方生存下来，他们就必须保持低调，不得有任何出格的行为——要保持沉默，不要招惹任何人。他们一定在监视当中，巴萨洛夫一定也是个密告者，瓦西里在该镇可能也安排有地下工作人员在监视他们，只要稍有闪失，就让他们罪加一等，将他们关禁闭或枪决。

瑞莎关上灯。她站在黑暗中，凝视着窗外。外面没有人，如果有人在监视他们的话，他们几乎一定就在楼下。也许这就是这扇窗户为什么会紧闭的原因吧。她必须得让里奥把钉子给带回来，好让窗户恢复以前的状态。他们去上班的时候，巴萨洛夫可能会上来检查。她戴上手套，穿上外套，爬出窗户，趴在冰冻的屋顶上，努力不弄出一点动静。她关上窗户，爬到地面。她已经让里奥发誓答应一个条件——他们现在平起平坐，就像他们以前从未平等过一样。但他现在已经食言了。如果他以为出于自己的个人原因而让她冒生命危险的时候，她还会安静地陪伴其左右，还是他温顺合作的妻子，那他就大错特错了。